在阅读这章之前,我想对查尔斯·达尔文做一些简要的尽可能客观的叙述:
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个划时代的博物学家,在人类起源得问题上做出了卓越得思想共享。同时,他人品高尚,却十分谦逊,也为自己有优渥的家庭背景做研究后盾心知肚明,甚至在晚年的自传中说过“自己上学时并不聪明,甚至达不到一般的智力水平”、“我不用养家糊口,有大把的闲暇”、“我的科学成就,不管多大,都是由复杂的智力水平和条件决定的。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热爱科学,有耐心,能够长时间地思考某个题目,还有一定的创造力和判断力。我的这些才能并不出众,居然也能在某些重要方面深刻地影响科学人士的观点,的确有些不可思议”等诸如此类的自谦之词。
1855年9月,艾尔弗雷德·华莱士在《博物学年鉴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论控制新物种出现的规律》,与达尔文尚在筹备的论著的论点不谋而合。1857年达尔文读完该论文后主动写信给华莱士表达相见恨晚的激动心情。1858年2月,华莱士将含有自然选择观点的理论概要毫无保留地寄给了达尔文。
同年6月,达尔文给莱伊尔也写过信,表达了会被怀疑抄袭华莱士的担心。他还提出:华莱士一把论文给他,他就发表自己的这份,是否不够道德?如此“我宁可把整本书都烧了,也不愿让他或任何人觉得我是个卑鄙小人。”华莱士的品德亦无可置疑,他认为达尔文先提出了这个观点,优先权理应属于他。并在二人的论文一齐于1858年林奈学会会报刊出后给约瑟夫·胡克去信:“达尔文先生太无私了,如果他只公布我的论文,却不公布他此前就同一话题写的可能更为全面的观点,我肯定会感到痛苦和遗憾。”
而达尔文早在论文刊登之前,就给胡克写信说:“我现在竟然还在计较是谁现提出的这个理论,实在是太丢人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信件不胜枚举。
达尔文是个谦卑、慷慨和无私的学者,1861年《物种起源》第三版中,他增加了《物种起源观点的发展史》,囊括了自亚里士多德起至他与华莱士止的所有相关学者。
正如翻译家、古生物学家苗德岁在《物种起源》的译者序中所表述的那样,网络与历史赋予了达尔文多重形象,人们也容易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达尔文的头上。这种误读对达尔文有失公允。
“上述种种近乎怪诞的现象,委实印证了一种说法,即:《物种起源》一书虽然被人们所广泛引用,却鲜为人们从头至尾地通读。这究竟是何原因呢?窃以为,由于《物种起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意欲阅读它,但苦于书中涉猎的科学领域极广(博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胚胎学、形态学、分类学、行为科学等等),加之达尔文为了说服读者而在书中不厌其烦地举证,故往往使缺乏耐心的读者知难而退或浅尝辄止。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下,即令是科研人员,也大多无暇去通读或精读此类经典著作,常常拾得只言片语,甚或断章取义,把它们当作教条式的简单结论,而不是视为可被证伪的理论范式。”
“《物种起源》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有待每一位读者躬身竭力地去亲手挖掘。同时,我坚信对作者最大的尊重和感念,莫过于去认真研读他们本人的文字。”
此故,特作声明一则。希望广大读者勿因角色对话而对这样一位伟大学者产生偏见和误读。而若是各位也对他伟大的文字产生了兴趣,那么这对你我与这位学者而言都是一桩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