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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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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礼拜六下午,我和蒋文韬在某公园爬山。我们正聊着,桐子突然给我打电话。山里的信号不好,我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做了一套广播体操,终于把他的意思听清楚。蒋文韬本来站在我身边儿,听我大声地叫桐子,立刻迈腿往前走了几步,站在远处欣赏风景。
桐子说他今天就想回S大,他说我要不方便就不用接他,他下了地铁可以再坐公车。不知是不是信号不好的缘故,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照我对他的了解,这多半儿是跟小女生吵架了。
从地铁车站到S大,坐公车至少要两小时,更何况我猜他根本不清楚该坐哪趟公车。
我收起电话,蒋文韬还站在远处看风景。我尽量放慢脚步,蹓跶着走过去。我知道她不会主动问我电话谁打的是不是有事。所以我先开口说我得去接我同学,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心里盼着她能一口回绝,可她什么也没说,只轻轻点了点头。我于是又补上一句:你下午没要紧事吧?她又轻轻摇了摇头。
我们赶到BART车站,桐子已经站在路边等。他熟练地拉开后车门,把包往后座上一扔,一屁股坐了进去,很自然地和蒋文韬打招呼。这不是他俩第一次见面,以前在我宿舍碰上过。
我从后视镜里看桐子,他也正在看我。他冲我挤眉弄眼儿,那意思是在拿我和蒋文韬开心。我假装没看见,一心一意地开车。
当着蒋文韬的面儿,我不能问桐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也不能谈论炳湖和大胡子教授。可我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其他的话题。聊天儿有时竟也像是看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上一集悬在那儿,没心思换台看别的。
但没过一分钟我手机就叫,不接也能猜出谁打的。我把手机递给桐子,他接过去在嘴边儿捂严实了,呜噜呜噜地说话。我把汽车音响的声音开大一些。蒋文韬扭头看窗外,左不过就是湾区那些长满黄草的山,这几个月她早该都看腻了。
桐子没讲多久就把电话还给我。我专心开车,可还是听到一句什么“爱去你自己去”之类。这下子我心里有了数,俩人大概又为了那位“林叔叔”怄气了。
方莹在旧金山有个熟人,姓林,是开中餐馆儿的。方莹的父亲前两年到旧金山某大学作过访问学者,常去中国城的中餐馆儿吃饭,一来二去的就跟这位福建来的林老板成了熟人。现在女儿也到这里留学,自然把女儿介绍给熟人,也好有个照应。
林老板我见过,四十岁上下,黑瘦精壮,眼窝深陷,是个老实巴交,土里土气——当然某些女生管这叫“有男人味儿”——的岭南人。
有一次我开车带着桐子夫妇到中国城一家超市购物,林老板正巧也在店里买东西。他正挽着袖子,从货架上往自己的购物车里搬东西,一包一包地装冰块儿的袋子,足有二十磅的大米袋子那么大。他动作灵活,大气不喘,结实的胳膊上青筋暴露,泛着黝黑的光泽。
我正欣赏他的粗胳膊,他却突然抬头看到我们,好像一脸吃惊的样子。我赶快扭头看别处,可过了一会儿,发现他还是不断地往这边儿看,冰袋子也不如刚才搬的利落。后来方莹也发现了他,立刻满脸带笑,快步走过去叫林叔叔。方莹也慌,手里还捧着一盒“湖北红心鲜蛋”,一根“马尾巴”在脑袋后面摇晃得好像钢上紧弦的钟摆。我这才知道,原来果然是碰上熟人了。
林老板如梦初醒,一张木纳的脸突然间融化成堆满皱纹儿的笑脸,就跟方莹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人参娃娃一般。
方莹松鼠似的蹦跶着往前走,林老板忙扔了冰袋子来扶方莹的胳膊,好像教练去扶刚从平衡木上跳下来的运动员。
方莹两颊绯红,忸怩着把我们叫过去做介绍。
林老板热情地按住方莹的小肩膀,同时说他的店就在这附近,盛情邀请我们去吃点什么。方莹看桐子脸上晴转多云,主动从林老板的大手下逃进桐子怀里,并用撒娇的口气说今天还有事,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方莹把林老板的成就讲得像刚出锅的水煮鱼,用的感叹词比水煮鱼里的花椒还要多。最后她说林叔叔多厉害啊!想当年是偷渡来的美国呢,那是多苦的日子呀!不但生存下来,盼到了总统的大赦,还开了店当了老板呢!对了,你们真应该去林叔叔家看看,那大房子真气派极了……
桐子脸上已经多云转阴,忍无可忍地抢过话头说:在国内就是开饭馆的发死,做学问的饿死,怎么到美国还这样?
方莹立刻撅起小嘴儿说别不服,人有本事就得承认!
桐子脸上乌云密布,异常严肃地说:我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成,可我就是谁都不服。谁让我是穷学生呢。
方莹的脸色也有些不妙,但毕竟桐子的生气,使她眼睛里增添了些骄傲。再说正当着我的面儿,所以她并没发作,只从鼻子里吹出点气儿来。
从那以后,林老板成了桐子家没把儿的水壶——提不得。
然而林老板虽有威胁,却算得上是方莹的叔叔,方莹不能无端的就跟他断绝来往。更何况林老板始终记着登门拜访这档子事,隔三差五地就要打电话问方莹:“你几时到我家来吃饭啊?一定带你的朋友一起来啊!”
迫于桐子的压力,方莹推了又推,但林老板单纯而执著,方莹只好再做桐子的工作。两人最近就为这事常闹小别扭。不过闹到像今天这么严重,大礼拜六的就要求回S大,还是头一回。
我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看桐子,他硬压着嗓门儿和火气,好像憋着气的压力锅,我还真担心他把我手机扔到车窗外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