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6、第 6 章 [转]科举

　　科举制度下的朋党之争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中国古代有许多反映熟人社会的谚语，如“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情要卖给熟面孔”等等。它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那就是熟人好办事。但是熟人也有反目的情况，如韩愈所言：“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熟人社会，无非是一种利益上的结合。科甲朋党的产生便是这种利益结合发展到极至的典型表现。

　　　科举促成科甲朋党形成与发展

　　　朋党，原指同类之人为一己之目的而互相勾结，后专指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它是官僚制度的产物。科举制度的推行，把天下士子集中于考场，为形成朋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因而出现了科甲朋党，并成为历代之流弊。

　　　科举考试设有主考官，唐宋时称“知贡举”，明清时称“主考”或“总裁”。科举中试或及第者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唐代始将同榜及第进士称为“同年”，宋以后以同榜登科者为“同年”，至清代，凡生员（俗称秀才）同时被选拔为贡生，以及乡试同榜中举，会试同榜取为进士，均称为“同年”。座主、门生、同年等新的称谓的出现，标志着新的人际关系的产生，这就是座主门生关系和同年关系。这是科举制度造成的特殊的人际关系。读书人应试，自然企盼金榜题名，因而对选拔自己的主考官看得格外重要，而科举制度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正是要体现这一层关系。及第者自称门生，自然把自己与主考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日后能得到重用和关照。而主考官看中新及第者，也是希望日后图报。官场风云变幻，凡做官者，大都希望能够多联络一些关系，以保证步步高升，久居官位而不衰。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座主门生关系、同年关系也就越来越被人们视为必然，而彼此之间相互关照的责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说，科第之人只是重视这种关系，珍惜这种关系倒也无大碍，有时甚至会起到互相激励的促进作用。而一旦要利用这种关系达到个人目的，维护一己私利，那么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团，这就是科甲朋党。科甲朋党在唐朝中后期已经出现，发展到清朝，已是愈演愈烈。这是科举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看到，科举制度的创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封建统治者用官位、利禄拉拢读书人。因此相当一部分读书人从个人利益出发，不能不受到这一影响。试想一个读书人不以教授他知识的老师为恩门，却以录取他的主考官为恩门；不看中同窗苦读的同学关系，却看中同科及第的同年关系，显然是重利轻义的表现。而科举时代，座主门生关系、同年关系，在科场与官场已大大超过了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这正是科举制度造成的结果，也给某些重利轻义之徒提供了结为朋党的机会。

　　　科甲朋党之弊日趋严重

　　　自科甲朋党出现后，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造成科场的取士不公，朝政混乱。唐代的牛李党争即是最明显的例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而形成的科甲朋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朋党相互倾轧近40年。牛党重要成员杨虞卿长期在科举考试中拉关系，上下其手，而李宗闵却十分信赖他。牛僧孺之流由科举而结成朋党，又以朋党来操纵科举，同时借助科举扩大朋党势力。唐后期，进士及第者多为高官子弟，这与掌管科举选拔的主考官有直接的关系。唐宣宗时，牛党得势，科甲朋党之弊日趋严重。大中七年（853年）崔瑶任主考官，所录取者皆为权豪子弟，受到朝野的指责。朋党把持科举，必然造成取士不公的结果，违背科举选拔人才的初衷。至唐末五代，情况更为严重，故有谚语称；“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需事业。”

　　　北宋以后，虽然完善了科举制度，制定了一系列防止舞弊的措施，但朋党之风一直未停，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唐代朋党之弊表现在操纵科举取士方面比较突出，而宋以后的科甲朋党则是以一己之好恶为评判是非的标准，表现为各立门户，党同伐异，彼此倾轧，其结果无疑干扰了朝政。明朝末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也是造成明末祸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历代帝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结为朋党，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朋党。其原因正如清朝雍正皇帝所言，朋党必然会“挟偏私以惑主听”。为此，雍正皇帝专做《御制朋党论》，反对一切朋党。在他看来，“师生同年之联络声气，徇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他曾打击谢济世、李绂等科甲朋党,给予严厉惩处。虽然雍正皇帝打击科甲朋党更多出于政治目的，而且对谢济世、李绂等人亦有冤抑，但对打击朋党之风还是有效果的，对端正士风也是有效果的。然而，科甲朋党之风毕竟有近千年的历史，不可能靠一两个皇帝、一两次严厉打击便从根本上消除。它将与科举制度相始终。而且，由科举制度造成的座主门生关系、同年关系之余风，仍将对后世产生不良的影响，也一直为后世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