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生活 <史料转载>》琉璃王子

23、浅谈西汉货币

　　从强秦利用武力横扫寰宇，一统六合之后，汉朝承前启后，开创了一个领域广袤、中国社会第一个政治统一的大帝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不仅前秦的各种思想流派依然百花齐放，对于统治者，一切定法都没有前例可以参照。

　　不仅是政治制度，还包括货币制度。

　　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这些都是在为一个大帝国建立坚实的基础而服务。

　　另外不得不说，汉唐之盛，实质上是建立在两个短命王朝，秦朝和隋朝建立的基础上，这其中有着某些值得玩味、且必然的联系。

　　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西汉由于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前法可以借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汉都处在“政治试验”的阶段。

　　从西汉建国之初，经过强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再到后面的楚汉争霸，中原土地上处处焦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低下，为了加强国力，与民休养生息成为必需，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成为统治者的施政纲领，作为政府，在公权力上尽量减少了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度（官方干预和限制），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类似于铸钱、冶铁、煮盐这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也从汉文帝时期开始放任到民间。

　　“放铸政策”下，国家金融权力旁落，国家行政力量趋弱，地方势力膨胀，最终成为影响中央政权的强劲力量。

　　吴楚等诸侯国的兴起，正是利用盐铁大发其财，势力变强的体现，有了和中央政府叫板的实力。

　　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应势而发，这也促使了后来汉武帝将铸钱和财权回收中央。

　　汉文帝到汉景帝有几个出众的人物，贾谊、贾山、晁错等。

　　贾谊不仅有一《治安策》闻名后世，其也曾看出“放铸政策”的各项弊端，在其《谏铸钱疏》中说道，因“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以及“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之故，造成了“肆市异同，钱文大乱”。因放铸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使得政府财权旁落，造成政权动摇。

　　可见，铸钱权利下放民间，会造成不同形制的铜钱混用，其价值不同，导致汇率混乱，在交易中，百姓利益受损。更有奸商囤货居奇，铸钱者又趁机敛财，导致经济市场既混乱又缺乏秩序。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财政的不受控制，这些都直接削弱了政府的公权力。

　　政府的铸钱权、财权、宏观调控的能力，关乎于国家基石的安危与否。

　　国家在这方面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

　　《汉书。贾山传》云：“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民共操柄，不可长也。”

　　这是说明铸钱权对于政治和国家权柄的巨大影响力，不容忽视。

　　班固认为财权不可旁落，否则会招致政权的动摇。放铸使富豪藉铸钱而致富，导致社会财富不平均的恶果。

　　财富的不平均也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古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一直以来都是钱币不足以流通的需要。原因可能是金铜银等稀有金属的开采技术落后，开采量不足所引起的。

　　中国主流的货币观念形成于西汉时期。

　　现代经济学中有“名称主义”和“金属主义”两个货币概念。

　　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前119），上林苑多鹿，以鹿皮方尺，缘以薻缋为币，值四十万钱。后因作价抬高，不久即废止。

　　白鹿皮币及赤侧钱这种本身不具备价值的货币，通过国家赋予其货币价值，而成为流通货币，这种货币意识称之为“名称主义”。

　　“金属主义”则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源于人们对于贵重金属货币价值的偏徕之情。

　　本来，按照现代经济学经验来看，这种“名称货币”更有市场空间，但是由于汉政府推广并不得力，再加上社会人士对其缺乏了解以及对政府在这种货币操作上公信力的缺失，导致这种货币最终流产。

　　反而，使得民间更加依赖于金属实物作为交易媒介。

　　这就是所谓“重实轻虚”的货币观。

　　“金属主义”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历久不散，长期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

　　直到清代，学者魏源(1794-1857)身处变局之世，仍以为货币本质应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故不信任名义货币，此明显是建基于“金属主义”之上，其仍未能发展出名义货币的概念。

　　再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每每前代历史上所没有成功的变革和经验，都会成为后世的雷区，不敢稍碰。正是由于极端缺乏进取精神，很大程度上，从意识形态上就限制了各种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建。

　　在很长一段的历史长河中，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社会都缺乏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土壤。

　　中国历史上还曾出现“反货币的思想”，主要是指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进而否定货币的存在价值。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主张贵五谷而贱金玉，提出应适当限制货币流通。

　　而至于贡禹(公元前124-前44)时，则完全主张废弃货币的使用。

　　贡禹认为自从五铢钱通行以来，民间盗铸钱盛行，富人因而积钱满室，而一般平民遂“弃本逐末”。最后导致“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

　　所以，他说：“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无复以为币。……使百姓一归于农”。

　　贡禹反货币的思想已十分极端，其论调也是基于农为本商为末的儒家思想。

　　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反货币思想”自西汉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十八世纪，西方货币即已进入现代阶段，而反观中国的货币思想却发展迟滞，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反货币思想”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