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酒盏花枝

11、姓名篇·称号

　　古人尊对卑称名，卑自称也称名；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试以《论语》为例。孔子自称为丘，这是谦称。孔子对弟子称名，例如：求，尔何如？（《论语·先进》）赤，尔何如？（同上）弟子自称也称名，例如：由也为之，比及三年，……（《论语·先进》）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同上）弟子当着老师称呼其他弟子也称名，例如：夫子何哂由也？（《论语·先进》）记录《论语》的人对孔门弟子一般都称字，例如：颜渊、季路侍。（《论语·公冶长》）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论语·先进》）只有对曾子称子不称字，对有若也有一次称子不称字，所以有人推想《论语》是曾子和有若的门人所记的。直到后代称名、称字基本上还是依照这个标准。

　　后人通常用两个字为字，例如诸葛亮字孔明，陆机字士衡，鲍照字明远，等等。除名和字外，还有别号（别字）。别号和名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三个字以上的别号，例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潜自号五柳先生，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第二类是两个字的别号，例如王安石字介甫，别号半山，陆游字务观，别号放翁。两个字的别号和字在应用上没有什么显着的区别，甚至不大称字，反而以称号为常（如陆放翁）。三个字以上的别号有时候也可以压缩为两个字，例如苏东坡。

　　后来有人以为称字称号还不够尊敬，于是称官爵，称地望（出生地或住地），例如杜甫被称为杜工部，王安石被称为王临川。

　　这种称呼，可以至很长很长。现代研究，把这种现象称做“称呼铺张”。并认为：在看似繁缛的表面下，实际上有一种“仪式样”的效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贯彻这种“仪式样”，惠而不费地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斯谓之“礼”。而且，是“礼文明”的精神内核的显现。

　　此外，唐代诗文还常常见到以排行相称，或以排行和官职连称，例如白居易被称为白二十二，李绅被称为李二十侍郎。唐代女子也有被称为廿几娘的。这种排行是按照同曾祖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算的，并不是同父所生的兄弟排行，这是值得注意的。

　　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据说谥号是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其实，这往往是虚伪的，不符合事实的。但是一个人有了谥，就等于在名字之外又多了一个别名了。

　　谥法是给予谥号的标准。谥号是固定的一些字，这些字被赋予特定的涵义，用来指称死者的美德、恶德等。谥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１．表扬的，例如：经纬天地曰文布义行刚曰景威强睿德曰武柔质慈民曰惠圣闻周达曰昭圣善闻周曰宣行义悦民曰元安民立政曰成布纲治纪曰平照临四方曰明辟土服远曰桓聪明睿智曰献温柔好乐曰康布德执义曰穆
　　２．批评的，例如：乱而不损曰灵好内远礼曰炀杀戮无辜曰厉
　　３．同情的，例如：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慈仁短折曰怀上古谥号多用一个字，也有用两三个字的，例如：周平王郑武公齐桓公秦穆公魏安厘王赵孝成王贞惠文子后世谥号除皇帝外，大多用两个字，例如：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诸葛亮）文忠公（欧阳修）武穆王（岳飞）此外还有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死后其亲友门人所加的谥号。例如东汉时陈死后，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谥为文范先生；晋代陶渊明死后，颜延年为他作诔，谥号靖节徵士；宋代张载死后，门人谥号明诚夫子。

　　封建皇帝在谥号前面还有庙号。从汉代起，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一般称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则称为太宗、世宗等等。举例来说，汉高祖的全号是太祖高皇帝，汉文帝的全号是太宗孝文皇帝，汉武帝的全号是世宗孝武皇帝，魏文帝的全号是世祖文皇帝，隋文帝的全号是高祖文皇帝，等等。

　　从唐代起，皇帝还有尊号，这是生前奉上的。例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受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尊号可以上好几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词，实际上是阿谀奉承［16］。也有死后上尊号的，例如唐高宗死后，到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上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这种死后所加的尊号也可以说是谥号，这样，谥号的字数就加多了。

　　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给我们传递出下面的信息：正是这时（中唐，具体而言是中宗、武后乃至玄宗一朝）华夏文明发生了一场非常深刻的变革。中唐以前的贵族性社会结束了，此后是漫长的庶族社会时期。最高统治者皇帝不再是贵族集团的一员，而是成了高高在上，手握绝对权力-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的人间之神。像魏晋时期那样能够强有力地钳制皇权的门阀制度一去不复返，再也不会有谁会为了避免贵族集团的反对呼声，而举行一幕幕“禅让”的仪式了。谁拥有了帝位，谁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谁就成了神，成了主宰。

　　唐以前对殁世的皇帝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不称庙号；唐以后由于谥号加长，不便称呼，所以改称庙号（如唐玄宗、宋太祖）。

　　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有的，汉武帝即位的一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元年，第二年称为建元二年，等等。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例如汉武帝曾经改元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17］等。明清两代的皇帝基本不改元，因此有可能用年号来称谓皇帝，例如明世宗被称为嘉靖皇帝，清高宗被称为乾隆皇帝，等等。

　　皇帝在位时，改元是有其政治意义的，一次改元往往代表着一次政治斗争。改元是皇帝用来向臣子表明其进行政治变革决心已定的手段。改元越频繁的时期，就是政治斗争越激烈的时期，也就是权力集中相对较弱的时期。明清两代的“一帝一年号”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此时国家权力高度地集中到了皇帝手中，皇帝再也不用靠“改元”向臣子表明其进行政治变革的决心了。

　　最后简单地谈谈避讳的问题。

　　所谓避讳就是不直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和君主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面，则用改字、缺笔等办法来回避，其结果往往造成语文上的若干混乱。试举一些例子：汉高祖名邦，“邦”改为“国”。《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作“何必去父母之国”。

　　汉文帝名恒，“恒”改为“常”。恒山被改为常山。

　　唐太宗名世民，“世”改为“代”或改为“系”，“民”改为“人”。“三世”称为“三代”，《世本》改称《系本》，柳宗元《捕蛇者说》把“民风”写成“人风”。

　　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烨”改为“煜”。我们读清人着作或清刻的古书时应该注意，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

　　以上是避君讳的例子。此外，文人还避家讳。例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

　　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文章改“序”作“引”，苏轼为人作序又改用“叙”字。

　　上古不讳嫌名。所谓嫌名是指和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音同或音近似的字。例如汉和帝名肇，“肇”“兆”同音，由于不讳嫌名，所以不改变“京兆”字。三国以后渐渐避嫌名了，隋文帝的父亲名忠，因为“忠”“中”同音，所以连带避“中”字，“中”改为“内”，官名“中书”改为“内史”，就是讳嫌名的例子。

　　由于避讳，甚至改变别人的名或姓。汉文帝名恒，春秋时的田恒被改称田常；汉景帝名启，微子启被改称微子开；汉武帝名彻，蒯彻被改称蒯通；汉明帝名庄，庄助被改称严助。刘知几着《史通》，后人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基几同音），改为刘子玄所着（子玄是刘知几的字）。到了清代，为了避清圣祖讳，又恢复刘知几着，但是当提到刘子玄的时候，则改称刘子元，地名官名等也有不少由于避讳而改变的，这里不一一举例了。

　　以上说的是避讳改字，至于避讳缺笔，则是到唐代才有的。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世”字作“”；避宋真宗赵恒讳，“恒”字作“”；避清世宗讳，“胤”字作“”；避清宣宗讳，“宁”字作“”；避孔子讳，“丘”字作“”，等等。

　　现代的人类社会学研究认为，避讳是一种“仪式样”的社会稳定机制。它对社会所起的作用非常复杂，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一、有近乎于今天注册一个公司，名称不能与已有公司犯重之作用。

　　二、行避讳是对被避讳者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心理认可。尤其是避家讳，可以说纯粹是出于自愿。这种心理认可保证了固有秩序的稳定性。

　　三、在每一次行避讳之时，都是对社会固有秩序的一次巩固与加强。

　　总之，历史学家建议我们，应该从当时人、当时社会的角度出发，多考虑那些当时社会的现象中合理性的一面，而不应以一种“现代人的傲慢”，率意批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