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昭昭》五新小学

3、成长（下）

　　以前，我们那的村落是稀稀疏疏的，零散坐落在各山头山尾，哪都是竹子与树木茂密繁阴。

　　我们村不大，大约有三十多户人，又是小姓，宗亲兄弟少，经常会受到隔壁大姓村欺凌，抢媳妇，这些村也不大，也就姓氏人多，却优越得高人一等，嚣张得目中无人。

　　与我们有同样状况的另一村，比我们村小很多，叫横冲，离我们村很近，隔着几个小山头，与我们同姓，同样也是有这样的窘境，本是两条同姓同源的村，后因某一些怪事发生，横冲村已经不能住人了。

　　那会父亲是村干部，同意他们搬进来我们村安居，自此合成了一条村。

　　而我们村又因地理隔绝分为两半，一半是里头村（主村），一半是外邸村（副村），中间是农田，一条路相连。

　　从横冲搬进来的村民绝大多与我家一样生活在外邸村，一个地势较高的小山地上。

　　据说往前是埋尸骨的地头，是我父亲带头开辟在这里安家的，住这的人不多，因而也有足够的荒地纳入一条村七八户的人。

　　有一个住在我家隔壁的阿木，是从横冲搬来的，年近四十，未娶妻，日常是捕鱼打鸟。

　　我家和他家只有几个瓦房之隔，绕两个弯就到了，他家简陋狭小，土黄色的泥砖搭建成的，门口有两个石舂，是用于舂各种五谷杂粮的，他一个人独住。

　　不知何时起，他喜欢上我那正值花季十七岁的大姐，便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那会我九岁多，不懂事，只记得他常常找我大姐玩，带着我们姐弟俩东游历、西串门、走山头打鸟、下水塘捉鱼，可能也是这样，日子久了，生了情分。

　　记得一次，我大姐带我去他家玩，他俩一起坐在床沿上看书，嘻嘻笑笑，时有亲密之举，但又顾及我在一旁眼睛直盯盯的恐怖，他俩便打发我出去玩，吧嗒锁上门了。

　　不知这样过了多久，有一天，阿木要请我父母到他家喝小鸟粥，他的侄子也在一起，我那心比窟窿大的父母不明所以，乐呼呼地喝了粥，还与人促膝长谈。

　　他的大嫂还因此揶揄:“连我这个嫂子都不见他这么殷勤招待喝小鸟粥，肯定有猫腻咯。”

　　不时，就传来了他要娶我大姐的消息，父母这才恍然大悟，听后勃然大怒，要痛打不孝之女，私相授受！

　　或许父母苦口婆心劝过大姐不要嫁给他，岂有嫁给同村人之理？又是比自己大二十多岁。

　　再者我大姐已有婚约，已经收了别人的聘礼钱，家里已经没有钱还回去了。

　　奈何好说歹说，大姐像头牛一样倔，正好她也属牛，铁了心似的一定要嫁给他。

　　陷入爱恋的人是拴不住的，不久后的一个夜里，趁着月色朦胧，她和他如约出逃了。

　　父母终日寻不到人，问那阿木的亲属，他们一致守口如瓶说是不知道，始终不肯讲他俩去哪了。

　　一次有村民向我父亲透露是有人把大姐藏在某村，那个藏匿我大姐的人，正是帮我起名字的邻居的亲戚，她把我大姐藏在深房里，锁住门，又教大姐无论我父亲怎样叫她都不要回应，只要不回应，我父亲就不能进屋搜查。

　　过程是怎么找的，我不知道，但知道父亲在那满村“清女，清女”的大呼大叫，引得路人村人前来驻足看热闹，却始终没人告诉我父亲大姐到底在哪，结果是无功而返的。

　　同时期，给大姐下聘的那户人家听闻此事后，当天就带着一大批人马冲到我们家喊打喊杀，风风火火的一群人堵在家门口要我们赔聘礼钱五百块，虽然下聘时给了的是三百块，要弥补额外损失。

　　天知道，那会我们家别说500块了，5块都拿不出！要如何赔偿？父母悠着点儿说会还的，但是他们仍是不放心，天天一大群人堵在家门口吓唬我们要尽快赔钱。

　　他们也不全然没有人情味，来的次数多了知道我家如此境况，威逼也无用，最后也就喝了些粥就走了，说是给我们宽限三个多月，秋收后就一定要把钱还够。

　　粥是父母过意不去做来招待他们的。

　　最后，父母迫于无计还钱，把我年纪尚小的二姐送去那户人家里当帮工，实则也是那头担心我们家还不了聘礼钱，先押着个人。

　　那会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卖黄麻，为了尽快还钱，我们一家全心投入生产黄麻中，秋收时，扫荡式的收割黄麻，然后将其浸泡在水里，等其软化后晾干又再搓成条，扎成捆，驮去镇圩上卖。

　　那会父亲怕黄麻泡在河塘里会被人偷，几乎全程守在那里盯着。

　　最后历时半年的辛勤劳作，靠着卖黄麻的钱和借着多少，一点一点的终于把聘礼钱还光。

　　也是自此我们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以我家为圆心，方圆十公里，有人的地方必定有谈关于我家的丑闻！

　　我们出门在外，见到活人，那是要避而远之的，因为你见人打了招呼也没用，别人不会搭理，没给个白眼已是恩赐了，连活泼热情待人的妹妹都经常有这样的待遇。

　　虽说我父母平日与人和善，但是此事邻里村里的人还是毫不留情的笑话。

　　母亲为大姐私奔出逃一事整日茶饭不思，以泪洗脸，哀愁不解，这样过了一年半载，她开始病了。父亲的悲伤，不流于表面，或许他偷偷哭过，我也不知道。

　　虽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恨过大姐，可她始终是我们的大姐，甚至于父亲经常偷偷打听她的下落，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也是后来有村民透露才知道，原来她跟阿木去了HN岛，在那已经生了三个孩子，生活过得很苦很苦，贫困潦倒，几乎食不果腹。

　　横冲来的村民几乎都知道他俩是去了海南，但是他们却从不说起。

　　几年后，大姐她带着三个儿女回来过，或哭诉或愧疚，但她确实回来了。

　　父亲始终是个不懂得记恨别人的人，也没有冷落大姐，还是把她当客人招呼了。

　　又见其大女机灵俏皮，二儿刚会走路，小儿怀中抱，父亲就更心生恻隐了。

　　当父亲去买糖，而有些村民故意问起这三个小孩子时，他回答是外甥。

　　从现在的记叙看来，当年那些事皆是往事，当成故事来说，一切变故来临得仿似戏剧，剧中人早已注定。

　　很多年后，长年无人居住的阿木家早已被当废弃屋放置柴木，门口小院倒塌的厨房长了一棵蚕桑树。

　　不知是人为种的，还是自然发迹生长的，蚕桑树却长得出奇的枝叶繁盛，一树葱绿，根茎发达，经常有小孩子去那玩耍。

　　白花绿叶，灰砖土瓦，景似人，人似景，都在挣扎中新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