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站》舒醒

22、第 22 章

　　我的对于写作的心思，很快就成了钓鱼亭那帮老乡的一个笑话。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入流的痞子，是一个上班族里的怪物，况且对于中国的文学，是你这么一个汉字都认不全的高中生可以企及的吗？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个高中生能够认识多少汉字，也并不知道我写的文章有多大价值，但他们还是毫不客气的发起了冷嘲热讽的攻击。他们说了一阵，又来批评我的不合时宜，然后就直而不讳的断言：“你简直是做梦！”
　　并且这断言很快就被他们证明成为事实。有一次晋文来到我们居住的地方，不经意拾起我的从枕头下面掉落出来的手稿，他粗略的看了一眼，便问萍这是哪个写的，萍说是我写的那一站，晋文就在那里发表起他的高深的议论来，说我写的还不如小学生的水平。那天我没有在家，萍不便和晋文长久坐在一起，便借口到新才家串门去了。我回来的时候，萍一本正经的给我说了晋文的看法，她倒不觉得晋文的评价是正确的，是觉得他们有种看不起我的心理。我听了之后并没有表示多么气愤，只是在要走的心思上又更加坚定了决心，暗想钓鱼亭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因此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起得相当的迟，去到船厂里新才早就分好工了。我问幺新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幺新说新才没有让他继续教我。我又问问在一旁烧着割铁的老胡，老胡也说他不知道。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新才，才知道是他故意不给我分工，并且还做出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那是新才正经的对我生气的一次，因此我也显得特别尴尬。过了一会，我干脆就给新才说我不干了，新才一下子拉下脸来：“不干么？你自己找老板说去！”
　　我想新才是船厂的人物，便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工资给我，他还是极不耐烦的说：“要工资，也得等一个月后啊！再说你上这几天的班，是能有工资的吗？”
　　这“能”字本来有“配”的意思，但新才毕竟和我是好朋友，因此他没有直接的说出口来。我委屈的道：“你知道我没有钱的，我必须要钱！”
　　新才听我说得这么哀婉，便把我领到老板面前。那时老板刚好在工地上监工，听新才说了我要走人并且居然还要工资的经过，脸一下也沉下来了。新才趁机溜了过去，很快消失在我们的眼中。
　　老板看也不看我一眼，对着空气说了一句：“叫你一个月后来拿嘛！”
　　我说：“不行！”并且站到老板的前方，以表示我的存在。老板侧过身来，我又转到他的前方去了，那架势就像刚来时要踢飞那些顽固的铁桩似的。老板无可奈何，终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
　　老板坐到办公室里，突然心平气和的和一个卑贱的工人说起话来，他问我为什么离开，我说我没有钱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了。他仿佛带着惊讶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尽量观察我的说话的真假，然后冷冷的说：“新才不是你好朋友吗？你不会找他先借借？”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突然不知道朋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想起我和新才一起去到永州武校的时候，我的确知道一点关于朋友能够诠释的感情。那时候新才还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各自背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在混杂喧嚣的火车上，从贵州到祁东，又从祁东转到永州。我们虽然是两个未成年的十几岁的孩子，但我们却懂得波比之间的照顾，所以当我们到永州武校时发现新才并没有带钱的时候，我毫不犹疑的给他交了学费；当我和别人偶尔吵嘴的时候，他也会毫不犹疑的站了出来。那时候我们或许比现在懂得更多，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懂了！
　　我不好给他说我和新才的矛盾。于是只好虚伪的回答：“这里不适合我！”
　　“那什么地方适合你？”
　　我说我爱好写诗，爱好文学，所以我要选择离开。老板轻蔑的笑了笑，然后饶有趣味的这样对我说：“我们的船厂也是一部优美的诗啊，你可以认真的去阅读，去抒写……”
　　我不知道老板是真情的抒发还是对我的嘲笑，因此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没有出息的重复着一句：“就当您是做做慈善，请把这几天的工资发给我吧！我是真的很需要这点钱。”
　　老板从他的诗意的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我一阵，终于同意了我的乞求，说：“本来是不可以这样的，但我看在包新才的面子上，就给你开个例外。”
　　说着又掏出手机给新才去了电话，说：“你叫来的这个人，我就看你的面子把工资提前结算给他，下次你要带人进来，可不许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新才想是在电话那边答应了他，老板才叫我把所有的工具都交回去，除了扣掉一双手套和八天的生活费，我居然拿到了一百零点的工资！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出门的时候，我竟然对老板自作多情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来：“老板，新才是个能干的人，请您不要因为我的事情责怪他，我对不起！”
　　我没有在“对不起”这三个字的后面说出对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激动的原因，老板目送我走出门来，便又接通了一个电话。
　　我回到出租屋里，给萍说了我的辞职的举动，她突然的担忧起来，疑惑的问我：“你辞职了，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呢？”
　　是啊，要到哪里去呢？我抬头看着惨白的墙壁，感觉那洁白的苍凉的地方，就像一个无形无影的魔咒，总是笼罩着我迷茫的目光。我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二哥给我说过的话语来。
　　那是萍要来这边的时候，我和二哥通过了电话，他的意思，是要我直接就去他的那里，毕竟一个毫无亲人的地方，无法寄托我的殷切的希望。我对二哥说：“新才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况且那边还有我以前在上海认识的一帮子人。”
　　二哥并不表示特别反对，他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毕竟不是你一个人。再说，你女朋友要来，你得给她安全才是。”
　　我“嗯嗯”的答应了几声，便随手把他的电话号码重新抄录下来。
　　想起这件事后我赶紧到处寻找我的裤子，因为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就把电话号码塞在裤兜里边，没找多久，那张写着二哥的电话的纸条终于被找了出来。
　　我到小店里给二哥打了电话，他告诉了我临海到嘉兴的客车的大概时间，那夜我们便带着急切的心情整装待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