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生》杨陆

7、第 7 章

　　元代以前的民间戏班子，通常还是由家庭成员组成。宋代周南《山房集》说：“市南有不逞者三人，女伴二人，莫知其为兄弟妻姒也，以谑丐钱。市人曰：是杂剧者。又曰：伶之类也。”这里记录的是一个伶人家庭戏班，一家五口，三男二女。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中记录了一段松江“天生秀戏班”的事。这个戏班一次在州府衙门前的勾栏（作者按：勾栏就是演出场所，相当于戏院）演出，没想到戏院突然倒塌，压死了有四十二人之多。书中说“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剧场塌了，砸死的都是看戏的，这个幸运的戏班也是一家人。

　　宋元两代的管理，索性把这种家族式的伶人身份作出硬性定位。规定凡伶人都隶属伶籍户口，身份世袭，子子孙孙都是伶人，不能改变出身。这样一来，一家人唱戏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了。

　　早期以家庭为单位的戏班，规模设定在五六人。杂剧《蓝采和》里记载 ，该剧角色有“蓝采和（正末）、蓝之妻喜千金（正旦）、蓝之子小采和（■儿）、蓝之儿媳蓝山景（外旦）、蓝的姑舅兄弟王把色（净）、两姨兄弟李簿头（净）。” 这里是说，演绎《蓝采和》这出戏一家六口人就可以了。

　　这种户籍管理为伶人定了“类”，“伶之类”，之外还顺便为他们定了“等”。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内，他们分配到了一个额外的等级，是等而下的贱民。

　　戏班为了吃饭，常年地四处奔波，伶人不断辗转到另外的地方谋生。唱戏的道具、行头也不断增加，从一开始步行肩挑，发展到坐大篷车。伶人们，就是这个国家中的流浪者。有一本书叫《宦门子弟错立身》这样描写戏班，“奈担儿难担生受，更驴儿不肯快走”。挑担子挑得好辛苦，连驴子都累得走不快了。这是伶人奔走天涯的真实写照。

　　到元杂剧兴盛以后，戏班规模开始壮大，增加到了十几人。同场台前演戏的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伴奏乐器有鼓、笛、拍板三类，十几个演员配合才可以演一台戏。

　　这样，一家人就不够用了，于是戏班子开始社会化。

　　戏班的社会化，确实增加了就业岗位。反过来，大批从业的新鲜血液又促进了戏剧行业的发展。到清朝中期时，民间戏班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在盛世，大家吃饱喝足后乐于追捧戏剧，梨园行收入稳定不在话下。就算不幸活在不好的年头了，由于社会底层生存压力加大，候选人才选拔的基数也越大，从艺术精进的角度讲，梨园行反而越兴盛、越发展。

　　历史总是在起起伏伏中循环。经过无数个或兴盛或衰落的历史更迭过程，梨园行从业规模暴增，业务水平提高，行业组织结构也趋于完美。通过一代代行业首领的努力，梨园行形成了一整套严苛的行规。在职业规范中，也细化了按劳分配、按劳取酬等等经营原则。这不但为从业者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且开始为从业者规划出了光明的职业前途，戏班由量变完成了质变。

　　发展到这里，梨园行算彻底成熟了。伶人指着唱戏养家活口、吃炸糕买棉帽子。一旦受欢迎，扬名了，就能锦衣玉食、享受香车美女。如果大红大紫了，天下闻名，则可金玉满堂，不让一方富豪。

　　清末民国时人穆辰公所作《伶史》里描述：“戏之为道，小道也。然而，其时精，其法密，其趣永，其格严。非质美不能为，非学力深，不能至，非临场多，不能熟，非揣摩细，不能工。”这是说，梨园行虽不是治国大道，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歪瓜劣枣缺心眼还是放弃算了，与律师、医生一样，唱戏属于精英行业。

　　梨园行发展到清中期，已经由演艺乞食的行为发展成有社会职能的产业。并且，在众多的行业中，梨园行的产业规模堪称是□□的产业支柱。如果在当时搞一个排行榜，梨园产业的规模完全可能排在ＴＯＰ１０。

　　梨园行的规模之大，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在清中叶，每年出口欧洲的贸易总额是白银三百六十四万两。文献记载，当时一个扬州地方戏班排演一出《桃花扇》费银十六万两，一出《长生殿》要投入白银四十余万两。用全国每年的出口总额给一个戏班排戏，排不了几出。

　　一千两白银，六十二斤半，排演一出戏要用几十吨白银。按全球经济规模算，那时的一个戏班在投资大手笔方面堪比今天的几十个好莱坞。以清中期的综合国力核算，如果把今天的美国百老汇搬到当时的中国，也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