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生》杨陆

6、第 6 章

　　乾隆这边的世纪盛会准备妥了，但这并不是事件的全部。我们必须脱离乾隆这条人物线索，把事情转到同时进行的另一条人物线索上。

　　乾隆五十五年春天，高朗亭的脑子里，只有乾隆老佛爷万寿节这件事。他的身份，是扬州一带崭露头角的伶人，是众多进京的戏曲艺人中的一个参演人员。１７９０年，阳光灿烂的一天，高朗亭坐在余老四三庆班大篷车的戏箱上进了北京城。

　　高朗亭想，他这趟来京城一定会红。这种自信主要源于两点。第一，在众多进京汇报演出的戏班中，余老四的徽班有相当硬的背景。第二，在这个有来头的戏班中，他本人是挑班的头牌。

　　但是此行收获之大，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在戏剧史上，这算是一次重大事件。在清末民国史中，这也是影响了国运的一次大事件。

　　乾隆五十五年进京的徽班，是一个典型的戏班。

　　由伶人、伶工组队，到处流浪以演出谋生，这个组织就是戏班了。

　　唐代伶人演出传说，最早是唐明皇李隆基在内廷的梨园内彩妆唱戏。唱戏的里面没有比唐明皇更牛的了，所以伶人就把唐明皇奉为祖师爷。

　　二十四史《新唐书·礼乐志》有这么一段：“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这是说，唐玄宗闲来无事，曾经牵头组织过一个三百多人的戏剧社。

　　因为有了这条正史做证据，伶人们则可以拍着胸脯称自己为“梨园子弟”，称自己是“梨园门里人”，这是上了书的。这个行业就被称为“梨园行”。

　　但实际上，最早的民间伶人实际上是乞丐，要饭的。

　　这种乞讨加演艺的方法是非常了不起的突破。乞讨这件事从此开始变得有技术含量了，结果是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施主们不但做了善事，还能在享受施舍感的同时得到快乐，自然给的赏钱更多，也更心甘情愿；他们给乞丐的钱，有时甚至突破了施舍和善心的界限。如此一来就彻底颠覆了乞丐的行业规律，这相当于乞丐行历史上出现了一次产业升级。

　　才智决定了优胜劣汰。

　　想发展必须要自主创新，这是真理。一部分人靠自己的才智取得进步，成为乞丐中的技术人员、佼佼者。时间一久，他们渐渐衣食丰盈，精英们就开始觉得自己比普通乞丐档次高了，纷纷和乞丐划清了界限，并最终脱离丐帮，自立门户。

　　古墓壁画上描绘的伶人乐队富于才智者，总是不会满足。这同时也说明做乞丐并不是因为人的惰性，他们只是没找到自己的兴趣而已。有了门户、找到职业兴趣之后，这伙人的积极性就展现了出来。有了新追求后，他们继续开动脑筋琢磨。一些人开始丰富表演手段，有的增加了乐器伴奏，有的在表演中加了剧情，还有人开始化妆，在脸上涂粉墨。表演形式也由单独一个人表演，发展成分工合作的配合表演，演出效果更好了。

　　大家互相借鉴先进经验，交流心得，提高演出水平。既然下了功夫，就会有发展。繁荣到一定程度，就不讨赏了，改为圈起场地卖票。这样，这群人的行为实际上就不再是乞讨了，而是在提供一种视觉、听觉产品，供人游戏取乐，换取报酬。这就成了一种有技能的正当职业。

　　在古代，对有专业特长的人很尊重，称他们是某某“子”，就相当于现在的“专家”、“教授”、“先生”等头衔。比如“孔子”，就是“孔教授”、“孔先生”的意思。游戏娱乐专家，就叫“戏子”吧，这当然是搞笑的谑称。既然是一班“戏子”组合在一起，那这种组织就叫“戏班子”好了。

　　戏班这时也逐渐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在喜庆、节日、庙会等聚会上，人们都愿意请戏班到场助兴。甚至很多酬神、祭祀之类的宗教活动，也会约请他们。渐渐地，请戏宋代伶人的角色扮演子演戏跃升为必备的社会和礼仪活动。能参加宗教活动，莫非表示乞丐出身的伶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吗？不然。这还是个悲剧，他们实际上只是充当祭品。祭品是什么？无非就是童男童女、猪头豆腐类的东西。

　　随着时间推移，以戏谑为业的伶人们也会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孩子们生出来后，自然也追随家长做一样的营生。于是常见由一家人合作组队的戏班子，生生不息、世世代代以演戏讨生活。

　　对戏子们而言，演艺或许只是求生存、讨生活的一种手段，没有什么历史意义。而世人称他们戏子的时候完全是抱着搞笑的心态，并没有认为他们是艺术家。但实际上由此开始，他们的的确确走上了艺术之路。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诞生了，一门承载中华文明和辉煌的戏剧艺术诞生了，戏剧开始走上了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