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生》杨陆

12、第 12 章

　　嘉庆三年，即１７９８年，戊午年，徽班进京后八年。

　　八年间，全国戏剧演出市场持续火爆。由于蛋糕足够大，原有戏班演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况。应大众娱乐的需求，一些低成本的戏班也加入到欣欣向荣的市场中来。这些不按牌理出牌的通俗戏班，被官方统统归类为“花部乱弹”。本有贬损、压制的意图。但是，他们却意外地迎合了市场规律。这种意外其实也不意外，通俗的表演填补了底层观众对通俗文艺的欣赏需求，因此搞得风生水起。

　　到１７９８年这年，传统士大夫阶级推崇的所谓“雅部”昆腔，已经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出局的严酷命运。

　　“雅部”完全失去竞争力后，原本的“花部”之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蛋糕争夺战。

　　１７９８年三月初四，官方贴出了这样一份告示，实录《钦奉谕旨给示碑》如下：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事务费，为晓谕事。照得钦奉谕旨：元明以来，流传剧本皆系昆弋两腔，已非古乐正音。但其节奏腔调，犹有五音遗意，即扮演故事，亦有谈忠说孝，尚足以观感劝惩。乃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挟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珅严查饬禁，并着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体严行查禁。如再有仍前唱演者，惟该巡抚盐政织造是问。钦此。

　　……

　　看这份文献就知道，这是嘉庆初年，针对全国戏剧演艺市场范围内的一次高调整肃。

　　其实这已经是历史上第三次“花雅之争”。

　　早在乾隆初年，北京城时兴“京腔”，即高腔弋调，“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近畿“厌听吴音”，甚至发生了听到昆曲就“哄然散去”的情况。

　　到１７７９年，乾隆四十四年，有秦腔戏班由魏长生领衔进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昆、弋的“六大班无人过问”。政府遂强行禁演秦腔，勒令秦腔艺人改学昆腔，否则“递解回籍”，不改唱昆曲就当盲流处理！魏长生等秦腔艺人饮恨离京南下，在苏、扬二州继续演出。其实等到徽班进京时，又改头换面夹带入京了。

　　包括眼前这次，这三次加到一起，就是清朝乾隆年间以来到清末，戏剧舞台上的三次花雅之争。

　　到这年年底，命运的天平向“花部”倾斜。１７９９年正月初三，乾隆老佛爷的心脏在养心殿停止了跳动，享年八十九岁。

　　皇帝驾崩了、娘娘薨了，这都叫“国丧”。清朝规定国丧期间，禁动响器，在这个时候鸣锣演戏是自取其辱，必定法办。国丧期在大清朝，同治年以前为六十日，之后始延长为一百日。

　　当时有个叫焦循的人，比较有代表性。此公清嘉庆六年中举，会试落第，回扬州老家教书种地维生。

　　焦循平日赋闲没什么事，自称经常屈尊降贵与乡间民众一起观赏“花部”戏。

　　焦循在嘉庆二十四年，作有《花部农谭》一书，其中观点倒也说在了点子上，主要是为花部正名：

　　“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其《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十数本外，多男女猥亵，如《西楼》、《红梨》之类，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自西蜀魏三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市井中如樊入、郝天秀之辈，转相效法，染及乡隅。近年渐反于旧。余特喜之，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船，沿湖观阅。

　　清代内廷演戏，由一开始独尊昆腔，之后昆、弋同列。道光时，内廷实行戏曲改革，撤销原戏剧管理机构南府，成立了升平署。花部戏，由升平署时代开始正式在内廷舞台演出。咸丰年间、慈禧时代，花部戏发展为皮黄戏，彻底占了上风，昆腔戏在保守的清宫内廷也几乎完全消失了。

　　到民国时，京剧在全国范围内独领风骚。昆曲只有江浙一代还有零星演出，观者都是操吴语的民众。以花部为根基的京剧成为了国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梅兰芳大师推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