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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二十章 五颗子弹 ...

  •   “你怎么看?”柯临问我。
      “惨无人道,道德沦丧,丧尽天良,良心被狗吃了。”
      “你真这么想?”
      “不是我这么想,是人人都这么想。”我说。
      “那你说他该判几年?”他歪着脑袋问。
      “哎呦,哪能我说了算呀。”
      “假设你说了算。”
      “没这个可能。”
      “假设。”他步步逼近。
      “无罪……”
      他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嘴角意味不明地撇了一下,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红冶女士将枪击事件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后,马上撰写文稿赶在警方发布声明之前公之于众,文章里写到龙泉的警方枪杀了一名以赛门移民,而事实却比这更为麻烦。
      当时警方在追击的嫌疑人是“幸福甜甜糖”交易的同伙,由于飞行器内灯光昏暗,警方误判嫌疑人的姿势是要取手枪,于是让狙击手击毙他。
      问题是,嫌疑人身上并没有带枪。
      更大的问题是,这个嫌疑人是个以赛门人。
      最大的问题是,红冶女士把录像全过程发布到网上了,并且清晰地拍下了警察的长相。
      于是,麻烦来了。像往常的一切热点新闻一样,总是需要一个人来背锅。可怜的狙击手被告上了法庭,而在开庭之前,社会舆论已经给他判了死刑。
      “贩卖‘甜甜糖’当然是违法的,但是罪不至死,”红冶女士在V先生的课堂上发表观点,“仅仅是一个弯腰的姿势就断定他在找枪,未免太草率了。”
      “但这都不是狙击手的错误,是给予狙击手指令的人的失职,”V先生坐在同学们中间,我们围坐成半圆形,“现在之所以狙击手成了众矢之的,是因为他朝嫌疑犯开了五枪,有人猜测他是因为知道嫌疑犯是以赛门人,所以才会无所顾忌地开那么多枪,当然狙击手不承认他歧视以赛门,他的回复是他在执行命令。”
      “他当然不可能承认,也不愿意承认,如果承认的话不就罪加一等了么,”柯临说道,“但就算他有不能歧视以赛门,潜意识里也可能存有偏见,有人查到他的‘标签地图’上从来没出现过有关‘支持以赛门’的标签,说明他和以赛门人关系不怎么亲近。”
      “所以柯同学也觉得他的行为是犯罪喽?”V先生问。
      “不,我不认为这能用对或错来简单定义,”柯临回答,“我们暂且假设他对以赛门确实存在歧视,但是以赛门的犯罪率也的确比较高,因此他潜意识里不信任以赛门也是解释的通的;其次,他当时的任务是置嫌疑人于死地,因此补枪可能只是下意识地……”
      “下意识地行为吗?”一个来自以赛门的学生打断他,“以赛门的犯罪率高就是因为联盟内阶级固化,导致歧视越来越严重,让以赛门青年无法享有和龙泉学生同等的受教育条件,只能在平民窟里长大,自然会受到犯罪分子的影响。而且那位被枪杀的嫌疑人,原来是一名公司职员,但仅仅是因为公司不能接受他对以赛门教虔诚的信仰因此把他解雇,无奈之下他才铤而走险当了‘幸福甜甜糖’药贩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歧视!”
      “所以你认为当今社会舆论将一切指责都指向狙击手是正义的行为吗?”V先生问道。
      “对,因为必须有人承受代价。”
      “哪怕是一个被动接受命令的人?”
      “对,只有这样才能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坚定地说。
      “民众……”V眯起眼睛,“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是民众错了呢?有没有可能这是一场集体犯罪呢?”
      同学们静静看着他。
      “集体犯罪不是犯罪,因为人多即正义,”他解释道,“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在《乌合之众》里写到‘群体没有负罪意识,群体天然合理,他们无论做任何事都是合乎天理的,因为他们的数量决定了一切。数量赋予给他们一种正义的错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心中反而为一种悲怆的情绪所笼罩’。”
      V先生继续讲道:“网络上都在谩骂狙击手,甚至有人把他的形象妖魔化,说他是宗教里的恶魔,必须判火刑,这在任何理性的人看来都是荒谬的,但是现在这种言论却甚嚣尘上。我时常疑惑为什么群众在每次遇到一些新闻的时候,不是去寻找真相,而是只凭猜测去判定一个人的品格,后来发现,因为群体犯罪手段简单,可能只是几句评论。群体承担错误的成本极低,不用道歉,甚至不会有愧疚。”
      最后他总结道:“今天的这堂课不是想让大家进一步去批判群体的种种不是,而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自己也是‘乌合之众’中的一份子,以及在认识到自己也属于群体的部分后该如何保持理性,最重要的是,当周围人都被群体中所蔓延的情绪感染后,我们该如何利用理性思维来解决问题,是参与到群体犯罪中,还是敢于站出来指出群体的错误,这都是我们该思考的。”
      “还是数独游戏省事,每个空格只有一种可能,完全通过推理就可以得到标准答案,”我心想,“要么错,要么对。”

      尽管V先生劝导同学们理性看这件事,狙击手是杀人犯还是成了一件盖棺定论的事,尤其是开庭后被法官宣判无罪,这让以赛门人和支持以赛门的龙泉人更加愤怒。
      判定无罪,是因为狙击手没有恶意杀人,而是接收到了错误命令。下命令的人也无罪,是因为他只是判断失误(尽管失误的代价很大)。如此看来,似乎谁都不该背锅,但死者家属不买这个账,民众也不能接受好戏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续报道称,参与这件事的所有警员受到停职处分,至于那位狙击手,他并没有丢掉工作,可怜的是他受到的网络暴力可比失业更可怕。

      当各界媒体全都一股脑地将狙击手渲染成一个天生缺乏人性的异类,反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自媒体专栏刊登了一篇《假面告白》博得了民众关注,文章读起来半真半假,不知真伪,但足以调转舆论话锋,毕竟身处温室的善良百姓总是受恻隐之心摆布。
      全文如下:
      我原以为不必解释,因为真相就如大家所见,我杀了人,但我并无罪过。
      射击是我的天赋,此外我与生俱来的性格也是迎合了这份职业,我的共情能力很差,或者说缺乏同理心,具体表现在看书看电影从来不会有感触,也不曾因为杀了人而难受。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特征是三岁的时候(是的,我保留了当时的记忆),当时一位伙伴的牛头梗误食了黑巧克力然后死了,他很难过,我们的朋友也是一副难过的表情,但我只对巧克力能毒死狗这件事而好奇,这也许很难理解,就像我也不能理解那些为牛头梗哭鼻子的伙伴们。后来,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异类,我学会流露出必要的神情以掩饰自己天生的冷酷,这其实不难,而且有规律可循,好在我的道德意识很完善,所以千万别把反社会人格和我混为一谈,我相信(或者说我说服自己相信)那些被我杀死的人才是真正冷酷的人。
      信念总有动摇的时候。
      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因杀人而内疚,此时此刻我依然认为当时开的那五抢是我的职业。死者家属一直坚持起诉我,于上周开庭,幸运的是我被判无罪,但媒体总对这些社会争议感兴趣,其中一位记者断言我一定是因为看到嫌疑人是以赛门人所以才会一口气开了五抢,如果他是个本地人的模样我可能只开一枪,我回复我的任务只是置他于死地,这句话说的实在愚蠢,不出意外我成了舆论的靶子,我的邻居和同事开始对我避而不见,这没什么,毕竟我是就像新闻标题上,用加黑粗体字强调的那样是个“冷血无情的家伙”。
      但就在昨天,“以赛门公民福利协会”的示威者举着死者遗像,喊着标语经过我家门口时,我感到很闷,于是我想出门转转,可一出门,便有小孩子往我身上扔树枝和垃圾,嘴里叫骂着:“杀人犯!杀人犯!”,我突然感到很难过,该怎么形容呢,是很陌生又很不适应的无力感。在这种寂寞的常态下我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这么多年来的负罪感突然笼罩而来。孤独大概是主对我的惩罚,但万分抱歉,我知道这样独自活着不能获得救赎,对不起,我对死亡很恐惧,对不起。
      如果今晚我有勇气用死亡来赎罪,那明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否会因为我的死而变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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