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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第三十五章 黑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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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菁菁！你开开门，妈给你煮了小米粥，你好歹喝几口呀——”
“菁菁啊，听话，快把门打开！你瞧，爸买了你爱吃的芒果，还有莲雾，喏，还有释迦呢！都给你切好啦！你多少吃一点吧？”
“姐你别担心！我刚又出去打探了一回，你们的报纸已经基本回收得差不多啦！而且——”
“嘘！你怎么还提这个？！臭小子，快回你房间去，别跟着添乱了！”
“菁菁，你开门好不好？有爸爸妈妈在呢，你什么都不用怕，啊？乖女儿，快开门吧……”
……
爸，妈，阿喆……
我最亲爱的家人，他们都守在门外，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着我，对我不离不弃，我知道他们不放心我——可是，可是我，我不敢开门呀……
我不敢、不想，也不愿面对他们！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只想一个人躲起来，躲在我的房间里，窝在我的床上，用被子盖住全身，就那么蜷缩在黑漆漆的被窝里，不听，不说，不看！
谁都不要来找我，谁都不要来问我，我真的不愿意回想，更不愿意去面对！
对，我是在逃避，我是在做缩头乌龟，愤怒、恐惧、迷惑、愧疚等等一系列情绪仿佛一张大网，死死地缠住了我，让我无处遁逃，只能缩进壳里，欺骗自己这样做就可以安然无恙，就像那个十年前犯下大错、十年后又被我穷追不舍的叶成贵一般。真想不到报应居然会来得这么迅速，我曾在心里那么咬牙切齿的咒骂过叶成贵，痛斥他的软弱，鄙视他的逃避，可此时的我比起他来又有多少分别？事不关己时人人都可以做到理智客观，一旦事到临头，却——
可……叶成贵，我写的就是叶成贵啊，我那篇特稿里明明写的都是他的名字，还有佩德罗，可是，怎么会——
昨天早上，当来不及梳头洗脸的我再度像从前一样，披头散发地冲进办公室里时，距离主编在电话中给我规定的十分钟期限还是超出了一倍，而面容扭曲的主编也根本顾不得和我计较这些，只将一张《台北日报》摔向了我的脸，我本能地抬手一接，正想摊开看时，却又注意到周围的同事们个个眼神怪异，一见我看向他们便立刻各自转头，我也无心去多想，只把手里的报纸展开，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那大版面的头条文章，标题与我交上的稿子倒没有什么不同，可是那文中的内容，那两位当事人的名字，我只看了一眼便险些晕厥过去——这，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怎么会这样的？
华港生？鲁……鲁德培？
前面那个对我来讲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还有后来那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名字，这——
这是怎么回事，我笔下故事里的主人公不是叶成贵和佩德罗吗？可放眼扫去为什么通篇都已不见了这两个姓名？取而代之的，却是——
我的脑子里登时便发出嗡的一声，两只手紧紧地攥住那报纸边缘，竭力瞪大双眼细细打量着上面的每一个字，却不想越是照着那文字读下去，周身便越是发冷，因为我看到在那篇署有我大名的文章里面，凡有涉及到叶成贵的姓名部分都被替换成了华港生，佩德罗则成了鲁德培，尤其打从一开头便特意强调了此华港生即彼华港生，就是那位名满台湾文坛，头顶着“心灵疗愈专家”、“良知学者”等一大串耀眼光环的年轻作家，那位最擅长在作品中描写亲情、歌颂亲情的著名的华大作家，而那位“鲁德培”的身份和经历则与佩德罗完全一致，就只是给他换了个名字而已！
怎么搞的，这究竟是怎么搞的？！
我极力克制住自心底发出的颤抖，强迫自己将那文章的内容逐字看了下去，发现那文章的大体框架虽然未怎么变动，还能很明显的看出我先前谋篇布局的影子，但却将两位主人公的叙事主体地位来了个彻底的对调，将我原本选择的叙事视角从佩德罗变成了叶成贵，哦不，是变成了华港生的，在保留我原有设定的基础上给他加入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更是修改、补充了许多细节，比如说他十年前丢了警察饭碗、走投无路之际，是老板鲁德培出于善心才给了他一份工作，留他在自己手下打工，对他也分外照顾，可任谁也想不到这位华港生外表虽老实腼腆，内心却是贪慕富贵，为了成为人上人而对老板百般巴结，表现得言听计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老板那位保养得宜的继母，竟对她动了邪念，不顾她身边已有伴侣，数次纠缠于她，直到他的父亲临终之时才终于说出了真相，原来那个女人竟是他多年未见的生母林莲好，她在当年和他父亲离婚之后便改嫁去了台湾，做了鲁德培之父、时任□□老大的鲁大海的续弦。谁又能料到华港生居然会看上自己的亲妈，疯狂的向她求爱，甚至在遭拒之后还欲对她用强？若非他母亲抵死不从，后果谁敢设想？！
林——林莲好？！嫁给海哥？这么说她就是那位被当作了替身的鲁二太太了？可港生以前从没提过他母亲有再嫁啊，他一直都说他母亲这辈子就只有他父亲一个男人，她至死都是华家的媳妇，可是，这——
我额头上冷汗剧下，眼前金星乱舞，不得不靠在桌边才能勉强站住，再看那篇文章接下来又给港生的母亲林莲好留下了一大块篇幅，不仅加入了我略去不提的鲁太太和孙小棠的那段暧昧往事，还将前因后果描述得格外详细，包括那位孙小棠是如何的忘恩负义，深受海哥的提携之恩却打起了大嫂的主意，最后更是暗下毒手残忍杀害了海哥，霸占了新寡的大嫂。而在这一过程中的林莲好完全就是个红颜祸水的存在，一面口口声声要报答海哥的恩情，标榜自己绝不会对他不忠，一面却又对那孙小棠百般心软回护，就连后来从他人口中得知了丈夫遇害的实情，也依然选择了要跟这杀夫仇人远走高飞，为此竟连自己的儿子也能弃之不顾，只管跟着那个姓孙的跑到了台北郊外，从此男耕女织、朝夕相对，一心一计的过起了二人世界来……
这——这都是真的么？那位看上去端庄持重的“林氏莲好”居然会这般风流？港生在书里虽然写过他母亲晚年的一个追求者，叫什么“小孙”的，但他可是一口咬定他母亲对小孙只有感激之情，从没有爱过他，不过是看他病弱可怜才不忍将他抛下，至于会跟他去了乡下全是因被他欺骗，她本来不想去的——可是这两个男人怎么会都姓孙，又都这么诡计多端？难道说，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小孙就是孙小棠，孙小棠就是小孙？
我身子一颤，眼前的金星总算是略微消散，就如那文字写到这里也带了些痛快的口气，只说是老天有眼，终究是逼迫那林莲好手刃了孙小棠，除了一个疯了的儿子华港生外便再无人可依靠，只好从此收敛心性，与儿子相依为命——而这就是港生笔下所谓的“伟大母亲”和“母子情深”的真相，说来说去，不就是自我粉饰、自欺欺人么？
果然，跟我曾经想的，一样啊……
我顾不上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喝彩，只能继续盯着那铅字快速读下去，而下一部分的内容又引回到了鲁、华二人的“兄弟”真相上：自幼便被蒙在鼓里、始终把继母当成亲妈的鲁德培在得知华港生的真实身份以后，自然而然的也把他认作了自己的亲哥哥，待他更添亲厚，一心要替母亲补偿他这些年所受的苦。可精明的华港生却很快便发现了二人的年龄差异，又从母亲对他们的态度有别上看出了事情不对，心中早就确定了他和鲁德培绝无可能是兄弟，只不过为了攀龙附凤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便选择了将错就错，厚着脸皮给昔日的老板当起了所谓的“哥哥”。怎奈好景不长，他这个“哥哥”没当几天便遇上了过去的死敌，鲁德培为了救他身负重伤倒地，他眼见他危在旦夕，母亲又已私奔远走，倘若救了他回去，怕是从此就要背负这个累赘了，不管能不能救活他，对他都没什么好处，况且他和他本来也不是亲兄弟，就算外人不知道，他还能不清楚？于是他便将他丢在码头独自逃走了，这一逃就是十年，这十年里他逃去台湾找到了隐居的母亲，又在大哥的帮助下和母亲重新团聚，因为不愿再面对那些令他不快的往事，他便借口精神失常，待彻底躲过风头之后便开始以写作为业，靠美化他们两母子的经历来骗取读者的眼泪，赚得盆满钵满，至于那被他抛弃、生死不明的“弟弟”，他哪里还放在心上？如今的他已从昔年的落魄小混混变身为知名作家，栖身上流社会，事业有成名利双收，眼看便要推出第二部小说作品；而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鲁大老板却是伤病缠身，身边无亲无故，唯有日日躺在病床上等待死神的召唤……若是把时间倒退回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回到这对“兄弟”初遇的香港街头，那个捏着啤酒罐在街边肆意高歌的醉醺醺的小混混，和那个坐在豪华座驾里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大老板，有谁能想到他们二人的命运竟会发生如此惊天的逆转呢？
那一夜，那条街，倘若他的车能再开快一点，与他擦肩而过，此生永无交集，会不会就没了他们后来的那些恩怨纠缠？他继续做他的小混混，他继续做他的大老板，管他什么生母继母，管他兄弟不兄弟？可惜天地不仁，不会轻贱华港生，却也，不会怜惜鲁德培啊……
那篇文章就在这一声哀怨的叹息中结束，而读罢全文的我已是浑身冰冷，双脚一软便蹲坐在了地上，被几个心有不忍的同事伸手扶了起来，拉过椅子给我坐下，又帮我倒了热水塞进我的手中，可我对于身边的声响已然丧失了感知，那一瞬我的脑子里来来回回就只盘旋着一个问句：谁干的，是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
“你别在这儿扮柔弱了！现在不是你晕倒的时候！你快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不是你——”
主编变了调的质问好似坚船利炮，到底攻破了我那瞬间封闭的心门，而我在听清他最后那句问话要表达的含义时，顿时身躯大震，一个猛子跳了起来，死死瞪住怒目而视的主编，高喊道：
“不，不是！这跟我没有关系！我的稿子不是这样写的，您不是也看见了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那你昨天到底是怎么把它交给编辑的？还有你们几个，到底是怎么排的版？最后又是谁把样报送到印刷厂的？你们一个一个说，我要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了哪个环节！你先说！”
主编一边叫骂一边指向了一个编辑，吓得那小姑娘面如土色，哆里哆嗦地晃着两手表示不关她事，她初次核稿以及排版之时那稿子也不是这样，其余的几个编辑也都是这套说辞；负责送样报的工人更是坚称自己绝没动过手脚，说他这次也和往常一样，直接便将装在信封里的样报送去了印刷厂，根本没打开来过；再问印刷厂那边也是大叫冤枉，只说他们都是按照我们送去的样报进行排版印制，又不管内容校对，即便出错了也不能怪到他们头上，这个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该由他们担……
于是，昨天报警之后，整整一天时间我们都在主编的带领下，将整个发稿环节的每一步都详细梳理个遍，誓要找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我则不得不再次接受了警方的调查询问，却又苦于自己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不止是我，其他经手的编辑和印刷厂工人也都急得抓耳挠腮，因为那两份最关键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的原稿，以及送去印刷的样报，居然统统不翼而飞，等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洗不清嫌疑了，唯一有点突破的就是警方从一个印刷工口中问出了一条线索，说他在拿了样报赶往印刷车间时不小心被人撞到，摔了个四脚朝天，那份样报也脱手而出，还是那个撞了他的人捡起还给他的。可再一细问，那个工人却又形容不出那撞人者的模样，就只记得那人身穿工装，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长相，如此一来警方的调查又成了白费功夫。心急如焚的主编只得一面往嘴里塞着速效救心丸，一面给各路广告商、发行单位及港生签约的出版社打电话解释，用尽他所有的资源和人脉去降低这起事故的影响。只是我心里清楚，已经来不及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岂是人力可阻？更不要说与《台北日报》在本地的发行量和强大的影响力比，我们报社众人的这点努力不过是螳臂当车，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我的预感，不出半个钟头我们的热线电话便被市民打爆，港生所签约的那家出版社也在下午发来了律师函，要求我们必须马上停止对华港生先生名誉的诋毁和侵害，并且登报道歉解释，为其消除不良影响，否则对方将采取一切法律措施，依法追究报社及当事记者的全部法律责任……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做啊！到底是谁躲在幕后下了这等黑手，而我区区一个记者，又招谁惹谁了？何至于这样对我？毁掉我的记者生涯，他能有什么好处？而且若论那篇文章所造成的负面效果，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明明不是我呀？
我右手五指深深地嵌入了被子里，一股自心底升起的寒意霎时蔓延至四肢百骸，我隐隐意识到这件事情绝没那么简单——我的记者身份极有可能是被人利用了，对方的确居心叵测，但他此举所要针对的对象很可能并非是我，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