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记》陆冬生

2、第 2 章

　　在12月的时候, 我们买了个数码相机.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照片, 觉得还是有点心酸.两口子互相剪的头发可以说惨不忍睹; 那些已经挑选过角度拍的照片还是记录了居住空间的恶劣.从登陆到元旦的三个月, 那是一个茫然的生活阶段, 比之后来的黯淡, 也还是值得回忆的吧.
　　大概是我们太无知,出国之前居然都没考个托福. 虽然市内有暖气,但本来就有英语恐惧症的老公学托福弄得浑身发冷.我一个人走到唐人街去买西洋参给他进补, 脚下的冰雪吱吱地响, 路上只有寥寥行人, 夕阳西下, 天空好像是紫色的,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年的圣诞节前东宁决定回流. 我从没见过东宁的丈夫.他在多伦多的几年时间里没有找到过合适的工作, 后来香港一间公司给了个职位, 就先回去了. 回流前,东宁把她的自行车电视机都给了我们. 我记得是在傍晚去取的那些东西, 空气是凛冽的但已经有温润的节日灯火装饰在路旁的屋子上, 可是东宁是苍老而忧郁的, 甚至不太会笑. 东宁在南京市是个机械工程师, 也在多伦多念过一些书,但似乎对就业帮助不大. “ 专业工作” 在当时的我那个圈子里更像是天上的星星.
　　三年多过去了, 我依旧记得那些灰色的细节, 那些小小的感伤和悲哀.我至今仍然不认为移民加拿大是我正确的选择, 虽然我明白事实上我也很难再回到中国了.
　　多伦多的动物园在Boxing Day 是免费开放的,我在那天的动物园见到了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老袁一家和我们一起去了动物园, 他们两口子比我们早半年到多伦多, 都是国内的大学教师, 那时候两口子都还在语言学校混着. 我想我们是迷路了, 暮色苍茫中我们还在动物园了找出口, 猴子都倦了…….
　　过了圣诞节我就到多伦多以西伊桃碧谷的一处妇女学校混着，周一到周五在那学计算机课程，周六在那里教小孩子计算机启蒙。
　　在那里我遇到了玫丽。相当的机灵秀气，那时还是单身呢，身后追的人也有些，自然的心高气傲。都是后话了，慢慢再说她。
　　那年的雪也许真是很大，记忆有些模糊了。我只记得从城中心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的暖气总是太足，上去就晕车，下车时候就一阵狂吐，我每天都为吐在路边白雪上的污物感到万分抱歉，觉得没办法再上这个学。那时老公在打工了，天不亮就出家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半途而废的理由不太充足。万幸的是人的适应能力超乎想象，一个月以后晕车不治自愈，且再无后患。
　　春天来的时候，伊桃碧谷一带的居民区很是漂亮，每天上学时我都由衷地羡慕住在那些漂亮屋子里的人们。有一家临街的窗口摆了个摇椅，有个短发的亚裔妇女总是坐那儿看书，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吧。想到自己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安定下来，我只能相信人真的是有不同命运的。
　　这个学校是慈善性质的，照顾低收入妇女，已获得一定技能找个糊口的工作为目的。硬件设施尚可，教师水平有限，教师多为往届学员。好在考试是行业认证，所以成绩如何全靠自己，考不及格就逐步被退学了。慢慢地，黑人走了，墨西哥人走了，白人走了，剩下的就几个中国人和东欧人，还几个印巴人。夏天时我提前考完了全部科目，虽然尚有半年方算完成课程，但我还是决定开始找工作。离开中国后，我似乎对自己能否重新做回职业妇女深感怀疑，那时身边见到的也多是没正儿八经工作的新移民，人人都节衣缩食，个个都灰头土脸，说不尽的寒苦。
　　正好赶上那一年的北美大停电。穿着离开中国后就再没穿过的丝袜和套裙，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奔波，疲惫不堪满头大汗的我来到了位于密西沙加北部的GE公司门外。换上包里的高跟鞋，擦干汗，我拾起微笑满怀希望地走了进去。。。。。。这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次面试，当然我没有运气到这一次就得了个无数新移民日夜盼望的工作。
　　我只是到一间服装厂去做了个不拿工钱的volunteer. 这volunteer 也真是加拿大特色，在多伦多你也许找不到一个洗碗的volunteer，但我绝对相信可以轻松找到300 个计算机volunteer。刚开始第一个星期我觉得他们确实需要一个人，也许我卖力一点能留下得到一个职位。到第二个星期我觉得纳闷似乎感到了明显的歧视，连那高中毕业的小丫头也想欺负我。正要检讨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部门的头儿那金发碧眼的白女人让我下车间去检查所有的计算机。这车间让我开了眼。几百个车衣女工，没一个白人或黑人，90%是华人面孔（也许有些越南人，我分辨不出来），余下的10%是南亚妇女。拥挤嘈杂的车间里，一张张黄色的脸木无表情，相当的震撼。仔细想想办公室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香港女孩，她好像是高级财务人员，我给她弄过机器。一打听，这女孩的家族姓何还是姓霍，拥有这服装厂不小的股份。我知道没有希望了，回头望也没退路，也只有一天天混下去，等着八周的时间结束，好拿个推荐信。
　　2003 年对我来说真是灰暗，刚来加拿大时的新鲜感全部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迷茫失落。太阳升起时，我不快乐，太阳落下时，我仍旧不快乐。
　　我们从市中心搬到了城北，租了镇屋的单独一层，图个环境好些，离老公那时打工的工厂也近些。房东是年轻夫妇，男的写程序，女的念点书混着。我们住了3楼，2 楼房东住一个卧室，另一间租给了男房东的一个同事。平时公汽地铁再换公汽，我折腾到家少说也要6点半，有一天因为有面试，就早回来了。一楼的客厅有点奇怪的响动，我就转过楼梯去看看，只见女房东和那二楼房客抱成一团。我反应慢，一时摸不着北，呆了。倒是那男的大方，连说：“不好意思，你回来可真早。 ” 仔细看看，这小伙子倒是眉清目秀，不像房东先生已被生活压弯了腰，整天多哆哆嗦嗦担心LAYOFF.
　　从此以后住在这里不得太平，房东太太天天找茬，以两个月后搬家了事，又搬回城里了.
　　(都已经快一年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和体力把他写完。但是看到孩子们每天都有变化，我知道如果不把那些记忆记录下来，毫无悬念地，它们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被遗忘，不留痕迹。)
　　2003年的最后两个月我们住在Jameson街，那栋楼紧靠Queen街，从窗口可以看到安大略湖的一角。虽然只是一间房的陋室，我已相当的满足，因为有了私人空间。
　　梅丽在11月回国结婚去了，回国前两天被房东赶了出来，据说是抱怨了房间太冷。老公那时打夜班工，她就和我挤一个床上了。（多伦多的华人房东也不容易，千辛万苦地打工买了个房子，还指望出租赚点钱，自己住地下室，一个房子里住了好几家，没个安静的时候，想着也是心酸。）我不记得那年是否很冷，但我记得梅丽回去后我见过一次大卫，在coffee time 门外，雪花落在他身上，他幽幽地说，“梅丽不知何时回来。”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谁爱谁，但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在似乎人人为生活挣扎的时候，我从这个前任大学教师现任司机的男人脸上看到了一丝奢侈的优雅伤感。
　　2004年的元旦大卫到机场把梅丽接了回来，安顿了住处，而我从此和她越走越远，似乎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