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山都是红杜鹃》我说

1、带着提琴的圆脸青年

　　那年冬天，我被推上了一辆满载着年轻人的罩乌蓬的大卡车。母亲在车尾肿着眼睛试图将一网兜东西抛上来，我无动于衷，麻木地看着她不断被其他人的激动得痛哭流涕的父母亲们挤开挤远。终于要出发了，车上的男男女女纷纷朝车外哭喊起来。有些姑娘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有的则掏出手帕解下辫绳甩出了卡车。我坐在车尾，看着那些手帕发绳有的被减起吻在嘴边有的被人踩在脚下。那些吻在嘴边得多半是吻错了的信物，可这又怎样呢？扔出去的没有后悔，捡起来的也没有后悔。
　　卡车已经发动，一股刺鼻的黑烟终于冲散了车外久久不肯散去的人，而我即将离开这个城市，被迫离开。

　　我的网兜在最后一刻被丢了上来。网兜里的三个皱巴橘子滚了出来，写着1962年青年团优秀团员纪念的搪瓷杯和搪瓷盆发出了几声或清脆或沉闷的哐当当，上头的裂缝又增加了。我伸出腿去将那网兜破东西拨拉到自己身边，再一探手去摸那几个橘子。这一摸就摸到了印小天。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只是抱着个小提琴盒坐在一口旧皮箱上，神情木然地眺望着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城市。我摸着他的脚踝，皱巴橘子躲在他的脚后跟边。我仰视着他，瞧着他白皙圆润的小下巴，说：挪一下。他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哦”了一下，再真的只是将脚往旁边挪了一挪。于是，在还不知道他名字的情况下，我先记住了这个人，仅因为他没有主动帮我捡橘子。

　　卡车开了几天几夜，在满车的人都又饿又臭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统统被赶下大卡车，接着那些卡车就绝尘而去了。我傻不啦叽斜背着包和所有人一起等在一座光秃秃的山脚下，手里还提着个更傻的塑料网兜。网兜里的橘子已经成了橘子皮，我小心地将它们藏在搪瓷杯子里。这三张橘子皮还可以用来泡水喝。
　　天色越来越暗，我们老实地等在原地。前面陆陆续续的已经有几个村子接走了分配过去的人，我缩缩脖子，打了个寒颤。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四眼田鸡神经质地小声嘟哝：“我记下路了，我知道怎么回去。”他反复说了几遍，见没人理睬他，便讨好似地对我说：“我们一起走吧，我记得路的，能回去的。”我厌恶地抖抖手，没理他。

　　我不知道四眼田鸡后来有没有逃走。因为没过一会儿，我和另一些人被带到了一个叫杨望村的地方。我们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破草房里的大通铺上睡觉。草房里烧了个炉子，我躺在发臭的两个同性的身体之间，担心地盯着炉火跳跃。我总觉得那火苗会一蹿蹿上那草屋顶。就这样混沌了一夜，终于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挨不过旅途劳累，沉沉进入梦乡。梦很短暂，我梦见自己啃了罗序亭的嘴，然后又呸了一声骂臭。再然后，我被推醒，有人告诉我该集合了。

　　一个穿着短袄还束腰带的自称杨队长的青年像模像样地要我们从高到矮排成一排。我迷糊着边估摸这个打扮同杨白劳似的但还算人模狗样的杨队长同我该是一般年纪，边理所当然地站在了队伍的第一个。杨队长跨着大步走过来，一把把我拉到队伍前面，他仰着脖子打了下我的后脑勺要我看清楚自己该排哪里。当时我还没睡醒，否则绝对不会乖乖地排回队伍中去，只会一拳将“杨白劳”那张还算周正的脸打得七拐八歪。

　　所以，一开始的日子，我还真是算得上老老实实。
　　我那时候刚满20周岁，读了三回高三。第一次没考上，父亲揍了我一顿。他不相信卢家的孩子会不合格，逼着我又复读。第二次没考上，我同父亲干了一架。第三次再考，是我自己要求的，仍然没有考上。父亲摇摇头，落了泪，说是他对不起我。接着，我就被下放到了这光秃秃的山脚下。
　　我年轻气盛，正一身力气无处使，那些农活起初也让我觉得新鲜。然后时间久了，我便对这些一尘不变的体力或厌恶起来。我与邻村几个同我年纪背景差不多的男女混熟在一起，偷老乡的自酿酒喝，半夜跨上猎枪打野味烧烤，以及分享偷偷带来的香烟。在别人眼里，我们渐成一派，几个队长书记认为我们这些人无恶不作，应该关起来。然而，我们什么都不怕。相反地，有一个叫大周的则时时受到表彰，成了这批被下放的人中的先进学习人物。我们公开地嘲笑这个长得熊样的大周，说他天生就应该是这里的人。大周不屑看我们一眼，与他的代表积极的那派人将我们彻底忽视。

　　再次见到印小天，是过大年的时候。
　　积极派的人向上提议要开个迎新晚会，那群土包儿书记队长们批准了这个破烂晚会并强制我们每个人都到场。我嚼着根草杆，哈欠连连地看着那些原本的城市姑娘们穿着土布衣裳抹了两坨又大又圆的农村红在台上胡乱扭着跳秧歌。她们这样不伦不类，反比不上原汁原味的纯朴山丫头们。扭了秧歌唱山歌，再来几首做作的的诗朗诵，我接到同伴们的暗号，“呸”地吐掉草杆子就要同他们一起溜号。就在这时，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飘了来，缓缓地穿进我胸膛，轻轻抚摸着我的心脏。我忘了那暗号的催促，回头望向草坨子搭的舞台。印小天昂着头，双手灵活地摆弄着他的提琴，白皙的圆脸庞被篝火映照成一朵杜鹃花。

　　我不晓得印小天的提琴有没有罗序亭拉得好，罗序亭被选去为咱们敬爱的领导人们拉提琴，而印小田正在这里为我们这群被遗忘丢弃的人或者为他自己拉提琴。他手间流出的声音一下下钻进我的心脏里，挠拨着，那些美丽的激烈的回忆在我脑海里走马灯似地回放。印象里头，罗序亭的身体上统统按着印小天的脑袋。

　　那时，我想，我这是要爱上他了吧。我自顾自地幻想着自己的爱，打定主意寻找一切能接近印小天的机会。我决然地想以此来让罗序亭成为一个回忆，反正，他已是那样的遥远，我再也不可能抓到他。
　　年后，我迅速地打听到：印小天被分去的村子离杨望村只有几里路；印小天不爱说话，自视甚高谁都不理。这和罗序亭不一样，罗序亭很爱说话，他讨好每一个需要讨好的人，于是他往高处去了。所以，印小天的自视甚高并不影响我的决定，反而使我觉得这点更吸引人。

　　我并没有觉得这会是一厢情愿的事。我长得挺高，脸毋庸置疑是英俊的。从来，我便很受姑娘们的青睐，即使在我是一个坏人样的时候。当然印小天不是姑娘，可罗序亭还不是一样？我认为，罗序亭长得可还要比印小天更好些，印小天不过是不难看的水准罢了。
　　在印小天的村子里晃悠了两圈，我没见到印小天，却看见了四眼田鸡。他的一个眼睛青了，右边的镜腿上还缠了块破布。四眼田鸡跛着一只脚向我走来，脸上带着给老朋友的笑容。我本来急着找印小天没工夫搭理他，但转念一想，他和印小天同村，估计能问出点什么来。于是，我同他搭讪并问他这眼睛这腿怎么一回事。

　　四眼田鸡告诉我，他那天偷偷往回走了，然而天寒地冻，道路崎岖，半路崴了脚于是作罢。我本就不在意这桩事，也并不去探究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伙是被抓回来的，不仅挨了上面的教训，在我们这些人中也是受欺负的。他难得找到肯与他说话的人，当时便缠了我好一会儿说他那些不知真假得七七八八的事。我几次不耐烦地要打断他去问印小天的事，他都能没说几句就有转回他自己的事情上，直到有人来叫他去上工。那人叫得很不客气，用了以侮辱性的绰号。究竟是什么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晓得我在心里颇为赞同，闷笑着认为非常适合这个鸡婆的人。

　　我跟在他们的身后去了他们上工的地方。然后就看见了印小天。他的脸仍然白而圆，但明显没有那天篝火下的滋润美丽。我看见他鼻子冻得通红，皲裂的手握着把大锄头拨拉着枯草。我脑子里映出这双手拿着细巧的琴弓拖着曲线优美的琴身的样子来，一冲动便上前去从那双手中夺过锄头，抡圆了膀子干起来。印小天只愣了一下就回神要抢回他的农具，我让开身体，叫他抢了个空。

　　印小天并不因此对我有好感，他找来他们的队长帮他要回了农具，而我则被带回了自己的队里接受处分。出师未告捷。我反省不出个所以然来。印小天白白的矮矮的，当然还有点娘，他起码有50%以上的可能性是喜欢男人的。罗序亭比他要高比他要英气，可还不是喜欢我了？当然那时候，我还死活不承认，罗序亭当时喜欢我是因为我能将他引见给当时还在音乐学院做教授的母亲。

　　几次三番后，印小天仍然视我为无物。我几乎要扼腕叹息，难道关于喜欢的暗示还未传到么？于是，我坐了件蠢事，请四眼田鸡帮我给印小天传了张纸条请他到过年时的草坨子舞台那一聚，有要事相告。四眼田鸡信誓旦旦会按时送到，并因有人委以他“重任”而感激不已。他说：放心吧。咱们谁跟谁。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暗道着谁跟谁还是要分得清些才好。
　　当天晚上印小天来了，他不知道是谁邀请他。月光下，我远远看见他的头发整整齐齐，并不时羞涩地整理自己的衣角。或许他以为这会是某个听了他拉的曲子而心仪他的姑娘的相邀。我不禁哂笑了下，跑上前去。
　　一看到我，印小天的表情果然由羞涩转为不解与失望。我照着自己一贯的直白思路，本想趁着月色良辰诗意地表白一番，然而一张嘴一动手却变了味。天知道，我为什么用嬉皮笑脸掩饰着内心的激动，还动手动脚地表示他应该同我好，还说同我好，他绝不会吃亏。第一步我就走错了，惹得印小天一脸厌恶表情转身就走；第二步我就更错了。如果我知道变态的四眼田鸡正躲在草垛字后面偷窥，我决不会上前一把抱住印小天不让他动弹。
　　四眼田鸡听不见我们的说话声，但当他瞧见我的动作，便什么都能明白了。

　　此事以印小天甩了我一巴掌而告终，后来几天我颇为失意。我们这群混在一起的人多少是知道点我对印小天特别关注的事情的，平常经常带点印小天怎么怎么的消息给我。但那事之后，我明确表示再也不想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