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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案 ...

  •   以下文字是我,刑事民警格里高尔·拉科洛夫·达布柳维奇,关于1973年6月27日,布里雅特安波罗夫斯克市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斐道诺夫离奇死亡一案的个人备忘,我写下这篇记录时为1975年5月15日,而且,我希望此篇充满荒谬记录的备忘再也不被提起,也希望不会有别人看到此记录。

      众所周知,我们的城市布里雅特安波罗夫斯克位于西伯利亚边疆区的中部,最早是伐木者的一个小小聚集地。到了沙俄统治末期,该地成为革命志士的流放地之一。到了肃反时期,我市集中了若干劳改营,初步有了城市的规模。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劳改营大多改成了工厂并延续至今,市民基本都是厂里的工人(包括原劳改犯和他们的后代们,当然如今都是合法公民),我们的死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斐道诺夫就是我市红旗突击手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浇铸工。

      整个事件开始于1973年6月28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我们这些党员正在局里集体开会学习,听政委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同志传达上级关于最新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位民警(我记得是谢苗·顾华诺夫,一个年轻的巡警)闯了进来,直接跑到政委同志旁边报告说:“政,政委同志!凶杀案!残忍的凶杀案!”

      要知道,我们这个小城市,发生凶案的概率并不高,往往也不过是醉酒打架致死。我们这些刑警,处理的主要是小流氓们的盗窃、斗殴或是强丨奸案子,这一回,嘿,全都调动起来了。

      我们边往出走,边听顾华诺夫讲现场情况。他说他早上照常骑着自行车巡逻,走到马里诺夫大道尽头,基本靠近市郊树林那里时,一位妇女同志突然从树林里大叫着冲了出来。

      他拦住了那位妇女——顾华诺夫开始以为又是猥亵案子,这片树林是个可能发生猥亵案的环境。可那位妇女面色苍白地告诉他,树林里有个死人,一个被残忍杀害的人。

      顾华诺夫让这位女同志带路,走了半天,在林中一个空地上,他看见了凶杀现场。“太可怕了!到处都是血!完完全全是被肢解的啊!”他结结巴巴地说道。“然后我就带着那位女同志赶紧回来报——”

      “您真是个笨蛋!您应该让她来报案,您留在现场看守!”我不客气地打断了这年轻人的话,“这下现场要是被破坏了,顾华诺夫同志,您就等着局长和政委的雷霆吧!”这青年民警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把帽子摘了下来,捏在手里,紧跟在我旁边下楼,同时说:“大尉同志,我光想着赶紧回来了,实在是——”“那位女目击者呢?”“我让她在门口接待处等着呢,大尉同志……”

      下楼到了门厅,我看见了那位女目击者。出乎意料,居然是我认识的人,这位女公民是霞姑·萨巴耶娃,以前的夫姓是孟什托娃,她之前是市郊农庄的农家姑娘,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姓孟什托夫的车工,她丈夫去年酒后不小心掉到了河里淹死了,留了一对儿女给她,她在市中心的“伏尔加”面包店做工——因为她丈夫淹死的案子,我去年和她有过接触。

      看到我们过来,萨巴耶娃迎了上来,她脸色依然苍白,显然惊魂未定。“到车上慢慢说!”我叫上她和我们一起走,“奥尔洛夫,你们那辆车先去去市医院把法医接上!”

      我一边开车一边听她讲,她说今天是换休,她原本要去那片树林看看有没有新长的蘑菇,好摘点回家做馅饼,没想到看到这件惨事。

      车子很快到了路的尽头,前面是半泥泞的煤渣便道,再开了一段就彻底没路,只好停下下车,我注意到并没有其他车辙——尽管刚下过几场雨。

      在霞姑和顾华诺夫带领下,我和刑警巴丨特尔(他是个布里亚特人),看到了现场。这现场至今我记忆犹新,哦,那残忍的现场。

      命案现场是林中靠近小河边的一片空地,砂砾地,同时有不少石头和垃圾。在正中,死者四肢展开,毫无寸缕地倒在血泊中——血液无疑是他自己的——凶手把肋骨以下骨盆以上的腰腹部整个切了/劈了/砍了下来,然后把骨盆以下的腿部,突兀的倒在了剑突下方,形成了奇怪的样子。而被切割的部分我一眼并没看到,至少不在空地里。死者的面容完好,是一位40~50多岁的中年人,留着花白的髭须。我注意到一点,尽管如此血腥,然而我似乎并未见到苍蝇。

      我让霞姑和顾华诺夫待在原地别乱动——“都先别进空地里,等法医过来!”——然后带着巴丨特尔绕着这片空地转了一圈。然后就很明显了,死者是被拖拽进这里的,空地东北角的泥土上有明显拖痕,草叶折断,砂砾和泥土上还有几个印痕——硕大的明显不是人类的脚印。会是熊么?至少我从没听说过我们这里有熊。

      这时候有人在来路的树林里喊我的名字——是奥尔洛夫那组人,他们应该带着法医他们来了。我回应他们的呼喊,然后和巴丨特尔退回到顾华诺夫那里。

      奥尔洛夫、叶夫塞□□奇带着法医和一个年轻女孩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亲爱的达布柳维奇,我希望您这次不是——哦我的天哪!这真他妈的——请原谅!”

      正如我想的一样,他们几个——除了法医——看到现场脸色都不好看起来,我们的法医奥森·冯·吕耳佐夫向我点点头,问道:“怎么个情况?”“人是从那个角落被拖进这片空地的,这里应该是杀人现场,因为那一路没有血迹。我看到几个像是脚印的痕迹,很大,可能是熊的。我们还没走近看,等着您呢。”

      吕耳佐夫点点头,指着奥尔洛夫和叶夫塞□□奇说:“这俩小伙子和我看现场,队长同志您带其他人去沿着拖痕找找其他线索。那么这位女士是?”他转向霞姑·萨巴耶娃。“这位女公民是第一目击者。”我告诉他。

      吕耳佐夫转向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女孩儿,“李李斯卡娅,您带着这位女同志回去吧,去林子外头车那里等着——瞧您的小脸儿白的,您可逃不了,回去我们还得解剖!”

      那女孩儿的脸更白了,一言不发和萨巴耶娃往外走去。吕耳佐夫耸耸肩,看着我说:“新助理,刚毕业的学生,您知道,姑娘,嘿!”

      我没接这老家伙的话,招呼□□和顾华诺夫去查拖痕那里。吕耳佐夫这老家伙——今年60好几了——是个立陶宛的德国后裔,刚从医学院毕业,就赶上斯大林同志把他家从立陶宛迁到了这里,不过他幸运地没进劳改营,而是一直当他的医生——毕竟好医生这边太少。他实际是市医院的外科主任,只是兼职法医——毕竟是小城市——经验丰富,身经百战。

      我们从拖痕往树林深处走去,一路看到折断的草和小灌木。这个拖着死者的人或者野兽一定力气很大——从死者的腿长推算,他大概身高近2米,肌肉也很粗壮,怎么也得100公斤了。

      最后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林中空地,地上满是绿草,拖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看见草地一边整整齐齐摆着全套衣服,应该是死者的。草地中间有一个蘑菇圈,那里是拖痕的起点,有不少蘑菇也折断了。我注意到四周地势不平,全是松软的土堆或者土垄,好像刚埋设完管道的工地。此外,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死者自己脱光了衣服,赤丨裸裸的站在(?)蘑菇圈里,然后遇上了那个杀人犯或者是野兽,他被拖行到第一现场并被残忍杀害。

      后面的事就简单了,救护车拉走了尸体,我们封存了物证,拍了照片等等。从第二现场发现的衣物里,我们找到了死者的工作证,正如前述,死者是红旗突击手拖拉机配件厂的浇铸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斐道诺夫,现年53岁。

      此外,对树林各处的搜索并没有找到死者丢失的那部分躯干——如果凶手带走躯干的话也应该有血迹滴落,然而并没有.

      我们也没能在现场发现其他可疑的物品,那几个大脚印(实在是大得惊人)注模后也看不出是否是熊的足迹——实在是过于模糊了。我们之后曾尝试用借来的猎狗对那印痕做跟踪,希望以此找出是不是熊以及斐道诺夫的残躯。但狗儿们死命地想要从现场逃开,仿佛正面对极大的危险似的。

      “从这些迹象看,八成是熊干的,咱们这些狗一定是闻到了熊的气味害怕了。”这是顾华诺夫的说法,实际上,包括局长、政委和我在内,警局里所有的同志都抱着这一观点。

      唯一的疑问是,死者斐道诺夫为什么要一个人跑到树林里脱光衣服?

      会议开到这里,气氛倒有些活跃起来。顾华诺夫叫道:“我打赌他是要晒日光浴啦!”“顾华诺夫同志,您的脑子呢?前两天可都是阴雨。”别人马上反驳他。这年轻人立刻改口说:“也许他是个裸体主义者~您知道,我在画报上看过,德国佬这样子的好多,啧啧。”这个倒是有不少人点头附和,可能死者真是个暴露癖的变态家伙么?总之,等晚上我先去看看验尸结果,再去死者住处调查一下,并去单位走访一圈他的同事朋友再说——拖拉机配件厂办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斐道诺夫是个单身汉,茕茕孑立,举目无亲,没有亲戚能来帮他收尸了,这个可怜人。

      我和吕耳佐夫约好了晚上饭后在他的解剖室见,考虑到可能的恶心场景和气味,我并没吃太多,然后从食堂包了一块黄油和一瓶酒,打算作为这次案件的礼物送他。然后就是开着车向市医院出发了,时为1973年6月29日晚7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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