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历史资料》喾殿.

8、中世纪历史简述档案（下）~

　　国王的地位中世纪王权经常产生变化，尤其是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明显。中世纪时期王权统一的概念是在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之前，那时也可以看出比较统一的特点；而在这个时代之后，因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地理概念形成，彼此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到了末期，王权又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逐渐走入衰弱期。

　　关于国王由来一说，其普遍原则是神授与民选的结合促成，两者缺一不可。这与日尔曼民族的原始观念有关，他们认为国王是具有神性的，所以才能在世间行使他的权利，因而能够站无不胜，这种神性是整个王室家族共有的，所以此家族中成员都有成为国王的资格。但这一神性一定要经过人民民选才能证明其神性，总的看来中世纪国王均如此产生，克洛威就是在公民大会中被选出，而其祖先就是半人半神的墨洛克。后来加洛林王朝取代克洛威王朝，为了证明其合法，所以和教皇结交，由教皇授予这一职位成为合法国王；同时教皇也从中得到好处，形成了以后的教皇国。

　　这一习俗是从日尔曼人沿袭而来，基督教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习俗。这一方面表现在理论上，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就已有对于王权的论述：即国王是神，也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教会的代表者，所以具有神性；同时为了确保国王的神性，教会为此加入了一系列的登基大典，最主要的就是涂油礼（原古希伯来人仪式），多以橄榄油为香料，仅国王能够使用。一般而言登基仪式有四项内容：选举，宣誓，涂油和加冕。

　　国王的选举范围狭窄，国王选出后对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宣誓，结束后还需进行宗教仪式中的圣餐礼，加入很强的宗教意味。在教堂中加冕，说明他与神的关联。其复杂的过程既表明国王神性，也表达了人民对他的信仰：不仅是国王，还是具有神奇功效的人物；但也有不合解释之时：神授自上而下，民选由下而上，矛盾总会产生；此时就会出现两个国王共治的局面，这也是导致中世纪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就是因为三子共治而出现的。

　　国王因为了解自己无神性，所以需要一定的实力作为王权统治基础：在这当中，经济基础最为重要。每个国家的国王都掌握了一块中心地区，为国王提供了持久的经济基础和保障，国王军队也能从中得到补给，也因此这块中心地区往往就成为了王国的首都。此外，国王还拥有很多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其经济基础的一部分。除了领地外，抢劫和纳贡是国王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国王的经济基础也靠社会关系。

　　国王作为一个贵族，在统治中形成集体力量，并通过联姻来加强统治，使自己的领土增大；所以妇女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婚姻的失败往往意味着一场战争，会引起全欧洲的混乱；平民结婚则是出于经济利益。这些社会力量可加强社会统治，但共治共享观念会引起灾难，父子兄弟之间常为对手，且王权形式管理上也不完全，因为理论上全国土地都为国王所拥有，而实际上是由贵族等自治。

　　当时还有司膳、司宫、司厩、总管等官职，其作用都是为了管理国王的领地，而非全国土地。直到中世纪后期，土地才逐渐演变为由官吏管理，可见当时并非独裁同志，而是共治、民选并存的状态。而王权与教权关系也成为了中世纪的主要线索。早期教权辅佐王权，因为一开始教会没有地位，需要依附王权而生，所以极力宣扬国王的神圣性；中期以后，随着教会的势力增强，而地产什一税使得教会的经济实力加强，其宗教思想有是各国在割据时的统一标志，于是开始了和国王争权时期。教会的克里尼改革运动，就提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口号，宣称王权既由教权授予，也能由教会收回，开启了中世纪后期的教权、王权之争。

　　中世纪教权既扶助了王权，同时也限制了王权，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两点：第一，王权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有所差距，理论上至高无上又有神圣性，而且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实际上王权是虚弱的，当时的分散割据和教会限制都影响了王权。第二，封建与王权并不对立，君权至上仍是封建统治的观念，国王奠定了统治基础即封建制，在封建关系中王国仍有许多特权，比如外交事务只能由国王出面，司法是国王的最高权威，故能在四分五裂时期保证了国王的统治。

　　封建与附庸采邑篇

　　中世纪的典型社会制度，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来概括：封君封臣以及农奴制度等形成的复杂系统。
　　在18世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制度》中便已经对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制度、采邑制和农奴制有了深刻剖析；到了19世纪，人们继承之前的启蒙思想，兴起历史法学派、历史经济派，用以分析那个时代的各种封建制度；进入20世纪初以后，学者们认为不该从经济角度，而是应该从政治、法律方面去认识封建制：其中以刚绍夫（Ganshof）的《封建主义》一书为代表，着重讨论了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和封君封臣制。

　　总的而言，中世纪制度关系的主要特征为：分级分封——按照这一规律，封建就是对上级的经济臣服和军事效忠，与当时社会保护和被保护关系联系：在蛮族初入时期，辉煌的罗马帝国所建立起的公共系统也随之而亡，新制度也还没有构成，人们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利：比如农民，他们会自主寻求保护，就此形成了依附委托制，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形成一种自愿的依附关系。
　　而封君封臣的基础，其实就是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加上亲兵制。

　　亲兵制，这其中实际也包含了效忠的关系，既是保护关系也是安定手段。这种封君封臣，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依附关系从下层走到了上层，也不再以满足生存为目的，而是形成了一种固定等级的手段，封臣的大小与贵族的荣誉息息相关。

　　封君封臣制度中，最为关键的是封土。最初封臣和封土并非一一对应。封君有保护封臣生存的义务，一开始是通过请封臣回家中宴请，或者赏赐封臣实物来表现；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报酬开始无法维持，封君所需的封臣人数上升，报酬方法也开始改变，以赐予人们相应的土地使其获得生存这一手段来维系双方之间关系，这一做法很快流行。最初分封的土地称为“采邑”，在墨洛温时期已经存在；到了查理·马特时期，由于开始和阿拉伯作战，于是大规模的封臣。同时“采邑”也开始变为封土，获得封土的条件逐渐以军事义务为主旨而固定下来。

　　从理论上来看，封君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封臣只有使用权，而且在死后必须归还。但现实与之大相径庭，封君很少能够真正收回土地，因为多层分封的关系，使得封臣封君之间彼此关系错综关联，而且土地零散，如果封君要收回土地则容易形成战争关系。所以，封土实际上变为可以继承、可转让、可买卖的私人财产。

　　而在中世纪，封君封臣的关系一旦形成，双方就形成了义务关系。

　　首先是封臣对封君的义务。

　　一、为消极义务，就是不必做什么便可以保证的义务。主要有：无害，即不能加害封君的身体；安全，保证封君安全，不能疏忽于防卫，不能背弃责任；尊敬、正直，不能在司法审判上做有害封君名誉的事情；有用，不应该在财产关系上伤害封君；轻松，不能设置障碍，要让封君能轻松完成任务；可行，让封君完成能够完成的任务

　　二、积极的义务。包括：服军役，身为封臣应该随时应召军事任务，其核心任务主要是防卫性的工作，一直应该维持到敌人退却；而进攻性侵略，一次只能服役40天左右。所有的军役装备均由封臣自备。金钱上的资助，这一内容广泛，比如封君情况紧急时给予金钱支持（也就是赎金），封君儿女授骑士礼、出嫁的排场费用，以及封君出行时的费用。劝告，提出种种意见，使封君作出最合理的判断，而且事无巨细得一一过问。

　　封君对封臣，则有保护和维持的义务。

　　一、保护，即封臣如果处于危险中，封君必须出面相救；或者封臣陷入官司纠葛中，封君应该为封臣在法庭上讨回公道。

　　二、维持，就是维持封臣的生计，所以封土成为这一义务的主流。

　　这一制度的不平等性是十分明显的。但当时，从下至上，这一不平等是共通的：因为出于个人的生存和安全的需要，而且当时法律系统的缺乏，都使得中世纪注定只能以此种方式来维持社会的安定性。而且，中世纪的经济关系，也注定只有进行依附才能得到土地，所以人们都愿意加入这一制度，成为社会"链条"中的一环。形成这种观念的不平等、不自由与命运无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无关，因为大多数人都认同这种关系；相反的，自由、平等反而使人们在中世纪无法生存。　　而封君封臣之间要结成这种关系，还要通过种种仪式，其中有三个最为常用和明显：
　　一、合掌礼，就是将手放入封君的手中，代表愿意依附封君，成为其封臣。

　　二、亲吻礼。

　　三、宣誓，即模仿教会的仪式进行宣誓，表示结成关系的神圣性。

　　在一定程度上，封君封臣制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替代品，这一制度使得社会连成一个整体，有了某种秩序，从上到下形成了所谓责任的“链条”。由于有效忠关系、经济联系，使这种关系十分紧密，虽然会造成权利的分散，但确实给地方上带来了安定，并通过配合庄园的生产制度，形成了一个很有序的社会。

　　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开始更广泛的研究封建制度，著名人物马克·布洛赫认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应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封君封臣制

　　二、王权恢复后的经济形态运转

　　而中国、苏联的学者，则将这一封建制度作为经济制度来研究，把它与奴隶制、剥削关系相联系，虽然这些观点就现在来看是存在硬搬的错误，但也可以一窥：

　　一、封建主义的生产目的：只与资本主义做对比，把"封建"意义现代化（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可取），认为其目的在于封建地租，与资本主义利润形成比例关系；并认为这一目的在于榨取剩余的劳动力和剩余产品，仅仅将地租作为一种手段；如果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封建地租式的剩余劳动。

　　二、封建生产的推动力：资本工人的劳动与身产规模无关，但封建制度中的情况恰恰相关：庄园中的收入是定额，农民的收入是变量，地租长期不变，也就是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地租外收入，是封建生产的动力。在奴隶制、资本主义制中，生产资料都归主人所有，但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中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私有财产。

　　三、地租率：事实上，如果地租率增加，说明其中存在剥削；但研究表明中世纪的地租率基本恒定，很难找到支持“剥削”的证据。对外开拓篇

　　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一直处于自卫状态，从罗马灭亡到11世纪之间，整个社会程封闭状态，并且与阿拉伯形成对峙局面，虽然无力向外开拓，但也有两次尝试：

　　一，十字军东征

　　二，地理大发现

　　这两次运动对中世纪以后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期间诚然也与外界有过交往，但是比较零散，交往方式为商人进行串连，另一方面香客的朝拜也是其中一方面。

　　11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尝试向外开拓，首先就是赫赫有名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是欧洲的第一次对外开拓。

　　这次东征以宗教为借口——为了统一基督教，合并之前分裂出去的东正教。而之所以选在11世纪，也是因为当时东西方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欧已经是教会大一统的体制，教皇占有绝对的统治优势；而拜占庭常年受阿拉伯人进攻，土地范围大批缩小，因而也开始向西方求援。这自然成为了西欧进攻东方的最好借口，而西方要求两教会的合并为一，也就是宗教动机，成为了人们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契机，教皇出面号召各个阶层，形成一场浩浩荡荡的全欧洲的向东开拓运动。

　　事实上，东征同时也源于当时的社会问题：一，商品经济的抬头，标志着商品在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而一直以来欧洲商品的发源地是东方；二，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的出现，使得各阶层的人们更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大量货币，而东方以其神秘和财富吸引着众人；三，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欧洲开始出现了流浪者，这批流动阶层因而更加的希望能够获得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财富；四，向外开拓，无疑是将当时欧洲的内部领主之间的私战矛盾，引向了名义上的正义之战；五，在以上各项基础上，教皇所提出的物质诱惑，以及免债、免罪等事项，愈发引发了当时对于东方的狂热。

　　这场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场狂热的宗教运动，还有社会、经济上的背景，而且这些因素日后所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宗教意义。

　　就某方面而言，第一次东征确有其成果：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建立起一批十字军国家，比如安条克、拉丁辛等国家，也维持了很长时间。但同时，这也是极其血腥的战争，军队的抢劫、烧杀，完全背离宗教性质——以后的七次战争亦没有任何改进，攻占拜占庭，所为的也仅仅是经济上的目的而已。

　　但是如果单纯的从历史方面来说，十字军东征有其无法磨灭的影响：

　　一，一系列的战争似的地中海通道重新畅通，阿拉伯和西欧开始逐渐融合，双方有了除战争以外的接触：十字军参与者亲身感受到了东方的富庶，通过战争中的抢掠也携带大量的物品回到西欧，刺激了人们对于东方的欲望，促进了西欧的生产，出现大量伪造品。而地中海通道的打开，使得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比如威尼斯、热那亚受惠颇大。于是这些城市均鼓励人们参加十字军，以获得自己的商业利益，通过提供十字军的装备来获利。通过这一战争，威尼斯取代拜占庭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热那亚则获得了大量的建筑以及拜占庭的市场，使地中海航线再度为旧基督教徒所掌控，带动了西欧其他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比如马塞、巴塞罗那和佛罗伦萨等。

　　二，十字军东征，毫无疑问的引起了欧洲社会本身的大变动：东西方从对立表现到相互融合——西方人的思维、生活方式开始东方化。十字军东征中发现所见的东方与所闻的有很大出入，并开始有人思考关于“异教徒"一说，怀疑教会宣传的所谓东方人为恶魔一说，也开始向东方学习。十字军国家大部分都阿拉伯化，其中居民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改变自己的服饰并模仿东方的礼仪，学习东方处世态度，改变自我形象，与东方开始交往。而十字军占领圣城后，也允许阿拉伯人来此学习、朝拜，西方人则将其文化、思维带回西方。

　　地理大发现，则是欧洲走向海外的标志。

　　总的来说，这一开拓运动是前面十字军东征思想的延续，但也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当时，欧洲对于地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并且将其归纳入运用范围，不强调个人权威，而是更看重实践证明；人们发明、运用了许多科学知识，制造了各种类型的船只；同时也对地球的情况有所描绘，眼光不在局限于地中海，有了大地为球形的观念，绘制了相应的世界地图。在这些基础上，人们开始尝试冒险，这与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不同，是理性的探索，不带有狂热性质。

　　地理大开拓对于当时人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思想意识上，从中世纪的神学范畴开始更加走向科学的方式，这一突破对于日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框架。

　　二，在经济方面，此次探索使得全球文明走向一体化，促成全球世界一体化市场的形成；世界文明开始加速融合，打破了原有的孤立状态，亚洲和非洲成为相互联系的通道，各民族之间开始大规模的交往；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扩大至海洋，空间拓展通道也开始增多。而文明一体化的影响主要为：世界性人口的迁移，同时人种也开始有所变化；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产有了广泛交流，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等。

　　三，在宗教方面，西方基督教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改变了孤立于欧洲大陆的状态，出现了新信徒，并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时中国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也促成了西欧的高速发展和东西方发展的不平衡：

　　一，在欧洲内部，经济中心开始转移，从原先的地中海地域移动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地理位置地位开始下降，而相反的占据有利地位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开始强盛；这次地理大发现同时引起的还有西欧的价格革命：黄金和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原始资本积累和大生产开始兴起。

　　二，相对于被扩张地区，则陷入灾难性地步，被强制向某一方向发展，成为被动的分工地区，本地文化遭到高压压制。

　　总的而言，这两次对外开拓，令的西欧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成全世界性以工业生产运转的社会，原先的文明中心开始消失，文化趋向于统一，当时的世界是围绕着欧洲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是日后世界发展的起步。商业篇一，中世纪早期商业

　　关于中世纪早期是否有商业贸易这一观点，在皮雷的《欧洲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认为，在中世纪商业基本断绝，因为庄园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所以阻碍了买卖双方的交易。然而反对者则发现，在中世纪早期还是有贸易存在的，有的城市甚至出现过商店。不过如果从商业贸易的认识和特点入手的话，则可以发现：买，其实是为了卖；但是在中世纪，买（即使用）才是终极目的，而不是现在社会中的赚取利润——当时的交易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当时的商业经营有着其自己的特点。

　　中世纪的庄园与商业，当时的所有经济基础都是土地。社会生活“链条”上没有商人的空间，商人所需要的自由与平等恰恰是中世纪所不具备的，所以当时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商人阶层，也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商业。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庄园制度下的商业是极其落后的，所起的只是补充性质，而且商业空间狭小；主要交易品（也就是西欧所缺乏的）是生活必需品：盐、铁制品和奢侈品，仅供上层贵族、国王以及教会使用，（欧洲没有仅存在于东方的）香料、蜡烛等商业只有“满足不足”的通道，但是无法引发大规模的商业活动。

　　而且以基督教会为主的看法也限制了当时的商业发展：重农轻商，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是付出了劳动而得到回报，而商业则是一种欺诈行为，尤其是其中的高利贷更被视作犯罪，因为教会认为通过出卖时间来换得金钱是对上帝的亵渎。所以当时实行公平价格，这一做法给商业仅留下狭窄的空间。

　　但从客观上说，中世纪的商业不能因为以上种种因素就视其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的变程，物质交换仍然是必须的，有些商品和奢侈品交换的正常进行正体现了这一点。而且从大范围来看，当时的西欧其实处于国际贸易的环境中，外围都是物质发达的地区，主要交易路线是沿地中海向东——必须指出一点，当时的所谓国际范畴，事实上就是西欧以东的范围。在交易中，阿拉伯与拜占庭是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他们没有走入西欧式的封闭庄园，而是进行着发达的工商业发展，这固然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联：这两个地区处于西方与东方的交汇处，是从事转运贸易的地区（就好比现在的香港），所有的货物都先要在此聚集再转运，所以商业传统浓厚，阿拉伯就是以次为商业基础发展起来的。在阿拉伯人观念中，向外战争与贸易并重，圣战就是推进贸易的过程；而拜占庭商业则直接影响着地中海地区，威尼斯商业的发达就于拜占庭有着密切关系。这两个地区间接有很多路线与欧洲交往，以阿拉伯与欧洲为例：

　　第一，中央通道：是以巴格达为商品货物的集散地，然后向欧洲各方向运输。

　　第二，南方通道：以埃及为中心，通过亚历山大港与意大利等地交往。

　　第三，路上通道：与欧洲的商人相连接，与瑞典等地区的贸易陆陆连接。

　　同时，周围地区的商业势力，实际上对着西欧庄园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欧洲在国际交易中地位是以需求为中心，并没有生产大量商品以应市场的需要；欧洲提供的是市场，而不是商品输出中心，虽然从整体上来看西欧在当时处于一个独立封闭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但庄园仍然不能脱离当时的国际贸易。

　　在欧洲，因为是需求为主，所以不可能产生大量商人，此时只有一群处于社会夹缝中的人在从事商业，如果溶入了当时的西欧社会结构——也就是庄园制度，就不可能成为商人。这种边缘性就决定了商业只可能是庄园的补充而不是中心，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这些人必然在所处的地域上有着边缘性，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是西欧统治范围的边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威尼斯商人。

　　第二，在社会地位身份上，他们也必然处于边缘状态——主要是当时西欧的犹太人，所以在中世纪，唯一的职业性商人即是犹太这个民族在从事着；虽然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性生活不是优势，但在当时正是这一边缘性给他们提供了优势，为他们提供了经营商业的基础。其中可以体现的一点即是：因为犹太人的信仰与西欧截然不同，所以基督教的关于约束商业的清令和道德观念不能对他们有所作用。

　　第三，犹太人不占有西欧的土地，所以因为土地而设立的条令也不能管辖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在西欧经营一般人所不能经营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西欧的态度也很矛盾，制定了很多针对犹太人的法令，有照顾方面的也有驱逐令，这也正说明了当时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特点：既需要犹太人帮助他们互通有无，但又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在中世纪的西欧，犹太人总是被间歇性的驱逐。这种传统就此一直延续了下来，西欧人对犹太人的痛恨除了宗教因素以外就是经济。事实上排犹不是目的，要钱才是关键。

　　边缘性商人的存在，从某方面证实了中世纪商业的存在。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教会认为这种商人的存在不能太多，不然会影响到庄园经济的平衡，所以商业的限度就是以不妨碍庄园经济为前提，来维持早期商业和贸易。直到本土商人的出现，犹太人的地位才开始衰落，与原来相比相差甚多：早期驱逐犹太人以宗教为借口，而到末期就改为经济借口，来减少他们与本土商人的竞争。

　　在提到中世纪商业时，自然不能不提及威尼斯这个城市。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中从未实行过庄园制度，一直是商业共和国，而且它地处拜占庭、阿拉伯和西欧三种文明的交汇点上，特权众多，所以威尼斯人从不知道农奴是何物，在他们观念中只有商人、手工业者与水手，没有农奴、农民和土地贵族的概念，经商致富在当地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威尼斯人经商而且无视那些教会及上层统治者所颁布的关于行商的约定。十字军东征时期，威尼斯人为了经济贸易可以不顾信仰，所以成为了地中海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二，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复兴

　　中世纪的商业，在九~十一世纪终于出现了复兴，社会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转型：人们开始不断建立城市并复兴旧城市，与庄园的发展相对；虽然这一过渡没有明显的线索，但还是有着其一定的社会基础：

　　第一，这一复兴其实正是庄园不断发展的结果——提供了适用于商品交往的物质基础，交往成为了自然需要。在当时，人们依然以为财富是共同的财产，而且反对贫困生活，这就有了交往需要的扩大，必须承认，这是由于庄园本身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虽然发展缓慢但经过长期积累后还是有所上升，终于在八世纪左右农业方面出现了改革，这一农业革命的代表有以下几点：其一，此时一种新式轮犁开始普遍出现，使得翻挖硬土以及深度挖土成为可能；其二，三圃制开始发展成熟并且被普遍使用，土地的使用率上升；其三，共同耕作制度成熟，分工协作开始重要；集体工作可以合理分工，安排人力、物力和时间，避免重复劳动合理安排资源；其四，动力改善，人们开始广泛使用风力、水力。这一农业革命，对整个社会从两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以后的商人复兴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增加了西欧本身劳动产品的数量，扩大了交往的可能性；然后就是节省劳动力，使得一部分人从旧有的土地经营中摆脱出来，庄园容纳性开始下降，人口从庄园中开始大量流入城市。

　　第二，西欧本身的人口变动。七~八世纪，就是中世纪黑暗期~商业复兴之前，中欧人口急速上升；中世纪人口的另一个迅速增长阶段为十~十二世纪。以法国为例：前一期人口从三百万上升到六百万，后一期则从一千万上涨到一千九百万。人口如此增长的说法也是十分众多：有人认为是当时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生产能力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在这之前导致中世纪人口一直锐减的流行病，开始慢慢消失的原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社会开始趋于安定，战乱基本消失人们处于和平环境中的关系。人口增长与商业复兴的关系基本表现如下：人口大量出现给以前一直有秩序的庄园带来了压力，庄园的发展无法适应人口的发展，开始出现大量无土地耕种者——也就是流浪汉阶层的出现，这一阶层的形成更加剧了对整个社会在和平时期的压力；而且长子继承制度也在此时期出现，一些上层贵族也开始失去土地，这必然导致这批人不得不转向从事非农业劳动：一，参加雇佣军；二，等待农忙时节被雇佣；三，一大批人开始进行商业冒险。而流浪者只所以选择商业，实际上也与其本身特点有关：一，流浪汉是自由人，不会受到任何束缚；二，他们本身居无定所，比较适应当时商人四处奔走的特点；三，各地之间确实需要商业的活动来弥补不足。这些特点和商业交往需要相结合，代表者有圣哥德利克。而相对的，社会发展促使流浪汉这一阶层的出现，他们也必定对整个西欧社会产生着影响：一，将一种人口的流动带入了以往封闭、固定的西欧社会；二，他们把商业交往的意识重新又带入到这个社会中。

　　第三，西欧的经济结构（统治体制）本身也有利于商业的复兴——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真空地带：封建法无法将城市纳入其中，统治力量也无法到达，经济的真空地带。这些因素都使得流浪汉易于在其中进行发展，他们与城市相融合，而且无人能进行干涉和管理。　　这样，商人这一阶层就开始在西欧社会中正式形成为一个重要部分。　　与其他所有阶层的形成一样，西欧的商人阶层也有其发展过程：从非法到合法，从无据点到有据点，逐渐为社会所接纳。事实上，一开始的流浪者并不能算商人阶层，他们没有法律、社会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是西欧本身的初期商人队伍，虽然不能作为等级存在，但也是日后商人阶级的前身，因为有必要谈及其经营的特点：

　　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行商出现，在不断流动中进行着商业，没有固定市场和生产场所，事实上是模仿了犹太人的行商方式，被称为“沾满尘土的人”。原因主要是，他们本就是流浪阶层，而且没有坐地经营的现实基础，所以只能进行远程贸易。

　　二，以集体性方式出现，形成商队，风险、利益都均摊，其原因是购买货物的地区大都遥远，一人无法背负过多的东西，但团队就可以配备运输工具；当时道路不畅，盗匪横行、关卡林立，一个人显然无法应对如此之大的风险；而且在交易过程中使团体有利，又可以进行武装，以严格规定来对所有人进行约束。

　　三，此时的商人并没有固定和专业的经营物品和身份，而是以当时的流行为指标。　　当然，从以上就可以看出这些商人与之前的不同：

　　一，他们已经是一些专门从事和依赖商业为生的人，将利润看作是唯一的目标；

　　二，这些人已经能与其它职业人辨认，身份特征开始明显，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团体，也就是已经构成了最初的商人团队，但还不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因为他们不受人认同，在法律上也没有确定的地位。

　　等到商人形成阶层，也就是城市商人阶段。他们的落脚点主要为废弃的城市、城堡，以及一些道路的交叉点。其实在最初，商人们仅仅为了落脚，大都把聚集的地方定于城墙外；后来这片区域的面积开始超过城内的面积，于是商人便又在这片区域外加上一道墙，称其为“堡”，也就是“郊区”。新城的面积超过了旧城，商人也开始在这里定居，形成交易场所、防卫机构和街道，这种生活方式影响了旧城并与之同化，使得城镇开始有了经济上的意义，并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其中大都为商人以及手工业者，也就是城市人。

　　据点的形成也使得商人由行商转变为坐商，促使了一系列技巧的产生：比如代理、投资、委托等，使得商业经营开始脱离原始状态。而且他们还形成了一致的团体，在地域上形成社会组织，开始逐步积累起法则和规律，对外一致进行自我保护。如此所导致的后果主要为：城市扩大了原有的商业规模和人数；使商业交往本身更加便利、安全，城市的数量也开始增多，彼此之间联系也更加密切；这一新的阶级也对原有的法律、社会组织产生了冲击，对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对财富本身的意识传播到了整个社会，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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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卫队的传说

　　梵蒂冈在许多方面依赖意大利，盛大活动的保安工作也依靠意大利的警察和宪兵。但是，5个多世纪以来，梵蒂冈保存着一支负责梵蒂冈和教宗安全的瑞士卫队。

　　梵蒂冈卫队1506年成立，由100名天主教徒组成，其中有70名士兵、29名军官和1名牧师。随着教宗势力的不断增强，梵蒂冈出现了一批外国雇佣军，其中有一支来自瑞士。

　　瑞士雇佣军后来怎么成为教宗的卫队？在罗马有这样一个传说：1527年5月6日，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的军队血洗罗马城，雇佣军纷纷逃散，只剩147名瑞士士兵为保卫教宗浴血奋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事后，教宗下令，以后教廷的安全就由瑞士卫队全权负责。

　　参加卫队条件高

　　现在瑞士卫队共有110名编制，其成员必须是身高1.74米以上、出身瑞士贵族家庭的天主教徒。过去，瑞士青年大都以能服务于梵蒂冈教廷为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面对教会的各种清规戒律，大部分年轻人不再热中于服役。卫队成员的招募工作变得困难起来。因此，梵蒂冈放宽了招募的条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只要是天主教徒，普通瑞士家庭的子弟也可成为卫队成员。

　　每年5月6日，教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新入伍的瑞士卫队成员要向军旗宣誓。在今年5月6日的宣誓活动中，卫队吸收了有史以来第一名印度裔士兵。这名士兵自小被一对瑞士夫妇收养，拥有瑞士籍，有资格参加卫队。
　　卫队纪律不算严

　　这支卫队肩负的责任重大，24小时轮流值班，卫队不仅要负责教宗的安全，还要保障梵蒂冈的治安，当班士兵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至12个小时。教宗出访或在梵蒂冈举行重大活动，瑞士卫队的士兵身着便衣不离教宗左右。

　　平常除了站岗，卫队士兵的业余生活比较枯燥。普通士兵不能成家，军官可以结婚，家属可随军。

　　卫队士兵薪资不高，普通士兵月薪差不多有1000欧元。

　　卫队士兵虽然要遵守各种规定，但生活上还是比较轻松，除了不能在外过夜，值勤训练之余他们可以自由外出。军营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大部分士兵有自己的单间，还可以免税购买商品。

　　卫队士兵都是年轻人，有时也闹恶作剧。有一次，4名士兵晚上外出，喝多了酒，他们觉得没什么好玩，就用身体猛撞路边停放的汽车，汽车的防盗器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他们赶紧往营地跑，还没跑到就被人发现，结果4个人都被开除。

　　卫队成为旅游一景

　　现在到梵蒂冈来的游客除了参观圣彼得大教堂和博物馆外，一定要亲眼目睹梵蒂冈瑞士卫队的风采。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左侧及广场回廊的右侧，有通往梵蒂冈后院的入口，在这里可以看见身着米开朗基罗设计的红黄蓝彩条制服、手持古代长矛、腰间佩剑的瑞士卫队士兵，他们表情严肃，纹丝不动，保卫着梵蒂冈的安全。

　　士兵们的生活应该说非常清苦，有点像修道院，作息严格，生活规律，每天的节奏完全按照教宗的活动时间来安排。士兵们很少外出，偶尔获准外出，即使外出也得在晚上11点之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