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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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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夏天,关中发了瘟疫。
正当酷暑,未来得及掩埋的尸身迅速腐烂,疫病借着遍地的腐肉蔓延,其势有如脱缰之野马,关中腹地,十室九空。
我和我那老母便是在此刻来到关中,本想整几个小钱,却不料母亲忽然染上瘟疫,我掐指一算,原来母亲的八字恰与此地犯冲。再想要逃离役地时,政府军已经封了关口。
有人生就有人死,有人死便有人生,我和母亲本是靠发死人财过活,这一下,终是遭了报应。
我再把母亲背到最近的救助站时,她已是昏迷不醒。我急忙喂了水,她凭着弥留的意识咽下几口,逐渐转醒,留了最后的几句嘱托。
半截破烂的衣摆垂下去,白色的盘扣对襟马甲已经被母亲洗成灰色,一路上浸了汗,又沾满了尸气,黏糊糊的又酸又臭,可她用力地抓住。
我急忙握住她的手,那是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手,皲裂过,又生满老茧,摸起来像枯柴,捋一把就在手心留下几道血淋淋口子。可我用力握着。
此刻我们都只有彼此了,可不久后就变成只剩我孤零零一个人。
母亲张着嘴,却只能呼哧呼哧喘着局促的短气,一句话都说不上。我赶紧又喂水,她终于能发出声音,那声音嘶哑得就像一块布被撕扯得只余下一根细线连接着两边的沉重,悬在空中,变了调,几不可闻。
我附耳过去。
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也紧紧握住她的,仿佛这样就能心意相通,我就能听清楚她说的话。
她说,儿啊,你没魂根,生气太重,不能让死人归乡,还要扰得活人不得安宁。
我垂着头,沉默不语。
我这样大的块头,终年的颠沛反而拔高了我的身材,可我这样的大的块头却不适合同羸弱纤瘦的死人呆在一起。
最后,她附在我的耳畔,一句话,如丝如缕。
儿啊,从军吧。
我附耳垂头,她半晌再无动静,在抬眼看时,已断气多时。
我不随母亲,母亲很瘦,浑身上下皮包骨头,颧骨高高隆起在那张毫无生气,她更像是招魂的巫娘,穿梭于阴阳两界,折损了阳寿。
此刻那泥黄干瘦的一张脸正搭在塌下去的肩上,如一只被抽光了稻草的布娃娃,松松垮垮。
我看着我的母亲,眼神中流露出的哀悼,种旁人看来却称之为冷漠。
我恨我的母亲,她教会我招魂,可那都是假的,不过是博活人一个心安,死人的灵魂却早不知在何处消散。
一个老头子走到我旁边,操着一嘴黄土高原口音跟我说,娃娃,这病不能土葬,得烧。
我回了头,他蹲在我身后,卷发,黑脸,蓬头垢面,口鼻掩着块黑布。左臂套着救助站的红袖章,身上一件白背心,露出满身松弛的肌肉,也已经脏得不成样子。
他见我没带面巾,立即把自己的从头顶上脱下来递给我,我摆摆手,却被他强行套上。我呼吸,便闻得巾子上沾的他满嘴口臭。
你会厌烦他多事,怨恨他在母亲身体仍温热时便跟你提及丧葬,但再细看时,你便能够看清楚他眼中泛滥成灾的悲悯。
堂屋尽头,日光只能投下浓稠的阴影,昏暗的光线里,他那黑黢黢的脸上只一双眼白得像雪——你一定会惊讶于为何那样脏的一张脸上竟能生出这样清那样亮的一双眼。我安静地看着那一双眼。
漂泊多年,我早已学会了冷眼旁观,此刻那双眸中自然流露的哀惋,我竟看得如此分明。
老头儿浑厚朴实得就像一抔黄土,即便再贫瘠,也会努力地让自己能够生长出红硕的高粱,他贡献出生命的全部,直到随波而逝,回归大海,平静安宁。
于是我点点头,说,好。
这时屋外有人喊了一声老郝,他应了一声,再一次叮嘱我一定要火化,我再一次点头,说一定,他匆匆道别离去。
我从此便记住了这一双眼睛,即便后来那短短的一面早已模糊,但时隔多年我们在缅甸那一场相逢,我确信我是第一眼就把他认出来的。
我葬了母亲,一路走山间小道避开政府军,出关,踏上东行之路。
秋意转凉,我带的盘缠也用光了。
从前都是母亲跳大神,我在旁边跟着唱几句,撒撒纸花纸钱,如今只剩我一个人,再也接不到活计。
东三省仍是遥遥无计,而我已没了生计。
我还有一块怀表,在北平的时候我帮几个小孩子打架,打赢了以后其中一个小少爷拿了怀中挂表酬谢。
擦旧的铜盖印着香草图案,我打开,时针早就静止了,盖里正中刻着一行整齐的小字:北平孟烦了。我又笑了,到底是谁起的这么晦气的名字,烦啦烦啦,真要烦死啦。
合上铜盖,我小心地把表揣进怀里,想拿到集镇上当了,好再换些干粮。
说来也巧,我无意间走进一条小胡同,胡同尽头有间黛瓦飞檐的平房,敞着的门前站着两拨人,其中一波光着膀子,他们在干架。门口支了一个摊,摊上却只放些日用杂货,竖起的竹竿挂了一块牌,上书:“童叟无欺,概不赊欠”。摊前站了三个人,为首的一个高大精壮,他叉着腰看着地上被他撂翻的五六个黑衣打手,得意又轻蔑,像个刚干了一票的土匪头子;他的两个小弟站在他身后,眼神中交织着对土匪头子的仰慕,得意,以及叫踢馆的赶紧滚蛋。
凭我多年闯荡江湖的经验,这应该是个伪装的黑市。既然是黑市,就肯定收东西。于是我就等在一旁。
他们又对骂了几句,我听出那个土匪头子操着一口东北腔,一口一个瘪犊子。
我不由得心下一动。
东三省沦陷,大批难民入关,流离失所。这土匪头子大概就是流亡人之一,凭着精明的头脑和精壮的肌肉在黑市里打出了一方天地。
正想着,那群踢馆的悻悻走了,土匪头子看向了我,我迎着他的目光走了上去。
我凑到他耳边,压着嗓子,“收东西吗?”
土匪头子很干脆,“那得看是啥玩儿。”
我从怀里摸出表给他看,他伸手来拿,我一回手护在胸口。只问他,“收吗?”
他双手只能停在胸前,追着解释,“你总得让我先看看吧?”
我答非所问,“我想把这表当了,凑点盘缠,去东北参军打鬼子。你随便开个价吧,反正估计到不了东北就…”
“整啥玩儿啊?!”土匪头子打断我,又伸出手,“叫我看看你那表。”
我递给他,他打开,看见了铜盖上刻的花纹。“这写的啥?”
他不识字。
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忽悠,“光复东三省——写来自勉的,不过大概用不上了…”
“貂子,拿钱!”土匪头子大喝一声,一个小弟愣了一下,看见土匪头子正瞪着他,赶紧跑进了屋。
趁着空,我随口问他,“老板是哪里人?听口音不像本地的。”
他正来回摩挲着铜盖里的那一行小字,这一问像是一根针忽然扎在他的心上,他像个触电的人,身上猛得抽搐,十分细微的一动。他愣过,随口打了句哈哈,“山东临沂。”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小弟已经出来,捧出一个破旧的黑木匣,挂了挺大一把黑锁。土匪头子把表挂进脖子里,又从颈中牵起一圈红绳,红绳尽头串了一把金闪闪的钥匙。小弟捧着匣子,他托起黑锁把钥匙往锁心里一捅,锁把啪的一声弹开,下锁,开盒,里面堆着大半盒的银元。他抓了一把,点都没点就放到我手里,“十块钱,够你走到东北了。”
我的手掌也很大,摊开,细细一数,正是十块,不多不少。我不由得佩服起他来了,连忙道谢。
他已经重新给匣子上了锁,随口给我说我指了一条道:距此向北五十里,有一个叫落玉岭的小山头,山下有清溪流过,三秋时节,潦水尽,寒潭清,便有玉石出露。落玉镇每年都会有大户来收购玉石,他便是拾玉发家,叫我到那边碰碰运气。
我揣好银元再次道谢,他却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看着他,我很安静,可他的目光却在躲闪。他低着头,右手越过肩头去挠后背瘙痒,边搔边叫,“茸子,来来来,给我挠挠,咋镇痒啊这…”茸子过来,他双臂撑着摊子弯下腰,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低着头不看我了。
我开口,悠悠荡荡,平缓的声音从他头顶落下,他哼哼唧唧的晃动停住了。
我跟他说,铁子,从军吧。
他摇头,像个泻光了气的球,瘪塌塌地回答,“东北就是叫当兵的败光的。”
见我不言语,他抬起头来看我,我正看着他,安静地劝着他。
我说,东北有乡勇,还有抗日游击。
他抿着嘴角看我,身后的茸子也不再帮他搔痒了,也直起身来看我,我只能把腰挺得笔直,威严又温柔。
我又说,总能打回去,只要你想,只要我想——日本人不可能自己滚回去,总得有人想着——可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人做出来的。
他像是魔怔了,他的眼睛里只有我的影子,我能够清晰地看到我的眼睛,像夜空中相机曝光留下的星轨,一漩一漩,直伸到他的心底。
于是他怔怔地说,好。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像完成检阅的首长,转身,阔步离开。
后来我听说他散尽银钱,真的就去当兵了。再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连着吃败仗,一直从东北败到西南,部队散了,他又做回老本行,只是再不会接济别的什么人了,因为有一次他拿怀表跟人炫耀的时候,那人哈哈大笑,同他讲那是个狗屁的光复东三省!那上面刻的什么他也没怎么在意,只是急匆匆当了这表,从此再没提这茬,直到跟他一起败到西南的东北军战友一次在人前羞辱他,那块怀表的故事才重见天日。彼时我的副官同我闲扯,扯到那块表时,我也只是幸灾乐祸地一笑,同他分辩,保不齐那人真的去光复东三省了。我那副官嘴损,不置可否,便又换了话题。我又想起我们的初遇,可我没有告诉他,被他们嘲笑的那块表,那上面写的正是我那副官的名字。
这都是后话。
我拿一个半开换了一袋炊饼,一包牛肉,出了城门,望北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