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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我一向从容淡定的姐姐开始有烦恼了。我说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开始的。但是耶茜，那个人缘极好的女孩，在家里越来越烦躁不安。她总觉得会有什么灾难发生。每到傍晚，她就开始在家里为每一种可能的灾难后果准备预案，设想各种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情况。
耶茜最担心的，可能也是最现实的，就是“街头”。街头发生的抢劫、杀人在纽约司空见惯，部分原因是因为纽约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会容纳许多人，其中就包括一些穷凶极恶的歹徒；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家所处的几个街区都不是很太平，而警察有时候也无能为力，这并不是他们的错。
不管怎样，在我生活的城市里，它能够夺走生命，摧毁家庭。随后发生了一起惨剧，我当时还无法完全接受那种惨剧。我八年级的一个同学，一个相貌可爱、矮个子的拉丁裔女孩——莉莉.曼特里斯特，她化学和代数课与我一起上。一场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抢劫夺走了她的生命。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死亡，在十一岁时在殡仪馆里。它前面放了一副盖了盖子的灵柩，盖子上摆着一个相框，上面是一张微笑的脸。她的父母曼特里斯特夫妇坐在灵柩前，面如死灰，几近崩溃，让人不忍直视。他们在安葬过女儿后卖掉房子去了华盛顿。
时间一天天过去，耶茜的焦虑有增无减。她把回家之后非必要的活动全部删去，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学校的社团里面练习自由搏击。她经常拎着手套和缠布邀请我加入她，但是我当时正在准备自然科学的汇报，又加之婶婶莫里娜对我唱腔的严格训练，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我不太相信抢劫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看起来就不像腰缠万贯之人，但我认为要提前做好准备。得益于我小时候总绕公园跑步，我的体育成绩还算优秀。于是我询问我的体育教练，能否让我自由活动，他欣然同意。在这难得的时间里，我就跑到拳击社团的活动地点，不停地击打沙袋。然而方法不对，常常是沙袋不怎动摇，我晃来晃去。
为此，我去图书馆找书看，也在里面用电脑查过。但是都没有什么用，最终还是因为摔倒的次数太多，摸索着便找到了门道。我发现打斗这类活动向来不能用严密的设想来达到最好的结果，你总不能要求美国队长在扔出盾牌的时候心中画出盾牌的受力分析图吧。
“你这样是不行的。”有一次耶茜来找我时评价。她要求我像一条麻袋一样软弱无力，假装被击中后颈然后昏倒。
“噢！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以一个十一岁女孩能发出的最尖锐的声音回答。
我不习惯无助。我尽全力管理着自己的生活，认真地和莫里娜学唱歌，严格地对待功课。相反，处在学校里时，我爱作为一个领导者，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肩上。但是，孩子们，你们要知道，这样做并非全都是好的。这一点我很后悔我领会地这么晚。
耶茜把我扛在背上，示意我可以开始演习了。我试图运用我从沙袋上学到的一切，比如用膝盖顶她一下，然后用手肘敲击后脑。这很不舒服，但是我们之间都明白，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不会那么容易或舒服，也没人能保证我或她安然无恙。但是，万一最坏的事情发生，起码我们提前有个方案。
慢慢地，我变得更加外向和喜欢交际，愿意接受世界乱糟糟的一面。也许是因为我的化学老师，马克先生对我的印象还算不错，我总在周末的时候到学校里参加特殊的、有限制的社团。
在我认识的人中，女性占了大多数。有我的姐姐耶茜，还有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凯尔莎莉，母亲玛莎和婶婶莫里娜等，她们都是可爱的人。而相较于男性来说，在学校里接触到的男生大多比我大上两三岁，他们更愿意和美丽的耶茜一起聊聊天；而在社区里接触到的男孩们都与我年龄相仿，但他们觉得我跳级了，就不愿意和我有除了擦肩而过的任何关系。总的来说，他们虽然不热情，但也算的上友好。
在那个马克先生自己组织的小型社团中，我很快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应该要厚着脸夸自己一句在化学上有一定天赋，就一个跳级的女孩而言。我往往会从马克老师的书柜里翻出高中的教材，在实验桌旁边读书边画导图，有时做做实验。许多问题都会在实践中解决。但是很快我自己也开始遇到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并不只是在学习上的。
那应该是在我十二岁的一个夏天，扎着辫子，穿着长袖长裤坐在实验台旁。突然，一个高年级的男生，说不清他叫什么，斜眼看了我一下，口气有点冲地说：“你怎么看起来像一个男孩？”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问我这个问题，后来我仔细思考后发现这是个尖锐的问题。它对我是一种侮辱，对那些有着杰出贡献的女性也是一种侮辱。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质疑。它包含着一种让我们都感觉困惑的东西。我们同处在一个学校里，穿着同样款式的白外套，但好像来自两个世界。
“真的吗？”我看着他，有些疑惑地拽拽被扎起来的棕色长发。当时实验室里面很安静，其他戴着护目镜的男生看我的眼神也让我感到一种由心向外的不自在。
在匆忙收拾了东西回家后，我才回忆起来，那个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女生。我无法反驳他，因为我确实和他们刻板印象里的“女孩”不同，耶茜也是如此。我们的父母从小给我们灌输女性自强的重要性，比如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等。他们要求我和耶茜不因自己的性别而改变对待事物的态度。总的意思是，我们要超越现状，走得更远。
然而，这样也有问题。我们的生活作风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是一种装腔作势和不平等的另类歧视，是对世界普遍价值观的挑战。多年后，我认识了黑寡妇（这里不便于透露她的真实姓名），她的样貌有些人觉得太过性感，有些人觉得锋芒毕露。她行事有着自己的方法，她保护好自己又不会嗜血，反而使她拥有着从心底散发出的魅力。
之后，我一直避免和他说话以及接触。他的敌意让我沮丧，但我绝对不会因此而放弃我在化学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我知道耶茜正在不断地练习自己编写的曲子，父母正在为了生活做努力。每个人似乎都很适应环境，除了我。今天，我再次回首那一刻的不适，意识到那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要在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不断加深对自我的认识。我也意识到，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
…………*…………
在学校，我们每天都有一小时的午餐和休息时间。因为我父母外出工作，我家离学校又近，所以我常常带着四五个女孩一起回家。一路上我们聊个不停，到家后就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玩抓子游戏，或者看电视剧。对我来说，这开启了我持续一生的一个习惯，那就是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关系紧密、昂扬向上的女性朋友，这让我拥有了一处用女性智慧营造的避风港。
凯尔莎莉虽然和我不在一个年级，但是她非常乐意和我一起同那些高了我们一头的姐姐谈论上午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对老师的意见、哪些作业没有用。我们的观点大体上趋于一致。
在布鲁克林的学校里，我的中学塞林茅尔中学排名中等，不好也不坏。在我八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布鲁克林日报》周报上刊登了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赛林茅尔中学已经从全区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沦落为“贫民区思维”管理下的一个“破旧的贫民窑”。我们的校长坎特博士很快写信反击，他为社区的家长和学生辩护，并指出这篇文章是“可怖的谎言，旨在煽动失败和逃离的情绪。”
从他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敌人是谁。失败先是一种感觉，很久后才会变成实际的结果。它先是由自我怀疑滋生出无力感，而后升级。这种“失败情绪”已经在我住的社区中蔓延，附着在那些得不到改善的孩子和家长身上。
这里随处可见房产经纪人，他们向业主们吹耳边风：赶快把房子卖掉，趁一切还来得及。他们用了人们最惧怕的那个词——“贫民区”，把它像点燃的火柴一样扔在地上。
这些话我母亲统统不信，她不相信这些恐怖的留言，而且对任何描绘美好愿景的理想主义也同样免疫。她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只相信自己的掌控力。
她成为赛林茅尔中学家校联谊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为购买教学设备筹款，为成立适合优等生的特殊班级拉票。最后这个设想是坎特博士提出的，他一直致力于新教育研究：将学生按照能力而非年龄进行教学。
这个提议是由争议的，被批为不平等。我在赛林茅尔中学的最后两年成了这项计划的受益者。我和来自不同年级的大约二十几个孩子被安排在一间条件很好的大教室里，配备小型的实验室。我们有很多的自主学习时间，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按照最适合自己的速度学习。
这种独立学习的计划强化了我争强好胜的性格，我疯狂地往前赶功课，关注着其他人的学习进度。当我在九年级毕业时，已经把十一年级的课程预修完毕。对我来说，学习就像一个游戏。和大多数十二三的女孩一样，在游戏中占上风时，我是最高兴的。
作者有话说第4章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