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有山如玉

7、《一场政变中的三条命案以及两例因冠被杀的案例》

　　《一场政变中的三条命案以及两例因冠被杀的案例》

　　美男子浑良夫助蒯聩发动政变，蒯聩做了国君，却并不打算庇护得意忘形的浑良夫，美男子盛装出席国君的宴会，却于宴席之上被罗列了三桩死罪：“紫衣、坦裘、带剑”，两桩都是衣服没穿对，僭越了自己的身份。顺着这场宫廷政变的推演，除了美男子浑良夫，还有两位大人物也最终丧命，而偏偏三桩“命案”，都跟那时代之服饰制度和风尚有关系。这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政变的主角“蒯聩”，一位是孔子弟子中我们最熟悉的“子路”。

　　蒯聩是卫国太子，企图谋杀父亲卫灵公的宠妃南子，事情败露而被迫逃亡，蒯聩此人无信义，人品实在很差，并且因胆小被讥为“女人”，左传不喜欢他，不给他身份，只称为“卫世子”。灵公去世，卫国人拥立了蒯聩的儿子辄，南子活着的时候，蒯聩不敢越雷池一步，南子死了，蒯聩就开始谋划着联合在国都的姐姐伯姬，准备从儿子手里夺回国君之位。浑良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场的，他是伯姬夫家的家仆，丈夫过世后，伯姬与浑良夫私下交通，他作为亲信被派去接应蒯聩，接应的办法，就是两个人男扮女装藏匿到伯姬家。男子着女装，以儒家传统来看，恐怕正是预示着最终悲剧性结局的妖异吧。

　　蒯聩胁迫着外甥孔悝发动了政变，子路就是这个时候出场的，他是个勇猛强干之人，孔门十哲，子路是《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弟子，也是孔子最重要的弟子，始终追随孔子左右，在论语里孔子也批评他，他也批评孔子，但无疑，两人是情深意重的师徒，子路终生忠于孔子，是为老师出力、将老师放在心上的人。

　　他这个阶段正在卫国为孔悝效力，于是不顾旁人劝阻，忠于职守的深入险境，与蒯聩派出的人马交战，在激战中受了伤，据说是被砍断了系冠的带子，“君子死，冠不免”，有说子路为了不坠冠，坚持结缨正冠，于是被杀死；也有说，是临死之前最后一刻，子路一定要结缨正冠，而后身死。冠是一种身份和资格，他的意义，有时候就是一个上层社会成年男子的性命。

　　蒯聩在政变中获得了胜利，但出尔反尔，政变之前的旧臣或助他政变的功臣，或流放或杀害，人心尽失，连浑良夫也因为帮他而得罪了太子，被这父子俩找茬儿弄死了……这一政治事件中相关的第三起“命案”，正是蒯聩本人。子路是他杀的，浑良夫是他杀的，这回轮到他自己了。这一桩，仍旧跟当时的“时尚”有关，是女人的发型。那时女子好高髻，很在乎长发之美，于是常常需要用到假发来充门面。而下层妇女，有时迫于生计，便将头发剪下出售，好的假发，价格非常高昂。

　　蒯聩在重重政治斗争中失败而溃逃，无处可逃，只能逃到国都附近的戎人那里，可他之前拆了戎人的城墙，更可恨的，他年初在高台上望见戎人己氏老婆头发长得美，竟派人去剃光了人家的头发，拿回来给自己夫人做成假发带着。不知先秦的人如何看待，以今天来看，真是“缺德到家了”。现在，他不仅跑进人家城里，还跑到己氏家里，请求庇护和收留。

　　结果可想而知，蒯聩想用一块美玉换自己一命，己氏回他，拿了你的命，你的玉也跑不了。蒯聩丧命。

　　春秋末年，卫国的一场政变，一袭紫衣、一顶高冠、一头假发，三条人命——国君、君子、仆从。先秦时代，这是以服饰风貌串起的一桩政治事件，它也只是那个时代的小小缩影，并非特例。衣冠后面的政治、权力、利益，和衣冠本身具备的外在之美，触动着整个社会风尚的变迁。

　　而除了子路，因冠而丧命的，还有一个知名“案例”，这次，为着带了顶不适宜的冠，儿子被父亲杀了。《左传》记载：“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 ”而关于这顶冠究竟为什么而被认为不恰当，以至于竟然到了导致身死的地步，有两个版本，叙述如下，观者或可以体会，究竟在那样一个时代，风尚是更体贴了审美，还是预兆着阴谋。

　　丧命的主人公是郑国国君的儿子，太子的同母弟弟子臧，郑文公认为太子子华勾结其他诸侯蓄谋不诡，杀了子华，子臧怕受牵连，逃去了宋国。

　　版本一，是说他爱美、爱雕饰，喜欢用鹬鸟的羽毛装饰头冠，以之为美并“好之成癖”，这种鸟据说产自南方，中原非常不易得到，所以子臧要“聚”，费心收罗来用。而这种奇装异服正是被正统诟病的“服妖”，与君子的身份不相称，是不祥之兆，郑文公极其厌恶，于是雇佣杀手把子臧诱骗到陈、宋交接之地，要了他的性命。

　　版本二，鹬乃一种水鸟，预知落雨而鸣叫，以其知天时，掌天文者冠之。《逸礼》曰：“知天文者冠鹬。” 子臧并不知天文，却带这样冠，一方面是与身份不称，一方面，如唐代杜预所注，子臧有复仇回国之心，他与那些带着鹬冠的能预测天人之变的术士常常一同出没，郑文公实则是觉得子臧如此嚣张的行为已经明示他会有所图谋，于是先下手为强。

　　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序”，犹如今天的法理。对于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序列明确了，也就明确了行为，正像我们今天按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相近。服饰对人之间“序”的标明，好想交通标识和信号灯，随时提醒你遵守交通法规。

　　服饰、颜色、冠冕对应于社会地位，今人有法可守，古人有服可依。人与人一见面，即已经知道彼此在社会里的序列，年龄的、性别的、地位的……互相该如何以礼相待，如何行为。

　　附注：

　　春秋战国，已经是个“礼崩乐坏”、等级制度处处受到破坏的时代，此时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为了军事上的竞争，各国也尽其力的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等方方面面的技术，技术的进步，会体现在服饰上，当时的人们，上至国君、下至百姓，在面料和染色上，都较前代有了更多的选择，正如亮丽的紫色吸引了桓公一样。这个时期是个“时尚”大爆发的时代，比之过往任何时候，都是服饰上最注重和讲究的时代。

　　在我们的生活里，新奇的服饰大体不算太坏的事儿，至多只是侧目和讪笑，大多时候总不至于被扣以污名，甚至要担上身家风险。这种污名即是出现于史籍或文人口中的“服妖”。当冒着死亡的风险，也要穿件新鲜的衣裳，这是怎样一种精神？为了找到一个“时尚”在古代的对等物，我们或正可以从说明“服妖”开始。这个妖异，是“时装界”的新动向，是古典时代的叛逆，正是所有被冠以“服妖”的行为，触发了过往大多数服饰的的新风尚。

　　广义上的服妖大概最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时尚”，在传统社会，任何不同于自上而下统一规定的服制的，“人弃常则妖兴”,都会被指为“服妖”，任何不同于一般的式样、颜色、穿着场合......任何对服装的新尝试。如果说，服制是传统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服妖”正是对这一制度最有力、最顽固的反动。

　　有时，它是反等级制的一种僭越，有时，它是一种浑不讲理的追求奢华，有时是为了方便而接受外族的服饰，有时是为了美不顾一切，有时又是一种女子着男装或男子的服饰越来越精细秀美甚至女性化的倾向。所有这些行为，在每个时代，都受到正统儒家的批判，并认为这是毁家灭国的征兆。前面提到了子臧带与身份不称的冠，是奇装异服，“服妖”正征兆着他后来丧命。

　　新的时尚在任何时代，无外乎就是不同于当下大多数的一种新变化，人们总是在刻意的追求着不同和变化，这种尝试，实在是一种极其顽固的力量，充满了生命力，即便冒着被唾骂甚至丧命的风险，每个时代的“时尚弄潮儿”们，都决不放弃为作奇特装束而钻政策漏洞和管制疲软的机会。不免想象，倘若把历史记载中所有定性为“服妖”的式样，按时代先后，一个个排列，做博物馆式的陈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会是怎样一场时装秀？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服妖里，罪行最严重，是对男女性别的混淆。各种记载和笔记里，混淆内外（即男女）的事物多被冠以“妖”，譬如两性人、扮作异性的人、男性生子、女子娶亲等等这类颠倒阴阳、错乱五行的奇异故事都被称做“妖”、“人妖”或“妖人”。按谶纬之说，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恶兆。妹喜带冠而国灭，何晏着裙则家亡。

　　与今人相比，衣冠制度对于社会和个人的约束控制，远远超出今天我们所能做的设想，界限森严，以服装标识出不同的地位等级，并绝对不允许混乱。先秦的时代，是个穿错衣服会亡国丢性命，坚持穿对的衣服也有可能亡国丢性命的的时代。

　　先秦的冠，只属于君子，女子、小孩、罪犯、外族、平民、奴隶......都不带冠。孔子之前，是出生上的“贵族”君子；孔子时代，又加入了另一只队伍，受过经典教养的“教化”君子。

　　传统服饰的理念核心是等级制与礼教，服饰制度是竖立权威和实现统治的重要框架。它代表的国家威仪、政权的合法性，穿的是否得体，大到国家，小到个人，牵系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汉学家在企图向西方人解释中国的传统服制时说：恐怕只有今天等级分明的军装军衔制度，可以使人想象和理解中国历史上对服制森严和繁缛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