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意外》水中茱萸

22、（二十）流年琐事

　　在特种训练基地A大队，削南瓜是个万年不变的大循环。
　　南瓜一词，基本上可以算基地黑话的代表作，寓意为新兵。身在此地，削与被削相当于文学创作上的爱和死，是他们军旅生活的永恒主题。按我的方式理解那就是刚进这道门，每个人都好像是理发店的顾客，无可回避被刀剃的命运，但要是成功捱到了理发完毕，你头顶的那把刀也没见红，顾客也就从此成了学徒，以至于会有亲自操起那把剃刀刮人头皮的一天。这里面的内容繁冗得足够拿去当论文题目来做了，吴哲解释这些琐碎名词的时候忍不住跑题。他说队长，其实从进基地那天开始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南瓜为什么是南瓜？
　　这个问题也是我的疑问。
　　吴哲说，如果仅仅是从磨练人的忍耐意志这个角度出发，汉语当中带侮辱性的词汇几乎是海量的，选择余地很宽泛，为什么是南瓜？可他的队长似乎从来没有正面回答问题的习惯。
　　那么吴哲，关于这个问题，你想出结果了吗？袁朗说，他的表情无辜得像个局外人。
　　但吴哲不接招：我还是想先听一听您的参考答案。这摆明了也是成竹在胸。
　　于是两个校官级别的特种兵抓住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当场较上劲了。答案谁都知道，对方想什么谁都好奇，但是谁也不肯先说出来。这好像是一种较量，但项目不是拔河，而是捉迷藏。
　　在A大队，375主峰是那个与大循环相对而存在的小循环。
　　跑步上375在这儿算流行运动项目。据说基地的每个兵一天得至少上去三次，出操、训练，其中不包括集体的临时加餐或个人的随机体罚。早先都是以小型集体为单位，时间也相对固定。后来当然还是出现了打破这个先例的人，致使驻守375的哨兵从此对三三两两以及单独行动的兵不再少见多怪。这个人就是许三多。
　　我后来听人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眼前甚至浮现出了小圆脑袋大白牙俩黑太阳镜片的小苍蝇。但即使从来就没这么个故事，那个山顶对我而言，同样是难忘的。
　　记得那天，吴哲奔赴南瓜地的身影缩小得看不见了，而我鬼使神差地跟在一位少说有近十年特种生涯的军官后头，就在这个地界上完成了有生以来负荷最高跑程最长难度最大的一次跑步。事后袁朗中校还是那么懒洋洋地说：今天是个好天气。那会儿我正弯腰站在传说中的375峰顶上调节喘气频率，届时抬头，的确是初阳高升，朝晖如沐。
　　我笑得有点儿疲惫，由衷地说：是啊，今天是个好天气……吞下去的后半句：要是让部分人知道我在一夜未眠的情况下做了剧烈运动，下场可就惨了。
　　这事儿想想都难以置信。我以前在学校的长跑成绩一直平平，是典型的速度不济，耐久力还凑合的那个品种。在这种地方跟人比快，那铁定是要被比到太平洋去了。起跑前我心头一闪而过的想法是：输人不输阵。袁微，你至少别输给自个儿吧？
　　我踉跄冲到终点时看见袁朗是坐着的。就跟那土坡上坐着，姿势让人觉得他压根儿没离开过靶场边的坡地。几乎就在那一刻我开始认为，375是一个有太多回忆的山顶。有一些回忆是它自己的，在剩下的回忆里，它是沉默的听众。
　　我站了良久，袁朗同志忽然拍拍身边儿的空地，说坐下坐下，这一顿疯跑你还真不累啊？
　　我怎么可能不累？那一坐我差不多是栽下去的。
　　袁朗对了下手表，他笑了笑说今天我很意外能收到这样的成绩单，吴哲的射击，还有你的长跑。我疑惑地看着他：……袁队长，请问您这儿的“意外”我应该理解为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彼时我气儿还没顺过来，喉咙很干，说话声虚虚实实的貌似听起来特逗。他闷头乐了，半晌儿说：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女兵的故事，想不想听啊？
　　我按摩着酸痛无比的两条腿，实在不想再出声，就点了点头。袁朗中校转眼看着山脚下，思绪好像飘到了很远。
　　我记得这个女兵是个医务兵。她父亲是位老军人，对她的要求很严格，她也没让她父亲失望，一直优秀。那种优秀放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足够成为一个人骄傲的资本。这个女兵从军医大毕业后，留在了某军区野战医院工作。她曾经是那儿最好的外科医生，包括毕业前实习在内，十几年的工作中保持着几近完美的手术记录。
　　我低声重复了一下“曾经是”、“几近”，感觉到他这里的停顿是带转折性的。
　　袁朗点了点头，说你想得没错。我的眉头皱了起来，虽然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我为那个完美的最优秀惋惜。
　　事情的发生很突然。那时候好像是春天吧，正赶上部队搞野外军事演习，整个野战上上下下忙活了一整天。当时伤兵很多，情况特别乱，差不多到傍晚换班儿休息的时候，外边儿又拉进来一台紧急手术，急性阑尾炎。这下医护人员的头都晕了——人手不足，麻醉师还在别的手术室里。情急之下，这个已经当了十几年军医的女兵，带着一批医学院的实习护士，就这么进了手术室。当时在野战，人人都知道她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心细手稳，那个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可是缝合结束之后她忽然发现，那天负责麻醉的实习护士压根儿没给病人打麻药……
　　我听得倒抽冷气，袁朗说到这儿却忽然奇怪地笑了一下：……那个护士在手术中还惊天动地地冲那个兵吼了一声，喊什么呀喊什么呀，老虎团的还怕疼啊！愣是一句话把人吼得再也没吭声。
　　我不由地一阵头皮发麻。完蛋了！我想，医生，护士，还有那个捱刀的士兵。因为情势太明显不过了：这个医生瞒不下这件事儿……在场的人太多。没准儿那根用来做术前局麻的针管还原封不动地呆在托盘里呢！这一来铁定要判成医疗事故。医院是个跟战场一样复杂的地方。
　　许是想过了头，最后一句话我不知不觉给说了出来。然后我看到，中校黑黝黝的眸子奇异地转了转。
　　出现失误的那个实习护士是她带的第一个学生，在这之前一直记录完好，跟她当年一样，是医学院的优秀学员……后来，也跟她一样，毕业之后留在野战工作，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
　　我愣了一下：这么说主刀的那个医生……
　　袁朗叹了口气：事情发生以后，有人向上级反映，手术前她曾经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并且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之后又在没有麻醉师的情况下擅自决定进行手术，这一行为构成渎职。当然，这条指控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稍微调查一下很容易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了。那时候在野战，当领导的都护犊子，加上后来受害者一方又请求组织考虑当时的情况和事故的后果以及当事人的要求，从轻处理有关医疗事故的责任人员……事情就这么被双方的上级平息下去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她却在那次手术之后，自己打了复员报告。
　　为……为什么？我突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心里说不上来是郁卒还是警惕。
　　袁朗笑了，他说当时有很多人问过她为什么，包括那次不打麻药事件的直接过失人员和受害者。后来这个当了军医的女兵只好把实情告诉了其中一位信得过的战友。
　　他吊胃口似的地眯了我一眼：她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从家里打来的电话绝对没有影响到她完成那个手术，因为这是她的职业操守。但那个电话让她彻底明白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一个多年来她为之努力的岗位，到头来她的心却仍然不在这儿，很多东西在她看来重要于军人的荣誉。在这种状态下，她已经不适合呆在部队了。
　　我慢慢睁大眼睛，看着他。袁朗中校片刻犹豫过后，很平静地告诉我：没错。我说的这个女兵，是你妈。而那个电话的内容是……小微在家里不见了。
　　我抓了抓头，感到太阳火辣辣地晒在脸上、头顶、全身。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很小，家里刚搬到北方不久，环境很新鲜，也生疏。我总是一个人玩儿。但那一天我没有准时回到家里跟姥姥一起吃晚饭。并不是迷路了，因为我甚至没有走远。我只是……躲起来了。
　　其实我当时就躲在某一层楼道口那只空了的大水缸里。可要命的是，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人们都找不到我。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了。天黑，我仍然坐躺在水缸黑洞洞的空间里，我很失望。
　　袁朗中校的狼眼睛很奇怪地盯着我：为什么会躲在那么个地方？听他们说，从邻居家的水缸里找到你的时候，你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已经昏过去了。后来差点儿弄得人人都知道葛大夫家孩子特别怕黑。
　　这个说法实在让我有点儿愤懑，但这样反而笑了出来。我赶紧纠正道：我发誓我没昏过去！我就是玩儿累了犯困，跟那儿睡了一觉。袁朗笑着点了点头，他正色说我知道。那次在野战办公室，我就知道当年的事情只是你无意中的一个游戏。我甚至知道你在对圆圆说那些话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眨眨眼，语气很纯真地：您知道的可真多。他被“夸”得心安理得，眯着眼睛说：这都是身为一个侦察步兵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又抓了抓头，忽然发现我居然已经开始对这个其实还很陌生的人没大没小。
　　那天下山，山下的动静又起来了。那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动静，因为距离，影像也都是模糊的，然而却比任何电影和纪录片都要来得迫近和逼真。我知道，这完全是因为它确实就发生在你脚下的某个地方。
　　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随便抓个人问他见没见过打仗，很可能对方连回答也是不屑的。是啊，这都二十一世纪了，打仗还新鲜吗？军旅题材的电视剧谁都看过，电视台年年播。美国大片儿，花点儿钱买张电影票，实在不成等俩月上网去当，想看很容易。要说各种军事对抗性电脑游戏，那更层出不穷了，多少软件开发公司就靠这个养活自己。可是蹲沙发钻电影院敲键盘不可能让一个人知道战争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坐在那儿，看到剧终俩字儿跳出来，跟着擦擦眼泪，心满意足。但其实战争这个词究竟代表什么你或许懂了还不到百分之一。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
　　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担负得起那种经历。眼下这动静就足够把一个人震得神经麻木。
　　袁朗在前边儿忽然说：受不了就捂上耳朵。他说完就自顾自地摇摇晃晃继续走。我看着他走，不自抑地笑了，心里忽然有点儿翻江倒海的滋味。
　　我想我明白了，袁队长。可是我当不了你。借着这些震耳的杂音，我大声说：如果经历那样的疼痛，那样的委屈，我想我不会忍着的。至少不会跟您一样，因为那不是我表现自尊的方式。
　　袁朗中校吊儿郎当的脚步停下来，好像还回头诡笑了一下。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别装了您就，当年被我妈一刀下去喊得惊天动地的那个伤兵就是您自个儿，没错吧？袁朗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不能说那一刻我没有一点儿心虚。不过我这人从小儿古怪，心里没啥底气的时候，说话反倒更大声。
　　我说我承认我的结论没有确凿的论据。但是，跟自己有关故事，讲起来总会有那么点不一样的。
　　袁朗笑笑，说那你明白什么了？这会儿四下里动静大得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可他的声音倒是见鬼的清晰。我指着山下，下面的话几乎是喊出来的：人始终没法儿彻底地去理解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哪怕你掌握了一堆再精确再全面的资料，也不能。就好像现在，如果我不是站在这儿，用最高端的音响设备也很难把我这一刻听到的全方位还原——
　　话说到这儿猛然又是一阵响儿，前所未有的剧烈，跟着是前所未有的宁谧，谁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造成的效果。
　　这时我注意到，前边儿袁朗的脸色出奇慵懒。我想他在听着。但我竟然不知道我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究竟是不是说给他听的。我就这样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说：在这种情形下妄谈什么人生规划什么价值意义，最后只能是一大半精力都消耗在“想”上了，可自己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寸步没动。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为一个结果躲进自己的水缸里，无视无听，完全忽略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或许才是最不可救药的。过去我相信无欲无求六根清净，总以为我什么也不争，就可以活得比别人轻松。现在想想，其实特虚伪，所谓的不争，无非是为了不败……
　　我停下几秒用来做深呼吸，第一次坦然对上袁朗黝黝谲然的目光：……刚才跑到山顶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袁微，骨子里压根儿一直就不想输，我只不过是个胆小鬼。我想人有的时候得断自己的后路，即使没有明确的目标，也要自己先迈出那一步，才能知道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
　　袁朗黑黝黝的眸子转了转：说完了？我犹豫着说：……还有两句。袁朗坏笑，他说袁微同学，你知不知道，今天不管你自己想明白了多少东西，我想让你明白的，其实也就只有这两句。我轻轻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您是想告诉我，父母长辈实际付出的关心总是比我自己看到的要多，小孩子断奶，不会比割盲肠不打麻药更疼的。
　　等他转过去继续走，我抬起头望天傻傻地想：我都明白，可是袁队长，我还是做不了你。今天的太阳真是特别晒啊。

　　我可以叫你小微吗？这是下山以后，早就等在路边的潘凌大夫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我基本上可以确定，我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我用力笑了一下，说当然可以，潘凌姐姐。不管怎么说都谢谢你了。潘凌大夫一怔，摇头笑：个傻丫头。
　　那之后我对她的称呼就改了，后来连同对圆圆的妈妈也一并改正过来，至今未变。我不记得以前从谁那儿听到过这么一句伪定理，说是当你真心地叫一个女人姐姐，说明你在心智上对她放弃了一切排斥、疏离或者是抵抗。我承认，我对这话带着点儿迷信。
　　我被领进了一间很特别的宿舍，窗帘是迷彩布，被子是豆腐块儿，空间足够宽敞，说它特别，其实只是因为那张古怪的双人床。稍一仔细就能看出来，那是两张军用单人床并排搁置简单改造而成的东西。不过，到我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人已经在这张床上昏昏沉沉睡了差不多十个小时，下午的阳光刚好从大窗户穿过，散乱而有条不紊地瞄准了我的脑袋，很暖。宿舍里唯一一个让人联想到“家庭”的物件是一只镜框，同样是以一个特别的角度，我躺着看到了床角上它的倒影。是张很温馨的合照。军装的男人，军装的女人，庄重而腼腆地并肩捱着坐，两双特精神的眼睛，背景有点儿模糊，但似乎很配这个季节的阳光。男人眉眼周正，看起来比女人大着许多……哎等等！
　　忽然，我被抽了一鞭子似的，撑着手坐起来赤脚跳回了地上，莫名地脸红心惊。脚底接触到冰凉的水泥地那一刻，大脑运转也蓦地恢复正常。照片上的女人可不就是潘凌大夫！……呃，应该是她少女时代的样子吧，尽管神情气度大异于今，那眉眼却是故影依稀。我抓了抓松散的头发，懊恼地低头。双人合影，双人床……我怎么能躺在这儿？就算得到了别人允许，也太失礼了吧！
　　一只手在背后拉拉我：真醒了吗？还是做噩梦了？我一回头，潘凌大夫散乱着头发眼睛半睁，看样子刚才一直就躺在我旁边空出来的地方。我沾光也睡了个午觉。她笑笑解释说。我能感觉到她在打量我，并且她的眼睛远比我清醒，可是，我的眼睛简直不知道该看哪儿了。我正想说对不起，潘凌大夫却起身拢拢头发，伸手过去拿起那只镜框，低头擦了擦压在照片上的玻璃：这是我爱人。想不想知道我跟他怎么认识的？
　　那时候我还没毕业，在当实习护士。那天我值班儿，他刚参加完演习，来的时候说是胳膊让子弹咬穿了。给他做消毒处理，他龇牙咧嘴好半天，抽气说护士同志，你你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咋这笨手笨脚？
　　她学那些当兵的口气学得挺勉强，到最后不由一阵大笑。
　　我跟着笑了：潘凌姐姐，你就让他这么说你？潘凌大夫说哪儿那么便宜他呀！他抱怨我一句，我就让他听我抱怨一辈子。我暗暗佩服着这句话背后的果敢，但嘴上不知不觉跟着她的语调侃开了，说他一句换你一辈子？潘凌姐姐，这可一点儿也不公平。
　　其实这是怎样的一句话，怎样的一辈子，我恐怕连想都想不到的。
　　毕竟不是做买卖啊，不能一笔一笔去算它的盈亏。潘凌大夫轻轻叹气，眼角犹带着一江春水：后来他不高兴的时候总提当初的事儿，说他当年胳膊受完枪伤又狠捱了一顿棉签，现在耳朵还不得幸免，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就回他，就唠叨你了您想怎么着吧？噢，不乐意听？那有能耐您就别三天两头不见踪影啊！
　　她说着说着又笑了。
　　我发现，其实脱下白大褂，她是个挺爱笑的鲜活女人。面上死寂，把鲜活收在里头，这样的人往往能比别人耐得住孤单。我一边想，一边听她说。
　　他们的职业就是这样，只要有命令，随时随地，人必须走。这是常有的事儿，我早料到了。早料到了，就不怕。……呵呵，我记得最早的那次，结婚才没几天，电话好像是夜里到的。他呢，连句再见都懒得说，看你睡着，不声不响给你留这么一张照片就算完事儿，结果第二天可气死我了。
　　她很自然地对我笑着扮鬼脸，表情极像个调皮的小姑娘。她这表情让我觉得松了口气，为她，或许也为柳苏苏。
　　察觉到或者没察觉到我的异样，潘凌大夫眼皮一抬，不动声色地继续说着：有的时候我也奇怪他这个人，当兵都当到了这份儿上，还能这么缺心少肺。可是偏偏我就嫁给他了！跟他比，我更奇怪吧？过了这些年，反倒是我，不把他这破玩意儿搁枕头边上就得失眠。
　　潘凌大夫说着放下镜框习惯性向后一伸手，却握空了。
　　啊哟，你瞧我这脑子，差点儿忘了！她貌似想起了什么，皱皱眉头笑出来，自嘲似的轻声嘀咕着：咱这是在袁朗他们家临时宿舍待着呢……我宿舍在对门儿……
　　完全没听见她底下在说什么，反正我的脸好像刷一下红了。对这件事后来我进行过自我总结：流年不利！绝对的流年不利！您说我怎么就糊里糊涂闯进狼窝了呢？
　　当天下午我只记得，补了一觉，还在懵懵懂懂半清醒的时候，外边儿叫门儿说有我家里的一个电话打到他们三中队长办公室了。我一直觉得打电话是件再私人不过的事儿，而这个电话显然例外。当然，也谈不上众目睽睽之下吧。但一想到袁朗中校此地无银式的“清场”，以及潘凌大夫握着门把手一回头时那个顽皮的笑容，我心里就高处不胜寒地一哆嗦：瞧这阵仗闹得跟小孩儿离家出走被抓回来似的，袁微你还算是成年人么？下意识扭头看看，窗玻璃上模糊的虚像难得整洁到一丝不苟。
　　我没想到，这次打电话的是柳苏苏。她说丫头，身临其境大半天，现在有结论了吗？那儿是伊甸园还是炼狱？
　　我笑笑说：我觉得都不是。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那头柳苏苏说：你声音不大对，挺累吗？还是……心情不好？
　　她这一提醒，我抓抓头回忆了一下，笑：没，没什么事儿，不嫌麻烦劳您告诉您旁边儿那几只耳朵，我挺好的，啊。就是听故事听得有点儿审美疲劳。
　　听筒里柳苏苏笑了一阵，忽然平静地告诉我：小微，告诉你一件事。我要结婚了。
　　……
　　挂了电话，我把办公室门像潘多拉盒子一样打开，走廊上的熟脸就一张接着一张在眼前晃悠。我注意到，这堆西瓜脸里头唯独少了成才。
　　回头看屋内，袁朗中校站在窗口吐着烟圈，好像感觉到有人意味深长地盯着他，他歪过脸，坏笑着说：哎，听说过么，有一种最聪明的笨人，他们聪明在什么都知道，可笨在什么都要说出来。
　　我扑嗤笑了：您这是给我打预防针哪？大阴谋家中校先生。
　　袁朗倒是眼神儿少见的干净：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傻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