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42、第 42 章

　　四

　　镇干部在村民会上讲，把国家任务、集体利益排在前头，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包括个人的生死排在后头。其实，对于村民们，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想不这样也不行。
　　我们说过了，村村都安有数个甚至数十个高音喇叭，它们一叫起来，你在你的村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得好像就在你耳边叫喊。“农业税”分上下两季征收，上半年征收一次，下半年征收一次，一到大收“农业税”的季节全镇各村的高音喇叭不分白日昼夜地叫喊，讲理论、念文件、读领导重要讲话，继而是召开大小村民会，大小领导在上面讲，甚至镇长、镇党委书记亲自到台讲，大造紧张气氛，从各方面说都搞得跟运动一样，历来都生活在这种氛围中如我们沟的人，有几个人的神经受得了这个呢？
　　说说高音喇叭。从我懂事起我就见我们是活在高音喇叭和大会小会的叫喊中的。语言和声音都可以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暴力。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暴力中，我们都已经麻木了，也没办法不麻木，麻木可能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好最安全的出路。而麻木并不代表抗拒，麻木的程度其实就是精神上受其奴役的程度、屈服的程度，并不是抗拒它的程度，只要你是麻木的，就只要它一叫起来，你就会它要你干什么你就会干什么。我逐渐认识到的是，对于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来说，对“民”的统治和操纵，高音喇叭无疑是最伟大、最成功、最有意义的发明之一。
　　高音喇叭和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当然只是个开头。还有严格的奖惩制度。比方说，我们村的规定就是，积极交上交款，也就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前交清上交款的，只交所下达的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五，逾期未交的不但要交全额的上交款，还要收滞纳金。
　　积极交款的，还要在高音喇叭里宣读姓名，反复宣读，过了第一个期限未交的，先是不提名地在高音喇叭里点到，每天反复数次，如果过了第二个期限还未交，就要在高音喇叭里直接宣读其姓名，每天反复数次，深夜都要宣读一两次。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多少知道点人性和中国农民的人就不难想象，在高音喇叭里宣读你的姓名这一招对一般的村民们也会有多大的杀伤力。
　　领导干部们无疑是最了解他们的子民的。“农业税”就像滚雪球似的打着滚往上涨，不断逼近村民所能承受的底线，到后来，高音喇叭里宣读姓名这类办法似乎也不怎么灵了，他们就发明了评选“星级户”和“五好家庭”的办法。
　　评“星级户”和“五好家庭”，是否积极主动交清上交款是最主要的一项标准，一般说来，只要你历来都是积极主动交清上交款，积极主动完成上面下达的各项任务，你便至少可以当个“星级户”，也就是说发给你的那张铝牌上至少有六、七颗红星，而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你的“星级户”铝牌上就只有四、五颗甚或两、三颗红星，如果你有几年的上交款都没有交清，拖欠有巨额的上交款，你的“星级户”牌上就一颗红星也没有，只有你做到了哪一条你就可得一颗红星的那些条款的内容。
　　铝牌上的星是红色的，牌底是金色的，上面的字是银色的。干部们在会上宣称说，对于没有得到一颗星的村民，牌子要做成黑底的。不知何故，后来实行起来没有这么做，只做成了蓝底的。
　　不管发给了你什么样的星牌，你都必须把它钉在你家正房的门楣上，让谁到你家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个牌子。
　　这些被发了蓝底牌子的人，不管因何故反正拖欠着巨额“农业税”的，还有一个称呼“钉子户”和“难缠户”。领导干部在大会小会上、在高音喇叭里说到这些人，用的都是这个称呼，不用其他称呼——“钉子户”、“难缠户”。这个称呼不仅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所有文件和讲话中，而且在这些文件和讲话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实际上，给这些人这样一个称呼，和给他们发那么一种牌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领导干部们在大会小会上都要声色俱厉地威表明，不积极主动交上交款，说交多少就交多少，说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交，在政治上是应该也可以被搞臭的，在经济上是应该也可以被搞穷的，在政治上办学习班、关黑屋子、在村民会上站端端、做检讨、扯耳朵，甚至于下跪，在经济上赶走你的猪、搬走你的粮和家俱、拆你的房子等等——对于每一个村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可能遭受的这些，即使从来没有落到他头上，它们也始终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对这把剑的恐惧使他们不如领导干部期望的那样积极交上交款也会如领导干部期望的那样积极交上交款，或诸如此类了。
　　一般说来，这些办法对村里大多数人就已经够了，够让他们是领导干部们满意的良民和顺民了。但是，既然有良民和顺民，就有暴民和刁民，也就是“钉子户”和“难缠户”，甚至于必需有这样的，只有他们作为“暴民”和“刁民”、作为“钉子户”和“难缠户”活生生地存在于“良民”和“顺民”面前，“良民”和“顺民”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战战兢兢、唯恐有失地保持自己良民和顺民的形象。
　　村里那一批“钉子户”和“难缠户”就是这样。拖欠有巨额上交款的人家就是“钉子户”和“难缠户”。
　　尽管都是“钉子户”和“难缠户”，但他们拖欠巨额上交款的个中缘由自然是各不相同。
　　比方说，有一家人，就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但他们在外面贩毒并一并被擒获，一个枪毙，一个无期徒刑，大儿子的老婆也参与贩毒，也同时被抓了，判了十年，二儿子的老婆跟了别人，不知音讯，两个儿子丢下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五岁，四个孩子由他们都年过六旬的爷爷奶奶抚养，他们的爷爷奶奶能够让他们活下来那就是奇迹了，但他们的爷爷奶奶却还得交包括他们四个孩子和在监狱服刑的儿子和儿媳三人在内的上交款，这是一分钱也不能少交的，他们的爷爷奶奶有可能不欠大笔上交款、他们家有可能不进入“钉子户”、“难缠户”之列吗？
　　他们的爷爷奶奶除了进学习班、在大小村民会上站端端、做检讨、扯耳朵，后来还下跪外，村上和镇上还把他们家的房子没收充公拍卖了两间。他们家原有四间房子，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外贩毒赚的钱修的，他们家过去就没有房子，他们的爸爸是在山洞和生产队的牛圈里长大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到来后，他们家终于修了一间房，但那也不能算房，住房问题在他们父母外出挣到钱后才算有了解决，家里欠了几年的“农业税”也一下子就交清了，这还一度轰动了整个山村、整条沟，让一沟人羡慕死了，都说他们家这下子要翻身了，谁曾想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他们家又跌入万丈深渊，似乎是他们家注定是要永在地狱受苦受罪，一时到了个高处，那只不过是到更深一层地狱的中转站罢了。实际上，村上和镇上没有全部没收他们的房子，让他们还有个住的地方，那已经是天大的开恩了，要知道，他们的房子可都是用非法所得修的啊！不过，也可以想象，自从没收他们家的房子收到了一部分“农业税”之后，每年能从他们手里收到不足零头的零头的一点“农业税”那就是烧高香了。
　　有一家人，真是绝了，一家人都是弱智，所谓傻子，连那几分薄地也种不好，跟别人出去干一天活，挣个十元八元的，得要别人替他数那十元八元，十元八元钱他们也数不了。像这样的人家，对他们还谈什么上交款呢？上交款可不知是多少个十元八元，一年的上交款恐怕是超乎他们所能想象的天下最大的数额了，他们除了为之惊叹茫然外，还能怎样？恐怕他们自己都会认为他们天生就是来当“钉子户”和“难缠户”的，不是吗？
　　还有三四家人情况非常相同，女的跑了，不知是跟了别人还是外出去干什么营生去了，反正是不知在哪里，也不回来了，男的四处流浪，白天卖苦力晚上喝酒，哪里醉在哪里睡，过一天算一天，他们的孩子没人管，靠偷盗之类度日，男的回来了，让村干部给逮住了，交几个钱又溜之大吉，拿他们怎么样？他们被逮住了，也把他们揪去办学习班，还揪到镇上的学习班里去，谣传说在镇上的学习班里那可是要让你长点记性的，但是，总有放他们出来的时候，一放出来他们又脚底抹油——溜了。
　　也还有一些人，一夜之间就举家不见了，跟谁都招呼没打一声，一打问，连家产也都变卖成了他人的了，从此杳无音信，家里的老人病了故了也不见他们回来，连捎个信捎点钱回来也没有，真是蛛丝马迹也不给你，村上、镇上费尽了周折，甚至派专人出去到全国各地寻访，也没打听到他们到底在哪儿，在干什么，还在不在这个世上。他们该国家和集体的“农业税”也只有挂在那里，无限期地等待他们奇迹般地现身了。
　　当然，更多的“钉子户”和“难缠户”不是这样特殊的，就是说，他们或者是因为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或者家里有重病号，或者家里失去了原来的主要劳动力，而新的劳动力还没有长成，或者是因这因那不只欠“农业税”还欠其他人的钱并且数额巨大，或者如同我们前边提到过的那两个用自己的生命换赔偿钱的兄弟，人太老实本分，老实本分的人在今天个时代就是想完成国家任务、集体任务也不可能了。这些人的特点是，有的原不是“钉子户”和“难缠户”，后来因故，我们可以说完全是因为无法为他们的意志转移的客观原因而成了“钉子户”和“难缠户”，有的在当了几年的“钉子户”和“难缠户”后通过自身努力，又回归到了良民和顺民之列。
　　在我们村上，“钉子户”和“难缠户”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个无法归类，是最特殊的一个“钉子户”和“难缠户”，需要专门叙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