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铜锤

2、第一章：冤案（1）

　　如果不是父亲的惨死，石竞□□本不可能成为“海狼”——甚至，终其一生，都不会知道“海狼”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海狼”这个词汇，她小时候经常听到。听父亲说，自大清开国以来，朝廷的政局始终不算太平，就算是康熙爷、乾隆爷在位时，各地的反叛组织也一直风起云涌。除了天地会、红花会等地下会党之外，还有两大反叛势力，几百年来一直绵延不绝，清除不尽，被称作“北响马，南海狼”。

　　“响马”主要集中于北方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因为他们做事高调，每次下山劫掠，都在马颈上拴上铜铃，然后挥刀扬斧，呼啸而出，于是，百姓便以马铃指代，称其为“响马”。

　　而“海狼”则集中于两广。他们行事与“响马”截然不同，每次出海打劫，总是悄无声息地掩上去，然后一拥而上，杀人烧船，之后再带着战利品，悄然而归。即使遇到官兵拦截，也是一语不发，拔刀迎击、浴血缠斗——行事习性与北方草原的狼群酷似，因此，便被称作“海狼”。

　　石竞男是广东人，出生于新会，长大于广州。从小到大，“响马”的传闻她很少听说，但“海狼”的名字她却一点都不陌生。在很长时间里，她一直认为，“海狼”之所以成为“海狼”，是因为他们好逸恶劳，不肯劳作。不然，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放着耕田、打鱼的工作不做，非要去做这种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营生？

　　但后来，当她被命运裹挟着，一步步成为“海狼”的一员，并最终成为广东沿海一带人人闻风丧胆的海狼首领——“海上花”时，她才猛地醒悟过来，原来“海狼”之所以成为“海狼”，并不是因为他们好逸恶劳，而是因为他们的活路，都被别人堵死了。

　　而石竞男的活路，是在道光六年被堵死的。

　　道光六年之前，石竞男跟父亲一直生活在广州故衣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故衣街前有条河，河上有座石桥。而在石桥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广州“十三行”。

　　那时，因为掌握着大清国与外洋贸易的专营权，“十三行”的各大商号，已经一举超越两淮盐商，成为大清国最有财力的群体。商号老板们个个家中金银成山，挥金如土。“十三行”内，同样是楼台馆阁林立，丝竹弦管不绝，宛若天上人间。

　　——但这些繁华富庶的景象，跟石竞男没有任何关系。

　　父亲生前，是广东海关的一名缉私捕快。每日的工作，就是稽查“十三行”的走私行动，算得上是一份富得流油的差事。但父亲虽然干着一份肥差，却从来没有从中捞取过什么油水，只靠自己每月五两的饷银，清清白白地活着，从不收取贿赂，也从不利用职权捞取外快。家里装米的瓦缸，从来都没有填满过。

　　可石竞男从来没有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因为小时候，她和父亲一直在新会县生活。那时父亲的饷银不过一两半而已——相比那时候，广州的日子已经富足多了。

　　每天一早，石竞男跟父亲吃完早饭，就目送着父亲挎着腰刀，走过石桥，去海关衙门上班。到了红日西落时，她便去石桥下面的台阶上洗衣服。等父亲回来了，再一起结伴回家。

　　这种生活，平平静静地过了七年。直到到了道光六年初冬的一天，戛然而止。

　　那天，石竞男跟往常一样送父亲出门，但到了下午，父亲却迟迟没有回来——几天后，当石竞男在大牢里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石竞男清楚地记得父亲那天的惨状——浑身上下全是刀口、伤洞，血从身体底下蜿蜒而出，把牢房里的稻草都染红了。一条胳膊被折断，扭曲成一个怪异的姿势。眼睛兀自睁着，但两颗眼球却已被淤血染成了紫红色。

　　对于父亲的死因，海关衙门始终语焉不详，从来没有给过一个明确的说法。但后来石竞□□据零星的线索，最终还是拼凑出了一个大概——

　　那天，父亲在带着两个衙役巡街时，在十三行的一条巷子里，查获了几十个橡木箱子。在场的管事说，里面都是樟脑，但父亲却没有闻到樟脑的味道，于是就撬开查验，结果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樟脑，只有一颗颗乌黑的、椰子般大的鸦片球。

　　那时，朝廷尚未发起“禁烟令”，鸦片通过海关仍可以正常进口。但打着樟脑的名义运来，必定是走私无疑。父亲于是当即拿出铁链、封条，开始抓人、封货。这时，一个中年人拦住他，说这些“樟脑”都是伍秉琰伍老板名下的，并提醒父亲，“在动手前，最好先想清楚了”。但父亲显然已经“想清楚了”，于是照样抓人、封货，然后留下那两个衙役看守着箱子，自己押着那个中年人和脚夫回了海关衙门。

　　伍秉琰的名字，父亲并不陌生。这人来自福建，虽是个商人，却极有远见。早在嘉庆年间，刚涉足商界之初，他就预见到日后的天下，必将是洋人、洋货的天下。因此，当其它同行都忙着跟官府打交道时，他却忙着跟洋人交朋友，还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位英国勋爵的孙女。

　　而之后的局势，果然像他预想的那样——几年之后，洋人真的雄霸了天下。于是伍秉琰便水涨船高，扶摇直上，一下成为了广州“十三行”的总商，并很快变成了广东首富。之后，商业版图进一步扩大，又掌控了广东的盐、铁生意，从而一跃而起，成为了大清首富。据说，那时洋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说五千年来中国最有钱的人，有五个。前面四个，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而第五个，就是伍秉琰。

　　因为有钱，再加上有多国洋人撑腰，因此，那时的伍秉琰，在广州府可谓一手遮天，“虽不是官，但却比所有官都大”。家中，由朝廷重臣题写的匾额挂得四处都是。到了春节，连堂堂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都会亲自带着手下的官员去给他拜年。

　　但那时，父亲虽然知道伍秉琰背后的势力很大，却不认为广东偌大的官场，都已经被伍秉琰收买了。他觉得，只要自己和海关衙门的同僚们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掀起来，广东的各级官员就算不想管，也不敢压着不管。

　　但很快，父亲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

　　那天，父亲押着人犯回到海关衙门后，海关监督郑安民一反常态，没有马上派衙役去查封商号，而是急匆匆地把那几个人犯提走了。等一个多时辰后，父亲再见到那些人时，那些人的口风已经完全变了，都说父亲那天是去向他们索贿——索贿不成，便栽赃陷害。走私鸦片之事，纯属空穴来风。

　　父亲百口莫辩，于是让郑安民把那两个看守箱子的衙役叫回来，跟那些人对质。却不料，两个衙役一回来就跪地请罪，说他们那天的确是跟父亲一起去索贿的，而那些箱子里装的，也确实是樟脑，不是鸦片。

　　父亲直到那时才明白，自己所属的海关衙门，原来早就不是大清国的了，而是伍秉琰的了。不但郑安民是，连那些平日跟自己称兄道弟的大小衙役，也全部也是。但父亲素来精明，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而且手上一点人证、物证都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翻盘。于是，他当即认罪，说自己这次的确是索贿不成，才栽赃陷害的——鸦片的事儿，都是他捏造出来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正是自己的精明，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当晚，郑安民去伍秉琰家中，请示他，这件事是不是就这么算了。伍秉琰听完事情的经过后，沉吟片刻，说：“郑大人，你手下那个捕快，看来是留不得了。这人当初既然敢查我，就说明他很有胆量。而他一看势头不妙，立即就跪地认罪，说明这人还很精明。精明的，我不怕。有胆量的，我也不怕。可他却既精明又有胆量，那就由不得我不怕了。”

　　说着，他指了指墙上挂的“商贾楷模”的牌匾，“就算他抓不住我的把柄，可他脑袋上还长着一张嘴吧？我这些年风头太盛，树敌不少，一旦他把这事宣扬出去，那我那些对手，肯定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到了那时候，我墙上这些字，恐怕就只能摘下来填广州湾了。”

　　——于是，父亲的末日就来了。

　　几天后，一个大雨之夜，郑安民让人悄悄打开了牢门。昏暗的灯光下，几个如狼似虎的水师军官打着雨伞，提着尖刀，鱼贯冲了进去。而领头的，就是伍秉琰的儿子，当时正在水师衙门担任游击的伍长荣。

　　在做完这件事后，那些水师军官很快便被提拔升迁，成了水师的核心人物。后来，当石竞男成为“海上花”后，曾经带领部众跟他们多次交手，并相继将他们俘虏、除掉——也正是从他们口中，石竞男才最终得知，在当年的那个晚上，在那间阴冷潮湿的牢房里，父亲究竟遭遇了什么……

　　那天，父亲在牢房里，被他们足足打了一个时辰。父亲虽然身手不错，而且拼死抵抗，但终究已经年迈，再加上那些人一上手就折断了他一条胳膊，所以父亲在奋战半夜之后，最终还是血尽而死——致命伤在脑后，是一个圆形的血洞，是他在逃到牢门口时，被伍长荣在身后用一把尖锐的钢锥捅上去的。

　　由于当时的场面，太过血腥、惊心动魄，关在父亲隔壁的一个犯人当场被吓成了疯子。于是，郑安民便顺水推舟，把罪名栽到了那个疯子头上，说是他半夜偷偷跑出牢房，用刀刺死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