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向小舜

174、第 17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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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为多少人无法理解和接受，也完全不出我的意料，在考大学这事情上我名落孙山，卷起铺盖回家了，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农民，也成了十乡八里的乡亲们不耻不屑的反面形象，被十乡八里的人们用作反面典型教育他们孩子的教材，我也一片迷茫无所事事地把日子混着，最不想的就是出现在人群中，但为了生存却不得不总是在人群中，总是让人们看到我这个失败者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就这样，这天，我去赶集，走在街上，突然看见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迎面走来。他身材魁伟，红光满面，面相威严，甚至于带有一股子煞气，和纷纷给他让道的赶集的农民们大多面带菜色形成了强烈对照。我当然认识他，因为他是我们公社党委书记，但他应该并不认识我，也许他听说过我的事情，听说我如何如何成了建兴中学那样有名的学校的反面教材，但我不过是他治下的一个普通村民而已，不会把我放在心上是情理中的。他向我迎面走来，我看见了他，他却没有看我，他没有看任何人。但是，我一看见他，却突然从骨子里升起了一股子恐惧，从我的血里、肉里、每一个细胞里升起了一股子恐惧，我顿时腿都发软了，身上冷汗都出来了。
　　我缘何会突然产生这样一种恐惧感呢？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我记得它们却没有在意它们，看着它们却没有注意它们，没有遗忘它们却没有反思它们的那些童年时代其突出性和特殊性都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经历，主要的就是我在“我不认识的姑娘之死”的事件中和“月夜行动”中遭遇到那种被我命名为“神的黑暗半球体”的经历、二十多天对只能将之形容为我也将之形容为“上帝的光明和黑暗”的直观在最后七天七夜中这个直观达到了顶峰以至于我七天七夜没吃没喝没动也基本上没有睡的经历、冲我们公社中心校的以“总负责老师”为代表的老师们而去的被我命名为“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经历等等，突然好像被第一次注意到了、发现了，简直就像是被揭露了，大白于天下了，然而，它们一被“发现”和“暴露”就显出了它们却全都是使我该受到审判和清算的东西，因为它们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违背科学的、违背物理学规律的、反理性和反逻辑的！它们一定不是我经历的、一定绝对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也没有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一定是完全没有过的，因为它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唯物主义的，但为什么我会“经历”它们？！
　　这位大踏步迎面向我走来的公社党委书记看也没看到我，也没有看任何人，可我却看到他就是神明的化身、上帝的使者，他是真理的化身，国家权威、人民权威、人类权威、世界权威、宇宙权威的化身，他就是来抓我的，代表国家、人民、人类、宇宙、真理、科学、普遍必然规律，如果上帝存在，也代表上帝，如果地狱存在，也代表地狱，来清算和审判我的，全中国、全世界、全世界人民都因为我当年那些“经历”已经震怒了，不清算我审判我不会罢休，就因为当年我“经历”了绝对不可能的经历，“经历”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唯物主义的经历。我突然间都有了扑上去跪在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面前，跪在天下所有人面前向他们解释、求饶、承认自己确实没有经历这类经历、它们和我整个童年时代全都是我居心叵测的幻想和虚构的他们为此定我什么罪都可以的几乎无法遏制的冲动。
　　我无法形容这突然击中的我恐惧有多强大和强烈，在过后多少年中我都在反思它，也不得不反思它。也不得不承认，想当年，父母、亲人、乡亲、老师、同学，所有人，真的是所有人，都来教育我，还说要改造我，反正是要我“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了守住“自己”不被吞没，或者说为了守住我自以为是的“自己”不被吞没，我和他们对峙，但经过旷日持久的较量，最终他们“赢”了，我“输”了。我还想，这种“输”大概是任何个人都免不了的命运，除非他不自杀就变成疯子，这种自杀和疯狂就是当年“总负责老师”所说的那种自杀和疯狂，只不过有的人过程要复杂、艰难和痛苦一些而已，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后来，我开始写作。我写作，和当年这些其突出性和特殊性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应该知道，人生，多少经历，只要我们经历了它们，它们就注定成为我们一生的负担，我们的得背负一生的沉重的十字架。我当年的这些“经历”，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经历”，就是这样。我写作，只有我自己知道，部分就是为了能够把自己从这种负担、这个十字架下解脱出来。
　　然而，想得容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主要的困难还不是来自于我缺少写作功底或写作天赋什么的。而是当我每每写到这些“经历”时，就会如我当时遇见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一样，感觉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全宇宙人民站在我身边，对我怒目而视，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可能听到有如世界震怒了、宇宙震怒了、上帝震怒了的咆哮声。他们咆哮的就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它们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反真理、反唯物主义、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我是何居心要虚构出这样的“经历”，还敢写出来！
　　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果我一定坚持写下去，按照我记忆中的模样还原这些“经历”，最后感到的恐惧一定是我承受不了的。结果成了每一次都是写到这些“经历”就写不下去了，或者是写了一点点就像是在毁灭罪证一样把它们撕了或烧毁了。
　　我还记得，我写当年的那个“月夜行动”，有如江河奔流般顺畅无阻地写到“神的黑暗半球体”出现在我面前了，我感觉到一部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作品在诞生，而到这里就是这部作品的分娩就快完成了，“神的黑暗半球体”的出现就是“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我体验的正是那种只有写作者才能体验到的写到一部作品的高潮时才能体验到的快乐和激动。但就是这时候，一个巨大的、无法言喻其恐怖的东西从我心中和身边“升”起，完全就像当年“神的黑暗半球体”悄无声息地说出现就出现了，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幻觉，幻觉中是全天下、全世界、全宇宙，全天下人民、全世界人民、全宇宙人民对我怒目而视，原因还是我正在写在反唯物主义、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逻辑”、反“科学”的“经历”！正在无耻地编造谎言！我说把这部作品赶忙锁进抽屉就锁进抽屉了。锁进抽屉后都还感觉到不放心，总感觉到家里有一个罪证在那里，它迟早会被发现或揭发，有时候甚至会无端听到如“人民”、“人民群众”、“国家”、“国家战士”、“真理的捍卫者”那样可怕的东西正大踏步地向我家走来，他们人都已经到了我家门口了，马上就会破门而入了，而一进门就会把我写的那些不管藏在哪里他们都能找出来的“反科学”、“反真理”、“反唯物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人类”、“反国家”、“□□” 的东西给找出来，而一找出来了我就会完了，就会受到审判和清算了。多少次又多少次，这种感觉都使我不得不以理智的力量尽力进行调整。我发现，问题还不在于我这些东西被“发现”和“揭发”后，我会受到“审判”和“清算”，而在于，这种“审判”和“清算”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灵魂来说，它是我应该受到的！我罪有应得！不只是这种怕被“清算”的恐惧，更有这种“罪有应得”感，才是我无法承受的。终于有一天，我清理那些应该烧掉的废稿，把这部稿子也随手扔进废稿里，在看着一堆废稿在熊熊大火中燃烧时，感觉到里面有一部稿子我应该把抢救出来，它不应该就这样被烧掉，可是，我却始终也没有动，看着一堆稿子最后全部化为了灰烬。这以后，我才没有总是无端产生这种莫明其妙的恐惧，但是，我在这次烧废稿中烧了一部不应该烧的稿子的感觉也始终在心头，可以说是耿耿于怀。事过十多二十年，我又写当年的“月夜行动”，这一次我终于把整个事情如我记忆中的样子写出来了，写到所谓“神的黑暗半球体”时才想起当年写过这个东西，整部作品和当年写的几乎一字不差，而当年写的那部稿子就因为心头那种无名的恐惧被我烧掉了，被我烧掉了才过了这么些年的“安心”的日子。
　　我的写作演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自我申诉、自我辩解、自我怀疑、自我审判，自己追逐自己的影子，自己咬自己的尾巴。于幻觉中，总感觉到只能称之为“全天下下人民”、“全世界人民”、“全宇宙人民”那样的东西站立在我身旁，监视着我写的每一行字，只要有一行字不符合他们的真理的标准，我就会立即感觉到类似当初见到我们公社党委书记时所突然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感觉到我在被“全天下下人民”、“全世界人民”、“全宇宙人民”审判和清算，我也应该受到这种审判和清算。有几年，每把这些经历和经验写上几行，就要向幻觉中的围着我的那些“全天下下人民”、“全世界人民”、“全宇宙人民”磕头作揖地承认自己是真的疯了、神经错乱了或有深藏不露的、连我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动机，虚构了这些经历和经验，虚构得把我自己都骗了，相信它们是当真有过的了，要不，也不过是把幻觉当真的了。但是，我深藏不露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如此“抹黑”我们的世界，歪曲事实，甚至于虚构事实？我就又承认的确可能是我的思想动机不纯，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等等。我直接就在文本上面这样做，不敢如我“记忆”中的样子把这些“经历”如实写出来，不管这些记忆是真记忆还是假记忆，这些“经历”是真过还是根本就没有过，却没完没了地检讨自己这样写和写这样的东西的错误、挖竟然犯这样的错误的思想根子，结果就好像我写的东西成了对自己过去的经历的检讨书、悔过书。后来，我读我写的这些东西，看到的全是连篇累牍地自我辩解、自我怀疑，却没有几行字是关于我要写的这些事情本身的，完全谈不上我把这些事情如实说出来了，而我就是想把它们如实说出来而已。
　　我研究心理学，发现了还真有一种疾病，患者虚构出一些“经历”，虚构得那么逼真，不但他自己信了，讲出来缺少辨别能力的人，也就是没有一种正确而坚定的科学观或没有受到过正确的哲学教育的人，都会信以为真，但实际上这些“经历”是没有过的，通常不过是在他者或自我心理暗示下产生的幻觉或做的梦而已。有几年，我完全认定事情是这样的。但到头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一切，怀疑我本身存在的真实性，怀疑的生活中的妻子、女儿她们的真实性了。虽然我通过努力度过了一个这个“难关”，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自我怀疑都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不敢确定当年的我、童年时代的我是不是一个神经病，但是，现在，我可能是真的有神经病的症状了。
　　我还记得在我几乎感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突然接触到了一种叫做“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这让我大喜过望。倒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让我多么欣赏，而是，我发现了，我可以对“人民”说，我写这些“反科学”、“反唯物主义”的情节故事，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作为一种手法，文学作品是可以这样写的，但这样写完全不等于承认现实中会有这样的事件，不等于我不信“科学”，也就是不等于我会把这些情节故事当成是真的而不是它们不过是虚构而已。于是，我写当年这些这些经历，每写不上一两行，就要申辩说，我这些描写不是真的，我这使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请千万别以为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原原本本地说出来的还是那样之少。
　　我一边写当年的经历和经验，包括这些似乎其突出性和特殊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经历”，一边穷经皓首，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经典名著，包括哲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我逐渐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当年这些“经历”写出来，就是为了让它们能够坦然地置于意识和思想的亮光之中，我可以冷静、客观、中性地把握它们、反思它们，并最终能够真正认知它们、理解它们。我必须认识它们、解释它们、理解它们，这是我的宿命。我不是不记得它们，但绝对不是记得一件事就算认识了它，也理解了它。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一个经历，纵然你千真万确经历了它，但是，如果你不能理解它和解释它，你就无法相信你真的经历了它，尤其是，它无法被你所生活的时代的“公众”或“主流”所相信、认可、接受，你就怎么也会感觉到它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不管是因为什么你“经历”了它们，它们也不是你的真实经历，它们并未真的客观存在过。
　　说实在的，我相信我发现了一个事实，我们的经历和经验，如果不被你所生活的时代的“公众”和“主流”所认可、相信、接受，它就不会是真正有过的经历和经验。我说的是这些经历和经验首先就对于我们自己不会是我们自己真的有过的经历和经验。一切经历和经验，其实都是过去时的，都是你一经历了它们，它们就成为过去的了，也就是成为你记忆中的和别人记忆中的了，而一旦成了你的记忆，它们就会受到你脑子里的“公众”和“主流”意见的检验，就会被你脑子里的“公众”和“主流”意见所过滤，被过滤掉的就无法让你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如果你一定要以它们是真实存在过的而让它们恢复其真实的权利，就这个事情都可能把你弄疯，而结果是它们对于你仍然是不真实的、没有过的，最多是你的想象和虚构。多数情况下，你会把这些经历和经验给忘记了，永远忘记了。
　　在两种情况下，都当真无法说你真的经历了它们，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自己都无法确定它们的真实性，而第二种情况是你都已经把它们忘记了，忘记了它们当然就不是真的了，也没有存在过了，因为你无法知道你已经忘记了，忘记的是什么，不然，你就还没有忘记。
　　你必须把你这些经历讲述出来得到他人的认可、相信、理解和接受，你才会相信你这些经历，相信它是你真的经历过的，而不是你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的虚构或幻想。但是，他人的脑子里仍然是为“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左右的，你这些东西如果无法通过他们脑子里的这些意见，你的讲述只会遭到抵制、冷漠、抗拒、排挤等等，搞不好你完全有可能被当成疯子或罪人而被他们“隔绝”起来，你说什么都没有人听也没有人听得见了，或者是，你说的权利都给你取消了。
　　听起来好像我们对“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有微词似的。不是这样的。“公众”和“主流”的意见难道就不是真理性的吗？说实在的，我是实实在在的怀疑过——现在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时仍在这样怀疑——当初那些“经历”，它们还真的可能是我神经病的幻想而已，特别是那些明显违背“物理规律”的“经历”，完全有可能是真没有过的，要么是我神经病的幻想，要么就是神经病的虚构。不管怎么样，我们头脑里那些“公众”和“主流”的声音，完全有可能是真正真理和理性的声音，它们的存在给我们设置一道强有力的栅栏，使我们免于越过不能越过的界限，这些界限越过了，可能就意味着滑向迷信、愚昧、疯狂、病态，滑向虚无、堕落和神志崩溃，或者滑向沦为世界、社会和人类的敌人，沦为货真价实的怪物或人面妖魔鬼怪，一旦成了这样的人你也就只有灭亡了。老实说，我在这种真心诚意的怀疑中，冷汗就淌了不少。
　　我穷经皓首，也就为了弄清楚我脑子里这些“公众”和“主流”的意见它们是否如它们表现的那样是真理的表现。我得承认，到我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时，都还没有完全确认我脑子里这些“公众”和“主流”的意见它是或不是，有多少是多少不是真理。不仅没有确定这一点，还发现，如果我们的脑子真被“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控制了，你就是想有那些不能为这些意见所认可、相信、理解的经历和经验，哪怕它们只不过是神经病、是错觉、幻觉和臆想而已，也是不可能的了。被“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左右的头脑，就是正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也只有这样的头脑才是正常、清醒、理性的头脑。我当年之所以有那些经历，只不过是因为我有脑子正如爹所说是一片空白，还没有置入进“公众”和“主流”的意见。而我之所以确实无法确定当年那些经历的真实性和意义，至少无法完全确定、无法真正确定，就是因为能去做这个确定的只可能是现在的我，不是过去的我、不是童年时代的我，因为那已经只不过是我的记忆而已了，而现在这个我的脑子是受“公众”和“主流”的意见所左右的。
　　我得说，我还真无法确定对人来说，他们的头脑，从“一片空白”变成为装满“公众”和“主流”的意见并为其左右，它就不是一件好的、极端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有可能，这对人是非常之必要的，不然，人完全有可能向各种可能的歧途滑去，这歧途包括，极端的非理性、疯狂、病态，无法正确辨别真实和虚假，无法区分幻觉和实在，甚至于无法区分梦境和现实，等等等等。
　　从我开始写当年这些“经历”到我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的今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经过那么多曲折，我最后还是把当年这些“经历”和“经验”写出来了，而且，在哲学上和逻辑上，也相信自己有了一些理解。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确定它们是真的完全有过的，它们当真不是我病态的虚构，它们本身就完全是或至少基本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我读了那么多哲学文本，古今中外的哲学大家几乎都有所了解，对有一些哲学的阅读是相当深入的。但是，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对当年那些“经历”理解并没超越当年我在经历它们时的理解，另一方面，尽管有了这样的理解，我还是无法确定它们是我真的有过的经历。
　　在电脑前打这几行文字的我，是一名从事商业活动的销售经理。我当过多年的教师，其中有几年是爹当年那种民办教师性质的教师。在写这几行文字的两年前，我回老家去办理一种手续，按照官方的相关政策，办了这种手续，当年我当这几年民办教师就会得到一点点承认并给予一定的金钱上的补赏。办这个手续时，因为我缺少证明自己确实当过这么几年民办教师的证据，官方说如果有时任校长的直接证明就好了。我这几年当民办教师的生涯，时任校长就是任校长，他也就是当年我被“总负责老师”们弄得走投无路，爹特地买了两瓶酒提上去求他，希望通过他把我从“总负责老师”们的手心里救出来，但他却一口否决了的任校长，也是后来在我“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的最后一天专门召开针对性极强的师生大会、在大会上向我们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我则在他的脚前表演我可以真的如鬼神般在阳光下没有影子的游戏的任校长。我说当年我的校长是任校长，而他应该早就作古了。他们多少人惊呼你这人真是，人家还健在，活得可好呢。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尽管本不该这样奇怪，算起来任校长如今也才八十多岁，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健在的呢？我又说，他在哪里也没人知道，我如何去找他呢。他们笑我谁不知道他住哪里呢，我开车去或赶车去一两个钟头就到他家了，他人可好了，见过去的同事或下属来访，就像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其实，我这么说任校长，还没有说出自从再没看到他以来我就有的那种感觉：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个人，要不，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而既然见不到他，我就不能说这个人他存在或存在过——潜意识中我还真是这么想的。
　　老实说，听说任校长还健在，我还这么容易就能见到他，突然间还真有一点说不出的什么。得承认，这种说不出的什么里面包含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升上心头：这么说我还真能见到他，而能见到他我就不能否认真有他的存在？而真有他的存在，当年，爹提两瓶酒去求他，让他把我救出“总负责老师”们的手掌心，有这事吗？当年我有过“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吗，并且任校长还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当年“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是否至少大体上是我还记得的那样子？既然有这么个人存在，我还能见到他，那么，我就无法否认当年那些“经历”的真实性了，当我见到他后，是否会由于这个原因而产生一种梦魇般的或鬼魅般的感觉？
　　我买了一点礼品去见任校长。见到他后，他果真如别人告诉我的那样，身体好，神志清醒，过去的事都记得，人也很热情，看不出他都有八十多岁了。当然得聊一会儿才能进入正题，而且我也喜欢和当年的老校长聊一会儿。聊的都是家常话。聊着聊着，他缅怀往事，突然说：“你张小禹呀，是个小学生的时候，还真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我其实已经把听说他还健在和我很容易就能见到他而突然涌上尽头那点点和过去有关的东西忘记了，见到他后既没有想起当年那些事情，也没有产生梦魇或鬼魅般的感觉，经他这么一提，虽然我没有接他的话题，也不会接他的话题，但我心头又突然涌起一种东西，而且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我都在反思当年的这些经历，企图理解它们，但实际上，我仍然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把它们当成了一种与我无关的、虚幻或虚构的东西，只在这一瞬间，我才感觉到了它们有可能是真的，是我真经历过它们，它们也许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反思和更严肃的对待，而我这些年，表面上看在反思它们和严肃地对待它们，实际上我不过是在逃避而已。
　　说来也就有这么奇怪，几十年没有见的任校长仅见一面就让我感觉到当年那些“经历”可能不是虚幻的，这些年我过的是一种本真的、背叛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不敢承认真实，不敢把真实完全当成真实，没有真正面对真实，但是，“总负责老师”，我们叫他钟老师，一直在我们公社的中心校，我们公社改变为镇了，他还在，我和他还共事了多年，我教了二十多年书，二十多年都和他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很少因为看见他而想起过去，想起当年的“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就好像他与我当年的“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是无关的，我在作品中写他，写他给留下的那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好像写的是与他无关的人和事，他的存在并没有使我对“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还有类似的那些经历，多一些真实感，在电脑前打这行文字时候，我的感觉是如果他的存在能够使我多一些这类真实感，我对当年那些“经历”和“经验”的反思也许会更深入一些，而它们的确应该得到更深入的反思和更严肃的对待，最起码，我能给出，仅仅是对自己给出它们到底是不是我经历过的、是不是实际发生过的的确切答案，而老实说，到现在为止，从我的心理状况来看，我还真没给出，仅仅是对自己给出这样一答案。
　　似乎更奇怪的是，并不是我是个饱尝生活和人世的滋味再不像当年而是不无圆滑世故、人云亦云的成年人了，我就不可能有完全可以和当年那些经历归为一类的经历了。我到三十而立的年龄了，到四十不惑的年龄，都还有这类经历。当然，像童年时代那样强烈、突出、宏大的经验是没有了，作为一个成熟、世故、圆滑的成人，这类经历是小而微的，只能依稀还有当年那些经历的影子和回音，但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也就像耄耋之年的任校长当着我的面说：“你是小学生的时候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就像始终也记得“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结束的那天，我离开我们公社中心校时抬头看见的最后两个远去的天使在那个山头上的身影一样，还有始终也记得“总负责老师”们相信我将注定考上建兴中学，他们再也拿我没办法的时候突然在我面前变得就像一下子矮了半截的样子一样，对我确信当年确实有过那样些“经历”并非没有作用，但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总之，我对自己的童年已如这本书所写地写出来了。我写它的动机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只是不能否认有我认为像“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不少的182.5天的行动”这样的事情本身需要得到经历者严肃对待的因素。而最终的结果是，我这个经历者虽然严肃地讲述了这些事情，但这些的事情是否是真的，我是否是真经历了它们，它们就真的不是我的臆想或病态的虚构，我都不能完全确切地回答，仅仅是对自己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也不能，同时，我也不能说我已经完全理解它们了，已经完全能够解释它们了，哪怕仅仅是对自己解释它们。我还在路上，且不管这是不是一条路，是不是应该走在上面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