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花生树》阿少

1、论李逵的“反骨”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不少是从农民起义中起家，或者多少受过益处的，但对自己脚下发生的起义，无一例外采取了仇视和镇压的态度，除了斩草除根的实际行动，也会给起义者扣上“反骨”、“反气”、“反形”的宗教色彩的帽子。梁山泊里的一百零八将，在宋徽宗等统治者眼里，无疑就是“反骨”的大集合。其中，作为一个极其单纯的虚幻世界里的英雄，李逵远离规则繁琐的世界，是一个表现民众感性基础的最佳代表，他的“反骨”无疑是梁山泊反招安力量的中流砥柱。

　　第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里，当徽宗皇帝的首封恩赦诏书送到梁山泊时，“萧让却才读罢，宋江以下皆有怒色”，但真正敢跳出来以激烈的方式表明态度的惟有李逵一人：

　　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著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

　　虽然最后“众人都来劝解，把‘黑旋风’推下堂去，”但除了宋江以外的“众人”无疑是暗暗痛快的，而读者看到此情景也会首先认同李逵是水浒英雄的真正代表。但值得玩味的是这个英雄在宋江面前却一直抬不起头来，他表里如一的崇敬服从于宋江。

　　《正说水浒》一书以“纯者无寿”归纳了李逵的一生，认为《水浒传》中李逵的性格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义”和“蛮”，即其性格较为简化和集中，表现出“纯义至蛮”的特点。所谓“纯义”是说李逵的心里只有“义”，这“义”是纯粹的，无功利性的，而所谓“至蛮”，是指李逵粗豪鲁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黑旋风”这一外号可见一斑。在我看来，这种性格特点正是李逵何以对“貌拙才疏”、“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的宋江死心塌地，以至最终死于其手都无怨无悔的根本原因。

　　首先，宋江有一种江湖上认同的人格魅力，武松赞之为“真大丈夫”，李俊认为天下头号义士就是宋江，鲁智深也说:“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姓名,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宋江对自身形象的完美经营，无疑深深打动了李逵，以至于初见面就“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对宋江的崇拜完全蒙蔽了李逵的双眼，即使被宋江不分缘由呵斥的场面不尽其数，他对宋江依然惟命是听，甚至曾说“我的命是哥哥的，无论发生什么也决不怨恨”。当宋江喝下朝廷所赐毒酒，自知小命不长，要办的第一件事是连夜使人唤来李逵，诱其也喝下毒酒，然后指着一片洼地，要与李逵在此阴魂相聚。李逵的反应可谓忠到极致:

　　……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讫泪下……

　　梁山泊世界通常讲的是朋友关系，弟兄情分，宋江也同样，虽然执掌山寨大权，但与每一个英雄之间都是弟兄，惟有宋江和李逵之间可以说是父子关系。李逵骨子里其实是认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一套的，他的“反骨”是远不如鲁智深、燕青等最后选择离开的人彻底。

　　鲁迅先生说，中国史不过由“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这两样时代组成。农民起义往往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主力军，也往往沦为野心家的工具。少数人借势坐了新的江山，而更多人以血肉之躯铺成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起义的发端往往“乱自上作”，而最终结果又总是与“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相反。作者不厌其详的描述社会黑暗，官逼民反，写宋江带领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的起因是受了九天玄女的天书，写宋徽宗和高俅昏庸腐朽、无恶不作，把一个个英雄逼上了梁山，激怒了一代代读者，人民的支持与同情显然在梁山一边，也不难看出作者认为梁山事业是正义的。可为什么水浒的结局却是梁山折尽英雄空寂寥，而小人不仅未得到应有的惩治依然猖狂呢？

　　原来所谓的“反”，只反贪官，不反朝廷，所谓“骨”，空有血性，洗不去奴性。“替天行道”，不能也不会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背道而驰。

　　当宋江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将“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同样是“义”，却体现了梁山未来注定向主流价值观念回归,即“博得个封妻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铭,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李逵的“反骨”如同盲人摸象，仗着一股蛮劲对着眼见的黑暗腐朽横冲直撞乱劈乱砍，却不知道自己的脚已经滑向覆灭的道路去。当李逵大声叫喊“反了吧”时，或许牢牢抓住了民众的感性心理，发泄了他们对小说外现实的愤懑，但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已牢牢扎根于社会思想基础之中，只要民众谋反的感性不期望超越日常的现实生活范围，这种感性就不得不局限于一定的范围里。另外，这种感性从它一开始出现，就被界定在戏剧这一框架内，只要处于框架内，它的世界便会自由地得到拓展。时人评论水浒英雄，认为他们虽是“忠义汉子”，但绝非“正人君子”，宋江的局限，梁山的困境，归根到底是来自现实主流价值观念的不认同。

　　宋江对梁山众好汉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在和李逵的这种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宋江对李逵所具有的精神上的优越性，正是以儒家入世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胜利。因而以李逵为代表的“反骨”越是显现，宋江必须将它与社会秩序相联接的权威和权利越是强大，并在这种模式中得到保障。宋江和李逵之间一唱一和，有宋江才有李逵，有李逵才有宋江。如果宋江不存在，以李逵为首的英雄们采取同样的行动，便成了地道的叛乱者文学、谋反者文学，这样的大众文学是没有立锥之地的。

　　由此我联想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何其威风，最终也乖乖受封为斗战胜佛，不正是反抗者向主流价值的妥协与回归么？《水浒》的悲壮结局与《西游记》末尾的貌似皆大欢喜是殊途同归的。

　　然而历代读者多爱是那个骄傲自由的齐天大圣，少有称许斗战胜佛的；多爱粗蛮豪爽的李逵，而对宋江诟病甚多。或许这是我们对“反骨”叶公好龙式的敬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