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原》蒙青羲

4、这些年我对历史的执着（三） 历史虽然只

　　历史虽然只是一个时间范畴，但历史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象概念。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我大致根据我自己的习惯和考量来将其大致分为这几个方面作为探讨。第一是史前时期（这一部分主要是凭借一些出土的但很模糊的只能够作为猜测依据的存在性材料来推测出的文明，它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之前的一个社会），第二是低端的原始社会公社制度时期（这一部分主要是原始社会末期这一段时间的社会现象），第三是夏商西周时期（这是我国的奴隶制度巅峰文明），第四是东周大繁荣时期（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鸣实况），第五是秦汉时期，第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七是隋唐时期，第八是宋元明清时期，第九是民国时期。
　　看待基本的史实现象，我都会从这九大时期作为原始出发点，整理一个完整完善的可供深入学习的历史构架，将是我一切记录的根本所在。
　　对于前两个历史时期的学习，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这两块领域的实景都过于荒芜，研究历史最基本的保障—史料文献文物少得可怜，尤其是史前时期，几乎是靠着一些传说、靠着出土的一些残骸来作推测的。相关论证的书籍不少，但是能供研究的不多。这就是对于这两个时期的研究，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感到尴尬的一面。只是，人类社会的恒定方面，还是决定了不同时代解决相同性质的社会难题，必然有着相同的基本经验与法则。一个民族的先祖有没有这一类的经验与法则，对于一个民族文明的后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个民族，有过极其丰厚的变革与创造的历史阅历，只要我们发现并继承了这种历史阅历所包含的深刻经验，我们的复兴一定是震撼世界的。
　　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学界能够对世界清楚地说出自己国家文明的基本方面，源流演变、发展阶段、时代定位、民族生存经验等。这种基本方面，不是以往我们依据西方理念所确定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划分，而是我们文明的源头性质、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政治文明传统等等最底色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仅仅是存在于精神层面，脱离了民族猜想性这一特定元素其便会立即萎缩，不能存活。那么，对于这个层面的深入，还能继续吗？我想是能的，但不是现在。现在应该是对可考文明进行探索和学习才对。于是，我便来到了最让我激动社会转折点，文明奠定领域，那就是先秦时代。说先秦时代，必然绕不开先秦的争鸣奇观，这是史学史上的盛景，也是文学史社会史上的盛景。
　　从总体上说，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其研究活动主要是三个领域：政治变革领域、人文思想领域、实用民生领域。正是这三大领域的交相碰撞，交相融合，形成了空前壮阔的百家争鸣局面，激发出了原创丛生、经典林立的井喷奇观。其中，对于政治变革的种种研究，汇成了丰厚博大的多元政治文明，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时的政治文明学派，成为了整个社会变革的中心点，也成为整个社会视野关注的中心点。
　　从继承文明遗产的当代历史立场看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文明学派的历史意义，就会发生一种时空大转换后的价值重新定位。重新定位的核心，就是今日的我们看先秦时代的政治文明流派，已经不仅仅看其在当时的实际作用，而且要看其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传承价值。
　　并非所有的政治学说，都能称之为政治哲学。政治学说之所以能进入哲学境界，至少具有两个基本方面：一则，该学说有内涵生成之广泛根基；二则，该学说有抽象延伸之深刻本质。以此条件，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政治哲学流派只有五家，就是法、墨、道、儒、吕五家。在这五家中，法家以广泛的人性（恶）现实与广泛的社会秩序追求为根基，使其创立的法治学说具有了永恒延展与抽象的空间。墨家，则以同样广泛的人类精神（爱）为根基，使其普爱终生、追求和平的“兼爱、非攻”理念，具有了永恒的普世抽象价值。道家，以整个宇宙的本质运转（道）为根基，得出了政治循“道”行之，而无须积极作为的理念，同样具有永恒的抽象透视的价值。儒家，则以广泛的人性（善）的现实，与人群恪守传统的精神需求为根基，使其复古、中庸、仁政等政治理念，具有了永恒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抽象延伸价值。
　　吕不韦，以更为扎实的古典农耕经济的整体运行为根基，全面总结、深刻透视了这种整体运行所延伸出来的种种社会政治法则，使吕氏学说成为透视农耕社会，乃至透视整个古典政治文明运行本质的历史镜鉴，其永恒的抽象延伸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2016年10月14日蒙净于延大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