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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

  •   这是个沉闷的夜晚,韩红星骑着自行车,缓缓地行在昏暗的黄海县城。7月的天正热得难耐,仰头望天,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星,只有低黑的云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路边小饭店的揽客声唤停了韩红星。
      “一盘肉丝一碗饭,再炒一个小蔬菜?”老板见学生模样的人进来,主动报出菜谱来问询。
      韩红星也不表态,只坐到边上的桌旁:“先来两瓶啤酒!”
      饭菜端上来时,酒还剩半瓶,不是不想喝光,实在已没有办法再往下咽。啤酒这东西以前也喝过,不过没今天这么多、这么猛。脸腾的红起来了,头也嗡嗡地转,感觉胃中有股逆行的恶气,控制不住要往外吐,但真的吐时却怎么也吐不出。胃已胀得容不下饭菜,韩红星掏出身上的那张大团结,喊老板结账。
      自从上了高三,母亲见儿子学习紧怕营养跟不上,每月从生活费里挤出十块钱给韩红星零花,满心期望儿子能考上大学,却天不遂人愿。
      书,就这样念到头了,戛然而止!韩红星觉得,这二十多天的人生变化比这辈子还大!就在月头,还坐在高三的教室里,做着模拟试卷的题目,抱怨着老师的严苛,等着7号开始的高考。可是现在,仅仅才到月底,已做了落榜生,成了待业青年。班主任黄老师平时说得最多,也最让人听得啰嗦的话又在脑子里回响——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上对得起父母养育之恩,下对得起自己十年寒窗!考不上,城里的待业去吧,乡下的种田去吧…...总认为很遥远的事,转眼就兑现在眼前!
      外面,不知何时已下起雨,夹着隆隆的雷声。韩红星全然不顾,收起老板找回的几块零钱,踉跄着离开饭店,骑上自行车,迎着风雨雷电,朝向黑暗之所行进。没有目的地,只想找一个没有灯光,没有人迹,只有自己的去处。雨密密地下,打得人睁不开眼,用透湿的臂膀去擦睁不开的眼帘,却更难睁开!索性赌气地睁大眼睛,任由雨水去冲刷那谁也看不见的泪水!
      雨,越下越大;夜,越走越深。
      醒来时已第二天中午,母亲用一贯的大嗓门到床边叫韩红星:
      “快起来,吃饭了!你看你昨晚和今早两顿没吃了!”
      见韩红星睁着眼,母亲低下嗓门:“早上李爱民他们来找你了,我看你还没醒就说你出去了。没考上的人多呢!人家全没咋样,就你不起床!”
      “他们找我什么事?”韩红星对母亲说自己因为考不上才不起床感到不自在,却又问了个连自己都觉得是明知故问的问题。昨天下午到教育局查高考分数,只知道自己差5分落榜,班里其他同学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刚才听母亲说有好多人没考上,很想知道具体情况。
      “起来再说,李爱民和刘向阳全没考上!”母亲说。
      “那王义军呢?”这3位同学是母亲最熟悉的。
      “他考上了!早上过来看你的!”
      母亲说这话时声音得低,紧接着母亲又说:“王义军早上到学校打听过了,你们班上一共也就考上9个!”母亲尽量将声调压得平缓。
      韩红星闭着眼,感受着母亲说话时语气的变化。母亲在镇里服装厂做缝纫工,车间的机器声造就了母亲的大嗓门,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3年前考上高中,母亲到处用她的大嗓门逢人便说,我儿子今年考高中了,他考到黄海县中学了!上万人考的,就考上三百个!…..
      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韩红星的脑海。上了高中,和许多走读生同学一样,家离学校远,跑到学校要好长时间。为不耽误学习,母亲认为有必要买辆自行车,可是,得要二百多元,大多数人家买不起,对于自己家庭,买自行车这种事以前根本没想过。可母亲硬是用家里那台缝纫机,没日没夜的缝护袖、缝围裙,拼命攒钱,又挤出家里的生活费,还跟亲戚借一部分钱,东挪西凑,终于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架在自己面前。母亲念叨最多的话是:“只要儿子能考上大学,妈妈吃多大苦多值;只要儿子能考上大学,妈妈做梦都会笑醒!”
      “没考上的人多呢!班上一共也就考上9个。”母亲的话又在韩红星的脑海里回响!韩红星的心深深地刺痛着:母亲,儿子不争气!儿子知道您心里想的是,哪怕只考上一个人,如果就是你家儿子,那该有多好!
      泪水,再次涌出眼帘。
      饭还没吃完,李爱民、刘向阳俩个又来找韩红星,三个落榜生聚到一起,只能用眼神彼此安慰。
      “待会儿一起去王义军家道喜?”李爱民征求意见。李爱民个头不高,黝黑的皮肤衬着粗壮的身材显得墩实。
      “早上就该去了!”刘向阳表示赞同,同学当中刘向阳最实在。
      三个人一拍即合,正等韩红星丢下饭碗一起去,就听门口母亲大着嗓门说着:
      “大学生来了!大学生来了!你看人家王义军多神气!多出息啊!他们三个全在屋里,正商量去看你咧!”
      王义军说着谢谢阿姨,一脚跨进门来。
      屋里三个人全迎上来,恭贺新考中的大学生。韩红星从心底为自已的好同学、好朋友考上大学感到高兴,却怎么也挥不去藏在心底的那份别扭。平日里最亲密无间的好同学,此时却有种不自在的感觉,好在这种不自在很快消失。王义军的父母都是教师,知识分子家庭培养出王义军一言一行都中规中矩,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让他成绩出众,最终能考上大学。
      “我父亲昨晚跟我谈心,说同学们不管考上考不上大学,将来大家都会从事某一行业,不是说上大学才能出状元,其实不管干哪行,都能出状元!”王义军鼓励大家。
      韩红星听出了感动,王义军全家人在最值得高兴的时间里,仍想着同学们的感受。
      “別聊了,不管考上没考上,肩上的担子都该卸下了,走,到前面沟里戽鱼去!”刘向阳建议大家。
      戽鱼是黄海镇妇孺皆知的捕鱼方法,用锹挖土在小河沟里横拦个坝,将河水阻断,然后到十几、二十米远的地方再拦个坝,圈定捕鱼河段;用4根一米左右的绳,将挑水的水桶,分別用绳的一端扣牢水桶四个对称的口和底,生出四根绳头;由两人与坝口平行,站在两道坝内的水中,分別拧着桶口和桶底的一根绳头,通力协作,从后侧将桶口朝下高高扬起,顺势没入水中,再顺势向前提起水桶,桶里的水就被“戽”出坝外,周而复始,坝内的水一桶一桶的“戽”出去,等两道坝间的河水被“戽”得见底后取鱼。
      说动手就动手,韩红星家前面十几米处就横着条4、5米宽的沟,水桶、锹等工具一应俱全,刘向阳第一个脱掉裤子,拿着锹跳进大腿深的沟里,王义军以往很少下水,今天也提着水桶,跟着刘向阳跳下水……为了高考,大家一直绷着紧张的神经,今天终于可以放松心情。午后的太阳火一样晒在地上,晒到心里,晒去高考失意的阴霾。四个人轮番上阵,戽了两小时,捕到的鱼装满了水桶。
      黄海镇的特点是水多,水里鱼多。说到水,这里到处沟连着河,小河连着大河,大河通向小洋河,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这里居民多择水而居,要么门前,要么屋后,每户人家屋边必有河,河边搭个码头,岸边种点蔬菜,养些鸡鸭鹅。这里人都会几手捕鱼的路数,各家河边码头旁少不了放下鱼笼、细网,等着鱼撞上来。闲暇时也亲自动手抓鱼,或用钓杆,或用鱼叉,或者干脆跳下水去,到河边水草里摸。人们抓鱼不只为了吃鱼,更为寻得一份乐趣。
      在韩红星的记忆里,自己是泡在水里长大的,记事时就会游泳,大人在水里捕鱼,小伙伴们在一旁跟着学,到哪里去顺着陆路走要七拐八拐,下水淌几条河却能很快就到,每天提水、淘米、洗菜也到码头边玩,米淘箩放在水中都能逮到鱼。后来用上自来水,河边的水也变得浑了,但河里的鱼还多。
      黄海镇是黄海县的县城所在地,这是片新生的土地。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黄海边淤积形成的荒滩野地,后由张謇等人兴垦开发,逐渐兴旺起来。小洋河是黄海镇的母亲河,据说当年张謇就是因为看中这条天然形成、水源充沛的河流便于农田灌溉,才沿小洋河两岸开发了数个农垦公司,经过百年变迁,形成今天包括黄海镇在内的数个乡镇。小洋河由西边上游而来,向东直通黄海。关于小洋河,当地有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这里荒无人烟,却水草丰盛,上天觉得浪费了丰盛的水草可惜,便派天上的仙女到此牧羊,羊群天天跑啊跑,一路向东追寻那丰盛的水草,日积月累,终于由小小的羊蹄,踏出了这条几十米宽的河流,从此,但凡喝这条河里水的人们,姑娘越变越漂亮,小伙越长越壮硕,老人越活越年轻!为了纪念给人们带来福祉的羊,便将水和羊合在一起,将这条河叫小洋河。
      韩红星的爷爷、奶奶在三十年代初,划着一条小渔船,从上游沿小洋河漂到黄海镇,成为这里第一代居民。父亲经常跟韩红星说起上一代人的艰辛:爷爷靠打渔为生,黄海镇河多鱼多,镇上人都会两手捕鱼的方法,想吃鱼都可以到河里捕,所以,天暖时鱼基本上卖不出价钱,为了挣钱,爷爷主要靠每年冬天破冰捕鱼,卖点钱攒下来维持家用。每当父亲回忆起往事,脸上总很凝重:天寒地冻的时候,渔船没办法在河里捕鱼,爷爷就到几米宽的小河边,砸开冰面,然后喝两口烧酒,迎着寒风跳入冰冷的河里,用手在满是冰棱和枯草根的水里摸鱼,等背篓里鱼装满了就穿着透湿了下半身的衣服一路小跑回家。爷爷靠打鱼养活了5个子女,自己却五十多岁就被风寒佝偻了腰身。据说黄海镇的第一代居民不足一千人,都是从各个地方漂泊过来的像爷爷那样生活艰辛的渔民、农民、手艺人,为了能过上好日子,带着希望踏上这片荒滩薄地。这里的居民们无依无靠,只凭一双手养家劳作,活命奔波;这里的居民们性情隐忍,心怀敬畏。
      到了父亲这代,父亲先是子承父业,跟着爷爷捕鱼,后来,黄海镇划为县城,有了各行各业,爷爷不想下一代人吃渔民的苦,想方设法将父亲带到建筑工地,从做小工开始,然后学了瓦匠手艺,最终由渔民变成了工人,后又划成城镇户口,吃上计划粮,日子在父母的操劳下慢慢好起来。
      黄海镇以小洋河为轴线,分成南北两片。沿小洋河从西边到东边大约7、8里长,依托小洋河这条水上运输线,镇上大多数的工厂、企业都分布在小洋河两边。联通小洋河南北的是紧挨着的两座拱桥,东边的叫朝阳桥。离这座桥西边不到200米的地方又有座造型几与小洋河相同的桥,镇上人习惯将西边的桥叫西朝阳桥。这两座桥恰好连接了黄海镇上最繁华的几条街,形成了黄海镇的中心地带。镇里的大多数人家居住在这两座桥周围,韩红星家住在桥南,离小洋河几百米。
      用母亲的话说,韩红星这代人是在甜水里长大的,没受过冻,没挨过饿,有书读。没上过学的母亲常说自己吃尽了不识字的苦,所以非常重视三个儿子的学习。
      母亲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代同变迁:先是认为识字多不被人欺;后来有了招工考试,认为只有学好文化才能考个好工作;现在大学生吃香了,母亲最大的心愿是韩红星能考上大学光耀门庭,可是结果却让她失望。
      去学校领毕业证的时间到了,韩红星和李爱民、刘向阳又聚在一起,三个落榜生讨论是去还是不去。
      “毕业证肯定要领,如果没有这张纸,将来招工考试连名都报不到。”刘向阳说他家的教训,他妹妹去年参加招工考试,没找到那张初中毕业证,求哥拜姐就是没用,后来还得到学校找底根,好不容易请学校开具证明材料,才有资格参加招工考试,现在分配在朝阳饭店上班。
      “听说今天要为考上的同学搞庆祝活动,王义军他们上台戴花呢”李爱民将他的消息告诉大家。
      韩红星本想请他们带领一下毕业证书,听说王义军要上台戴花,决定去参加这个活动,替最好的兄弟捧场。
      班来了多半同学,教室前面的讲台被搬开,一溜边摆着一排课桌,考上的9位同学面对大家坐在上面,每个人的胸前戴朵红花,脸上挂着喜悦。老师们的位置用两张课桌摆在靠门口侧面,剩下的桌椅靠后摆三四排,教室中间形成空地。九点整仪式开始,由班主任黄老师主持。黄老师今天很高兴,首先对考上的同学祝贺并感谢;接着介绍今年高考的整体状况,6个班,达线的有41位同学,平均每班6.8人,我们班有9个,所以整体成绩很好;最后,黄老师走出座位,站到教室中间,对着坐在后面的同学们:
      “由于我们老师水平有限,没能让更多的同学考好,我代表全体老师鞠一躬!我平时总说考不上大学去种田,去待业,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促进同学们更加努力地学习,让每位同学都能上大学!然而,能进大学门的终究是少数,所以,今天我请求同学们允许我收回那些话。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就是农村的同学,也不一定偏要守那一亩三分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此,我祝愿每个同学都能活出精彩的人生。”……
      王义军考在省理工学院,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人安排他去游山玩水了,留下三个失意的难兄难弟在家里。从最紧张的高考冲刺到闲着待业,巨大的落差闲得三个人心里发慌,不想被亲朋好友问这问那各种关心,这种心态让他们见到熟人就想躲。李爱民建议说,新闻里天天讲深圳特区,盖楼一天就能盖一层!据说那里遍地是黄金,全国各地人去淘金,与其在家受煎熬,不如到那里去闯天下,说不定成就一番事业呢。这个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可翻开地图一看,深圳远在千里之外,根本没法筹出去那儿的路费。经过商议,三个人决定先想办法攒钱,等有了钱就成行。
      到工地做小工是攒路费的最好办法,经父亲安排,韩红星他们三个人先到建筑工地做小工。
      父亲是黄海县建筑公司第二生产队队长,建筑公司下辖三个生产队,第二生产队包括家属工在内有六、七十名在册工人。母亲以前也做过家属工,后来得机会才转到镇里服装厂成了镇办小集体的缝纫工。
      在工地上,家属工是正式工的直系亲属,工地活多时来帮工,闲时没活干待在家,但也能发点工资;上面派下的工程量大时,家属工全部投上去人手还不够用,这时就要另找临工,韩红星他们做的就是这种工。
      工地上干的是劳力活,黄海镇里一般人不肯干,抢着来做的多是乡下的农民,农闲时常有农民偷偷从农村溜到县城,带一篓子青椒或一筐蔬菜之类的,到家里求父亲在工地上安排个临工做,挣点钱回家过活。
      父亲干建筑这行从十几岁开始,先在工地上做小工,后来拜师学了瓦匠手艺,干久了成为正式职工,十多年前老队长退休,生产队选举新队长,父亲因为人老实本分又肯干,兼念过两年私塾识得些字,被推选当了队长,一直干到今天。
      三个人被安排在酒厂的工地,项目是旧厂房维修改造,工资一块钱一天。第一天干的活是用翻斗车推石子,将石子从几百米厂外的小洋河边运到厂里施工场地。先由师傅做示范,用锨将石子铲进车斗,装满后用双手抬起斗车的两个把手,稍高于车体,带着劲向前推,到了目的地将把手抬高,车斗里石子便往前边地面翻洒,这时,迅速抬起一只脚踩开斗车后端那个卡紧车斗与车身的弹簧栓,当弹簧栓打开时,迅速下压车把,车斗便会在前端转动轴的作用下,与石子一起离开车身倒扣地上,紧接着将车把倒拉,车斗会随车身离开石子堆,再抬起车把,用弹簧栓卡紧车斗与车身,一车石子就运到位了,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韩红星从小到大没少在工地上玩,也常看到工人干这样的活,可看似简单的动作,到了自己手上却分外的难。首先是装石子,斗车静止时有四个着地点,分别是翻斗车后面两个固定支脚和前面两个可滚动的车轱轳,装石子时如车斗内石子的重量偏向轱轳,因轱轳会滚,支地点不稳,石子还没装满,轱轳就会往后滚,带着整个斗车将石子往前面地上翻;如车斗内重量偏向固定支脚,则因石子重量集中在斗车把手端,使车把难以把控,运行过程中会因重心不稳而翻车。将学过的物理知识在翻斗车上反复实践,三个人忙到中午,才勉强掌握了翻斗车的一些特性,到了下午,终于能将石子运起来。
      工地上人知道推翻斗车的是三个高考落榜生,笑话他们大材小用,三个小工也不搭茬,心里想不过是因为没有路费才在工地上做小工,大鹏尚未同风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十几天活下来,扛水泥、搬砖头、拌混凝土,什么小工活都干过,手上生出了许多老茧,浑身的酸痛倒慢慢没了。闲下来时,掰着指头算发工钱的日子,期盼早点凑足路费钱。有时也在酒厂里四处溜,发现瓶里装的、坛里封的、缸里储的,旮旮旯旯的地方全是标着“黄海大曲”的酒。听会喝酒的师傅们说,最好吃的是那窖里的原浆酒,好酒的师傅们总找机会去尝上二口,酒厂里有俗成的规矩,在厂里喝酒不叫喝,叫品,算是正当行为没人计较。李爱民说等哪天发工资时,由他负责弄好吃的,也喝回那窖里的酒,一来庆祝下挣到钱了,二来也尝下什么叫好酒。
      李爱民家住西朝阳桥往南,桥南街南头闸口边,他父亲年轻时杀猪,因为有这门手艺,被食品公司雇去当屠宰工,年头干长了转为正式工,在食品门市卖猪肉,黄海镇凭票供应的猪肉都到这个门市买,8角钱一斤。现在双轨制,市场也有黑市肉,要3块多一斤,平常人家不遇到特殊事舍不得吃黑市肉。
      柴米油盐是过日子头等大事,肉有油水,而大家最缺的就是油水,所以,吃肉问题是黄海镇居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亦已形成了黄海镇的肉文化。
      先说买肉:到了食品门市,先凭猪肉供应证和现金到收款员那里开付货单,上面有排序,一匹肉上案是按顺序卖的,卖到的这刀肉你看中了就下手买,没看中就继续等,大家都看中时,按先来后到顺序,童叟无欺。当然,买肉人还得算计,如果自己付货单上的顺序号靠后,等卖到自己中意但大家都中意的那块肉时,是否轮到自己下手,如果没把握就买次一点的部位或者干脆多费点时间,等下一匹肉上案;肉贵,买了肉的人一般会较秤,如果2斤肉少五、六钱,大家会觉得正常,因为一刀肉剁下去,过完秤再用砍刀将骨头剁开,总有肉沬骨隙掉下来,就应该折点秤,要不卖肉人就折本了。但假如秤少得再多,就要“少一罚十”了。
      再说卖肉:每天从食品公司运来多少肉,就开多少斤付货单,买肉的人多,来迟的买不到;买肉的人不多,没卖完的肉上缴公司。肉的问题是市民们的敏感问题,所以肉不好卖,秤高了肉卖折了赔不起,秤低了买肉的不答应,弄不好触犯众怒。李爱民父亲在黄海镇人称李一刀,过去杀猪时一刀毙命,现在卖肉也一刀准——接过买家的付货单瞄一眼斤两,将付货单往案板边细钢钎上一戳,提起砍刀就剁下去,上秤一过,至多再补点上去,砍成块,用油纸包上,隔着案板递进买家的菜蓝子里,一笔交易转眼完成。卖肉制度也健全,不仅有“少一罚十”的公示牌,买家会自行监督,公司也会突然来盘货,将你戳在案上的付货单和没卖完的肉加起来与总的重量核对,超出规定的误差就是问题,要么得赔钱,要么有贪污嫌疑,因此,没人敢不按规矩。
      再说吃肉:大多数黄海镇人喜欢买较肥的肉回家,肉白熬油,熬好的油锁在碗柜里,缺油时拿出来补,兄妹几个谁听话表现好的可作为奖励,吃饭时打开锁,用筷子挑点猪油放到表现好的饭碗里,吃到的特神气,没吃到的闻着油香流口水;将熬过油的肉渣和瘦肉、骨头下锅,就是一个家庭十天八日内最好的一顿伙食,姐姐让着弟弟,妹妹让着哥哥,吃到的肉少,吃到的幸福多;左邻右舍闻得肉香,会算起日子也让自家小孩吃顿肉改善伙食。
      李爱民最让同学们羨慕的是吃肉不上计划,不是因为他家有特权,黄海镇没有哪家敢有特权,运动一个接一个搞了多少年,大家不敢不守规矩。现在运动不搞了,但规矩意识还在。李爱民家能吃到不上计划的肉,是因为有时门市里肉卖不完上交到公司,公司怕猪肉变质时会折价处理,也无须凭供应证买,所以才靠山吃心,吃到不上计划且便宜的肉。城镇户口每人每月有2斤肉票供应,一般5口之家,每星期能吃上一顿肉。
      刘向阳家四口人每月有8斤肉票,极少舍得买肉吃,而是托李爱民父亲,等哪天有猪板油卖时通知他家,将板油买回来熬油,可以省买食油的钱,油渣可当肉给刘向阳吃,补充营养。刘向阳家日子苦,他父亲生前是桥梁队工人,6岁那年,他父亲在一次桥下施工时,被桥上掉下的石板砸死,留下他母亲和两个妹妹孤儿寡母四口人,就靠他母亲在纺织厂每月不到30元的工资养活全家。
      黄海镇像刘向阳这样苦的家庭不多,镇上人说,出事那年全镇老少都来探望,看着最大6岁的三个孤儿和伤心欲绝的寡母大家都同情落泪,桥梁队见他家可怜,不仅给了丧葬费,还送来50元抚恤金,让在场的所有亲朋感动落泪,连呼共产党好!也正因为刘向阳家日子苦,偶尔哪天门市上有猪板油供应时,李爱民父亲总会提前叫李爱民通知他家,早点去排号。镇上人都知道他家情况,没人跟他家抢买。去年他大妹妹刘向红初中毕业后,在街道的帮助下,以未满18岁的年龄参加招工考试,并分到朝阳饭店上班,家里又多了份工资后日子才好起来,现在刘向阳也毕业了,只剩下二妹仍在校读初中。
      九月的天阴雨绵绵,工地被下得只能在室内作业,搞搞粉刷,做做杂事。小工的活是轻松下来了,可韩红星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天,很沉很沉。对比两个月前坐在一个教室的同学们,经过一场考试,结果上大学的上大学,做苦力的做苦力。自从李爱民提出到深圳去闯的目标,大家憋着一口气在工地上干,盘算着坚持到明年春天可凑足盘缠。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韩红星不自不觉地思考起一些问题:即便到了深圳又能干啥?难道自己有什么本领在这里无法施展而到深圳就能发挥吗?仍然像现在这样到工地出卖体力?粉粉刷刷做的小工跟每天盖一层楼做的小工有什么差别?电视上每天都在宣传,深圳欢迎人才,可自己算什么?也曾跟着课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一旦考不上大学,连推个翻斗车都推不好,有什么资本去闯深圳?韩红星不由得庆幸自已有个城镇户口。
      班里同学农村的住校,县城的走读,大家身份不同,作息时间不同,不经意间形成两个世界,老师也用“”待业”和“回家种田”两个结局督促同学们努力学习。农村的同学要改变命运得跳出农门,唯一途径是考上大学,才能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并安排工作;县城的走读生就是考不上大学也能通过招工找一份工作。所以,农村的同学为了上大学往往学习的劲头更足,可即使这样,能跳出农门的仍凤毛麟角。
      对于韩红星来说,想上大学才是这几年的事。
      上小学时,韩红星从带上红领巾的那天开始变成红小兵,在学校里学工、学农、学军比学文化更重要,周围的哥哥姐姐们从学校毕业后,被街道敲锣打鼓送出去当知青是最光荣的事。恢复高考后,黄海镇上人才开始崇拜考上大学的人,因为考上大学可以到大城市读书,毕业后还能留在大城市工作,不用回黄海这个小地方。不过,整个黄海县每年能考上大学的是少之又少,没有几个人家敢奢望自家能出个大学生。
      读初中时,红小兵已改称为少先队员,上面也没有“上山下乡”政策了,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可以参加招工考试,成绩好的可到全民单位,成绩不好的只能到集体单位,工资待遇有差别,人们已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等上了高中,上面在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辐射到黄海县,全县上下到处找年轻的、有文凭的人提拨重用,可大学生本就稀缺,能分到县城的更少,于是有中专文凭的也提拨重用。以前在单位当到一把手要到50岁左右年龄,这两年为了顺应潮流,有文凭的人越年轻提拔得越快。重视知识的改革终于触动了每个人的神经,大人们期望家庭里能出个大学生兴旺门庭、光宗耀祖;学生们期望自己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扬眉吐气。
      韩红星不是个心路高的人,对上大学本没有太大野心,只想高中毕业后找到份工作。进入高中后,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让每个同学都认为考不上大学就是失败,加之母亲对自己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最终高考落榜,给自己带来强烈的失落感。
      王义军寄信回来了,告诉大家他学的是电子专业,说大学里有教授,可同时替几百人上课;大学里不再男女授受不亲,男生和女生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学生;大学里老师不再为学习的事没完没了地唠叨,让人喘不过气来;周末假日可以出去逛商场、动物园,公共汽车一直通到校门口。总之,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读这封信的三个人看不到外面的精彩,只能寄希望于尽快攒足路费也出去见世面。可是小工才做了不到一个月,李爱民就打起了退堂鼓:他符合顶替政策,准备到食品公司顶替他父亲上班,手续正在做,很快到单位报到。
      “那是个大好事啊,有几个单位能比食品公司好,吃肉不上计划!”韩红星和刘向阳一致认为。
      “可是,说好了一起闯深圳的,现在却失言了!”李爱民高兴的同时也不好意思。
      “唉!其实,我妈也早跟我唠叨,说宁愿在家待业也不到工地做工,就怕出事故。”刘向阳趁机说他的状况:“街道主任照顾我家,让我到街道的菜场里做管理员,工资8角,虽少二角钱一天,但比工地安全,也轻巧。”
      本来,黄海镇人哪怕一直待业下去,也没有愿意到工地做工的,又危险又苦,还没面子。当初三个人也是为了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急于筹措路费,才憋着一口气干到今天,现在李爱民找到出路要散伙,韩红星也看不到去深圳的希望,既然大家都失了奋斗目标,也就不想将小工再往下做,最终决定,等领到工钱走人。
      家里也正为韩红星的出路操心,父亲的工龄、年龄都已符合让韩红星顶替的条件,也做过韩红星工作,说高中毕业生顶替到建筑公司绝对有好工种,可学建筑设计、工程预决算、工程监理等等,也是拿笔杆子的活。可韩红星坚决不去——自己辛辛苦苦地读到高中毕业,最后却沾父亲光到建筑公司上班,说起来都难听!镇里有书念的少的、成份不好的、劳教过的、各种原因找不到单位的人,宁愿做二流子,或者到大街上摆个摊,做最被人看不起的小生意,也不愿到建筑公司这样的单位,既吃苦也没面子。
      再有几天小工就不做了,心情好手脚也欢。昨天晚上,母亲告诉韩红星一个好消息,大致意思是:县里急需大学生人才,而上面分配下来的大学生又不够用,为解决人才荒,决定搞定向委培,凡城镇户口、高考录取线下十分之内的应届生,可以通过用人单位推荐,到大学读书,和正规考去的大学生一样毕业,但必须回用人单位工作,教育局有10个委培名额,母亲班上张阿姨的哥哥是教育局长,已托张阿姨帮忙了。
      “妈为这事到大姨家借了20元钱,一共凑了38元,特地请张阿姨到她哥哥家量了床的尺寸,已买条毛毯送过去,人家张局长也表态了,只要有可能第一个就让我们家上,现在只等月底决定人选。…..”
      母亲的话一遍遍在韩红星的思绪中回想。心事很快被另外两个人看出来,当李爱民和刘向阳知道韩红星因高考仅差5分,还有机会通过委培上大学,也非常高兴,相约如果韩红星大学成行,等发了工钱每人拿出5块钱来,到刘向阳妹妹上班的朝阳饭店庆祝一下。
      先等来的是发工钱的日子,按照约定,李爱民负责带好吃的,韩红星负责领工资,刘向阳负责用随身带的军用水壶到酒窖里灌酒。一切办妥,三个人聚到了酒厂最西北角的小河边,安全帽当凳子围坐在地上。韩红星将领到的九张大团结每人三张,放在各人脚下,李爱民打开两个纸包,一包是熏好的三块精肉,每块半斤左右,另一包是三只熏好的猪爪,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刘向阳将灌满酒的水壶放在地上,更有一股酒香扑鼻。
      三个人对酒本无兴趣,但喝了酒才是真兄弟的文化传承,以及这些天的同舟共济,让每个人都期待这顿酒的到来——从同窗好友到同病相怜,现在又将各奔前程,还有什么比喝场酒更能抒发心中的情怀!没有酒杯用水壶盖轮着喝,没有筷子用手抓肉吃,早听师傅们说原浆酒好,现在好酒摆在面前,轮到韩红星端起壶盖中酒,一两的量,闻着醇香,却知道它的辣,心有点虚,仍昂起头一饮而尽,猛觉得辣气上行呛得鼻腔换不过气来,口中也辣得酸麻,一股热火直灌胃中,瞬间将口至胃的通道洞开,使得胃中回涌的一股热流冲口而出,禁不住长“哈”了一声,感觉将从胃腔到鼻腔的所有麻与辣一下子哈出了多半,鼻子终于能透过气来,却再闻不到酒香,脸上突然开始发烫。嚼一口熏肉,肉香盖去口中尚存的麻辣,咽下肚子,能抚平胃的搅动。很快,酒的劲头让人有了轻飘飘的感觉,嘴里说不能再喝了,但轮到自已时,又拿起壶盖一饮而尽,感觉只多了一辣。
      喝光酒吃完肉,三个人都已脸红脖子粗,看着彼此的醉态,大家笑着、闹着,奋力将各自的安全帽扔向远方。
      为了替韩红星争到一个定向委培的名额,母亲已送了条毛毯给张局长,不过心里仍没底,于是决定花大本钱,再备一份贰佰元现金的厚礼送过去,只要他张局长肯收,就能让争名额的事有十分的把握。问题是这笔钱从哪来?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寻求大哥、二哥的支持。
      “只要能上大学,花多少钱都值得!”大哥当即表示支持。
      大哥叫韩红旗,高中毕业后招工在供销社上班,已参加工作6年,省吃俭用攒有了四、五百元,准备结婚时用,听说为弟弟上大学送礼,情愿出钱赞助。
      “我和老大各支持一百元,没钱先到同事那借。”二哥也毫不犹豫地同意。
      二哥叫韩红军,在学校时不肯学习,逃学是家常便饭,成绩不叫不好,而是书没法往下读。大哥工作那年,他也好不容易混到个初中毕业证,不够招工年龄就在家待业,到了18岁招工时成绩考得最差,只能选最差的单位上班。不过二哥运气好,被别人选剩下的单位里有家叫海上联络站,连劳动局负责招工的人都不知道这家单位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在海边,从名字上看可能要出海,因此都嫌太危险不肯去,二哥没别的单位可选只得硬着头皮去,等到那上班后才知道,这个单位原来是部队设在黄海县的军事保密单位,后来裁军时才将整个单位从部队转归地方,由设在上海的总局直管,在这个单位上一个班只三、四个小时,具体工作任务只需看显示屏上的一个光点在不在位,轻松惬意不算,工资待遇还高,每个月工资有近百元,是大哥的三、四倍。等大家都知道这是家好单位时,却已失了进去的机会。二哥收入高又没负担,最近才攒了二千多元买辆摩托车,因此暂时身上没钱。二哥是黄海县城里第一批玩摩托车的人,往他那250上一跨,到哪里都能引来羡慕的眼光。
      拿到凑来的钱,母亲将它们换成两张百元大钞塞入信封,当晚就和韩红星一起去张局长家。路上,母亲在水果摊前驻足,她听别人传授经验,说送钱时买一些水果,将装钱的信封放在水果袋里最好,但问了那些水果的价格后,母亲舍不得买。
      韩红星垂头跟在母亲后面,心里是一阵阵的懊恼,心想如果能多考几分的话,哪用这样求爹爹拜奶奶,想方设法也要凑出钱来往人家送!舍不得那贰佰元钱让母亲回头,母亲边走边做工作: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银子是白的,眼珠子是黑的,没个人不见钱眼开,只要张局长肯帮忙就能让你上大学,哪能舍不得这个钱!
      母亲跟张局长并不熟,也没有多少送礼的经验,只是一心想让儿子上大学才决定送礼,等到了张局长家门口才生出担心:如果人家连门都不让进怎么办?敲门前先探听门里动静,韩红星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是一男一女两口子在吵架:
      男:“该给的工资都给你了,怎么还跟我要买米钱?”
      女:“这个月二妮、三仔开学都得交学费,又遇到两个人情,就那点工资哪还有钱买米?你就不能少抽两包烟,将钱省下来过日子?”
      男:“总说我抽烟,每个月工资也就截留那点钱,再给你我连自行车坏了都没钱修!”
      女:“不是这个月负担重谁计较你抽烟?”
      男“不行将那张存单提前支取,拿点钱出来用!”
      女:“不行!凑了多少年才凑成一千的整数,就是明天没饭吃也不准你打那张存单的主意!”
      母亲动手敲门,开门的是张局长,见有客人来很是随和,一点看不出两口子正吵架,张夫人也和颜悦色地张罗着倒开水。一阵寒暄后,张局长询问了韩红星的考分,介绍说这次选拔定向委培人员严格按择优的原则,以韩红星的分数被选上的希望很大,不过最终确定名单还得经党委会研究。母亲又说了许多拜托的话,才领着韩红星千恩万谢地离开。
      第一次与张局长这么大的干部对面,韩红星除了紧张只有紧张,连回答问话都语无伦次,根本无暇顾及母亲是何时将信封放到了张局长家的沙发上。
      短短这些天,韩红星经历了高考落榜、工地做小工,又和母亲一起上门来求张局长,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实在是渺小,更愧对母亲的一片苦心。早知今日如此落魄,何必当初不勤奋努力!
      母亲能将钱送出去很高兴,说这下子可以安心等消息了。果不其然,很快有好消息传过来,张局长让张阿姨告诉母亲:教育局党委会已确定了委培名单,其中有韩红星,已报到县里审核,一旦通过就会发正式通知,很快就能去大学深造!闻此消息,一家人兴奋不已。
      高校录取按档次进行,先录本一,接着本二,然后大专,最后是大中专。和往年一样,等到工商、税务、警察、海关这些大中专学校录取时,达线的生源已不足,于是按惯例,录取分数线往下降2分,那些原本差2分之内的高考落榜生获得了被这些学校录取的机会。
      韩红星离分数线差5分,跟降分录取这件事搭不上边,可各单位定下的委培名单里,都有人因降分而被高校直接录取,这样,各单位的委培名单都得重新确定。按道理经过高校补录后,依韩红星的分数更应该有委培资格,可命运弄人,上次确定名单时,知道县里有委培计划的人还少,再确定时有更多的人来争这些名额,使得选拔标准也发生变化,由“择优”的原则变成了“系统内职工子□□先”的原则,改了规则后,无论张局长如何斡旋,也不能让不是教师子弟的韩红星进入到委培名单。
      张阿姨第一时间退回了毛毯和贰佰元现金,母亲再三推让,最后只收回钱,仍托张阿姨将毛毯送给张局长,否则过意不去。
      从失望到希望,又从希望到失望,韩红星在这些经历中已变得现实,再不想去争取什么上大学的机会,就在家里等招工,能像大哥、二哥那样找个工作挺好!
      再没办法让儿子跨入大学之门,母亲也只能接受现实,让儿子在家等招工。
      正好这几天刚从厂里买到一大堆栽衣服栽下的边角料,便让韩红星在家里搞加工,根据各种边角料的形状将它们剪成同一规格尽可能大的方形或棱形原料布,然后由母亲将原料布用缝纫机拼成整块,再缝成围裙。这种围裙5角钱一条,扣除各项成本可赚3角钱。如果直接买布做不仅成本高,也没有块头布拼凑起来的有花色有卖相。
      每天晚上干完家务后,母亲就坐到缝纫机上缝到十一、二点,有韩红星打下手,一晚上能赶出5、6条,可挣一块多钱,比一天工资还高,所以母亲搞副业浑身是劲。在韩红星的记忆中,母亲总想方设法搞副业赚钱,粘信封、剥大蒜头、纺绳、缝围裙等等,什么活能赚钱就做什么。
      加工好的围裙批发给路边的商贩,见货付款。有一次,韩红星送货时亲眼看到自家卖5角的围裙,被小贩一转手就卖了一块钱,跟母亲说还是生意人来钱快。母亲听了却正色道:千万不要去羡慕那些小商小贩,拖着一板车货整天守在路边被人瞧不起,不是被逼得没办法没人会走这条路!说不定哪天再搞运动又要被批斗!你可能不记得以前那些人挨整的情形了:揪到理发店里,头发剃出个十字号,胸前挂个投机倒把的牌子,到处押着游街,我们家弟兄三个,大哥、二哥都有班上了,只有你待在家,成绩好也不担心考不到工作,有个班上多体面!再说,叫你站街头做生意丢不起那个脸不说,日晒雨淋也吃不了那个苦,只有牛刚那种人才去当小贩!
      牛刚住东边隔一户人家,二十八、九岁,小时候是孩子王,掏麻雀、打弹弓、捞鱼摸虾样样在行,周围小孩都跟他跑。后来书念不下去休学,没事干就在街上混,穿花格衫嗽叭裤,还留长鬓角,打扮得花里胡哨,满街人看他不顺眼。几年前严打,街道分到的抓捕名额凑不满,没办法组织群众揭发坏人,有人说曾在街上看到过牛刚耍流氓,将点着的小鞭往姑娘堆里扔,结果在严打统一行动时被作为抓捕对象抓了一回,虽然第二天就放出来了,但已变成有前科的人,不要说当兵,就是找工作也没单位肯要,这么大岁数了,对象都谈不到,全家人被他弄得抬不起头。牛刚这二年才开始学好,不知道在哪倒腾些皮鞋回来,弄个板车摆在街边卖。相比之下,母亲最顺心的是自己家小孩都省心。
      母亲是个吃尽苦头的人,回想起往事总伤心落泪。韩红星无数次听母亲回忆过去的情形:成家那会儿正处□□时期,因为穷,怀上大哥后被爷爷、奶奶硬赶出家门,离家时唯一的财产是一口被爷爷从家里扔出的铁锅,由你爸背着,一步步挪着活下。
      小时候,每次听到母亲这么痛苦地回忆,韩红星总跟着流眼泪,后来有一次,终于忍不住打抱不平去奶奶家,质问奶奶为什么这么绝情地将父母赶走,根据奶奶的说法再追问母亲,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时候,黄海镇人没粮食吃,乡下的外公舍不得母亲,有一次带点小米偷偷塞给怀孕的母亲熬点粥补身子,母亲实在饿的慌,也舍不得父亲工地上干活累,就趁着深夜瞒着家人用这点小米煮了两碗粥,和父亲两个躲在一边偷偷吃,没想到还是被爷爷、奶奶闻到粥香味发现了,认为是大逆不道,盛怒之下将没吃完的两个粥碗夺了下来,连同煮粥的锅都扔出门外,并说有本事吃独食就有本事不要这个家。就这样,父亲和带着身孕的母亲在一个寒夜里被赶出家门,碗摔碎了只能拾起那口锅。
      父母刚开始只能寄居在好心的工友家,等大哥出生后在现在住的位置上先只搭个草棚遮风挡雨,后来才有了三间草房,算是有了家。从没有吃、没有穿,没一双碗筷到有个家,并将三个孩子抚养大,全靠父亲在工地做瓦匠和母亲在工地做家属工、搞副业维持,个中的艰辛难以言表!用母亲的话说是甜水里长大的韩红星永远无法体会的。后来,母亲被介绍到镇里服装厂当了缝纫工,大哥和二哥也先后工作,日子才真的好过起来。前年,凭家里的积蓄,又在亲戚间借了些债,花四千多元将三间草房翻盖成两上两下二层楼房。黄海镇能住楼房的人家不多,母亲再回想起过去的往事,想想也哭,看看也笑。.那两碗粥该不该那样吃?韩红星觉得没有疑问,但母亲刻意隐去被赶出家门的缘由,感觉母亲是有心结的,为了证明靠自己能过得更好,母亲花费了20多年的辛劳和泪水,终于拥有了黄海镇最好的房子,母亲终于笑了!笑得很幸福、很开怀!韩红星无法理解上代人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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