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做女人系列》君子心

192、四、杨贵妃（8）李林甫

　　正在张九龄在玄宗的转身蓝图里日益下位的时候，有个人急窜直上：李林甫。

　　在史官眼里，这是个坏人，大大的坏人。

　　《旧唐书》里就说他“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侯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

　　显然，这不是个符合儒家价值系统的人物，在史官眼里，忠臣大多就是能直言进谏的，品行无私的——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在中国的政治博弈里，是否真德行第一？而那些读书出来的儒士们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是否合适？

　　早年读《万历十五年》，感慨最深的不是那个时候的千钧一发，而是张居正，此人圆通事故，上下打点，甚至结交为读书人瞧不起的宦官，而这个人，正是儒家系统出来的。

　　但他不是腐儒，不是一味直陈的海瑞，不是道德模范，不囿于所谓的儒家教条，既有文采，又有吏干，能屈能伸，能用巧妙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实现了天下大治，万历中兴，他有自己的见不得人，但是那是那个帝国体制决定了的，他不这么做无法实现理想。

　　在一个帝国的治理方面，为臣之道向来有两个系统，注意我说的不是道德上的忠奸，而是才能上的分别：文学与吏治。

　　前者以学识学问见长，后者以实际才干秉承。而中国科举制度的实行，往往让进身的台阶多局限于前者，大家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是依照笔者的亲身体验，读书多了的人往往傻，什么时候有点教条倾向，先按照什么条条框框来，而能做到实事求是，变通自如的很少，而中国过于道德化的倾向，又让这帮官吏们多加了一层负重，走到极端就象海瑞那样变态，为了母亲逼死媳妇，在进身台阶与道德束缚之下，在那种变态积压的官僚环境下，能实事求是让这个帝国运转的人凤毛麟角。

　　所以，“世间再无张居正”。

　　其实说实话，张九龄的才干并不差，只不过，他过于秉持儒家传统，固守国家体制，而不懂顺应时事，人们对此都大加赞扬，仿佛做屈原就很好很应该——错了。在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面前，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首先必须顺应时事，与皇帝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让这个帝国转的更好，更迅速。

　　而关于这点，李林甫是做到了的。

　　关于个人品行我们且不说，从客观的意义来说，他是吏治干才，喜欢处理实务，他在位时候，“自处台衡，动循格令”，正是因为他的一些政策制衡，安禄山才在他死以后动手，——我们抛开个人品德不谈，他确实是个干才。

　　罪臣之子张审素之子为复仇杀死陷害其父的朝廷官员，张九龄从“孝亲”的角度想救活这个人，而李林甫这一派坚持执行国法，最后玄宗选择了后者。

　　张九龄考虑的是道德，而李林甫考虑的是国法，因此，他一生的执政评语是“动循格令”，从某种程度上，张九龄是儒家的理想士子，李林埔更象离道德更远的现实法家弟子，后者的特别表现为：识实务，喜实务，

　　正是因为这份识实务，在数次张九龄的阻谏里，李林甫都发出不同意见，在废太子的事情上，“林甫惘然而退，初无言，既而谓中贵人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在牛仙客的封爵上“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旧唐书卷一百六》

　　这种声音被玄宗听到了，这是大唐帝国的相位最需要的人。

　　因为听话，并且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