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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橘树坡下 我没有更多 ...

  •   5.
      在老街东边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上种满了一株株茂盛的橘树。金秋九月,正是收获的季节,枝头早已硕果累累,夕阳下,散发着着金黄的光辉。这些橘树是爷爷闲暇时种的,而我的家,就在山坡之下,那是座矮矮的黑瓦石墙的屋子。
      家里面有三口人,爷爷、奶奶、我。父亲母亲早在多年前就已离开,留下我们爷孙相依为命。
      奶奶是一位脑血栓患者,头发花白,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床边上有一根缠线头的杨木拐杖斜斜的倚着,矮凳上习惯似的盛放着半碗黏糊的芝麻粥。她的精神不好,说话有气无力,看见我进屋,要打招呼,刚开口,口水便顺着嘴角滑了下来。我暗暗为她这副模样感到难堪,她却不以为然,自顾着从口袋里翻出一根起绒的毛巾搽了起来,仿佛早已习惯。
      6.
      奶奶原来不是这副模样,只是后来的不幸,彻底把她改变了。那是当我在读三年级时的一场意外。那天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回家,却发现家里突然多了好些人,还没等我搞清状况,大伯母已从一边走过来和我打招呼,问我放学了,作业做了吗等话,又很神秘地说:“你爸爸回来了”。
      我有些高兴,问她:“在哪呢?”
      她说:“在医院的”。
      我说:“去医院干嘛?”
      她说:“你奶奶得病了,去看看”。
      在我的记忆中,只知道生病意味着扎针,吃药,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但万万没想到是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有打针吃药的资格。当天晚上,奶奶便被送进了手术室,一同去医院的还有我的父亲和大伯。而我再次见到她已是三个月之后。
      父亲是在深夜回来的,和大伯一起搭的摩托。马达的轰鸣在寂静的夜空中回响,若是平时,哪怕打雷闪电也对我无济于事,可今天不同,父亲一年难得回家一次,我得等他。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满怀期望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瞥了一眼,和气地说:“还没睡啊?”
      我说:“没有”又问他,“奶奶怎么了?”
      父亲安慰我说:“没事,一点小病。”又嘱咐明天要上课,让我早些睡觉。那时候我没有细想,只是固执地认为奶奶很快就会康复。但奶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加上爷爷也常常到医院看奶奶,那时候我才知道父亲对我隐瞒了真相——这个病不小。
      7.
      三个月后的一天,学校放假了,父亲从C市回来,带我去探望奶奶。夏日天气晴朗,明媚的骄阳下吹着和煦的清风,奶奶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双人间的病房里,旁边是一个空着的床位。
      奶奶见到我们很高兴,把床头放的苹果拿给我吃,我不要,她又给我抓了一把糖,没等我说话,父亲替我接了。大概是一个人闷的太久,心里藏了好多的话,那天她和父亲谈了很久。父亲先问了奶奶的病情怎么样,然后奶奶又问父亲家里的日子好不好。
      父亲回说一切都好,要她好好养病。奶奶听说,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的气色愈发好了。趁他们说话的空隙,我一个人到处走走看看,我忽然看到病床旁边有一份病例,我没走过去拿,只是远远的瞥见上面写着“脑血栓CT检查,病人:杨慧芬”,杨慧芬正是奶奶的名字。
      又三个月后,大伯亲自把奶奶接出了病房。奶奶的治疗很顺利,恢复的也很好,只是从那以后,她的腿脚不灵便了,说话也不便利了,终究没有逃过脑血栓的影响,得了后遗症。
      8.
      爷爷是个瘦削的老头儿,在他尚在的日子里,最喜欢的就是在黄昏时分独自坐在门坎上,点燃一杆老烟枪,嘴里吞吐一口白色的烟雾。他抽的是那种没经过处理的原始烟,烟味非常辛辣,但他不在意,一个人合着一杆烟便过了一天。
      爷爷对奶奶很好。近几年爷爷岁数大了,家里不再种粮食,靠着种些蔬菜和子女的孝敬度日,但因为奶奶生病,需要多食新鲜瓜果。爷爷竟种了漫山的橘子树,橘树坡就是在那个时候叫开的。
      奶奶生病需要休养,不能吃辛辣有刺激性的食物,因此当我读小学四年级以后,爷爷做饭的菜式变得很单调。基本上以清淡为主,早上给我做一碗油炒饭,然后打发我去上学,晚上回家则吃番茄鸡蛋汤,不然就是菠菜汤,冬天吃莴笋汤、萝卜汤等等总之吃到的一定是汤。
      一段时间以后,我看着汤觉得反胃,常常一个人端一碗白饭吃上半天。爷爷看见我没有夹菜,就给我往碗里夹菜,我连忙躲开了,又自己夹了几片叶子菜,和着辣酱,大口吞了。不知道是爷爷醒悟到这样对孩子的身体不好,还是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每隔一两个星期,爷爷便会从集市上买回半斤猪肉或者猪肝,而我的膳食也因此稍有改善。
      9.
      平岗中学的生活习惯和我小学时候有很大区别,于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在学校吃三餐,这让我的吃食变得丰富起来,不用在天天吃油饭喝稀汤了。
      放学前,杨老师嘱咐我们今后要在学校吃饭,让我们回家找个吃饭的碗。起初我想找一个钢化的碗,那种碗表面光滑而有光泽,集市上卖十五块钱一个,我上小学的时候看见别人用过,那时候我就想要一个钢化碗,但当我给爷爷讲我需要一个带到学校吃饭的碗的时候,他只明白我需要一个“碗”,却没能领会“可以带到学校去”的含义。他先是从橱柜里找了一个大的盛菜的瓷碗,我找借口说这个碗容易碎,希望他另外给我找一个好的,摔不碎的,他找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两只面上渡了瓷的铁碗,其中一只正是我上小学用过两年半的,锈迹斑斑,不能再用了。另一只的情况稍好,只裂了一道口子,他对比了一下,把裂口的那只给了我,我虽然不喜欢,却只能苦着脸接过。刹那间,一种失落的愁苦在我的心底流淌。
      爷爷是个成年人,他没法理解小孩子式的单纯的想要平等的想法,也不能理解对于一个碗而言,“光滑而有光泽”可以是一件要紧的事。我没法向他解释说眼前这个碗太过破,让我觉得没面子,也没法让他给我买一个好的钢化碗,因为我知道这是他能给我的最多,一点也不能更多。
      无论怎样,我带着那破碗去了,在一个阴晴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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