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乡告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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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嘟……”
曲直听到座机响起电话进来的声音。此时他正躺在客厅沙发上，悠闲地翻看一本刚送来的订阅杂志。手机普及后，家里固定电话已经很少使用，虽然一栋三层的别墅，楼内各式厅堂房间不下十处，却只安装了一部电话，而且未配备任何分机。曲直发觉，固定电话越来越演变成专线电话，只要有电话进来，他几乎可以确定，必是下述地方某一处及该处的某一人：
（1）同城，晓初的二妹妹童晓兰打来，通常告知她自己，或她丈夫，或者夫妇二人从澳洲回来，又或者即将离境返回澳洲；
（2）浙江，晓初的家乡，致电人通常是她的大妹妹童晓云，偶尔是另外两个妹夫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小妹妹的女儿中的一个；
（3）吉林，曲直的家乡，曲直的弟弟曲折或妹妹曲静，在发生重大家庭变故或有些事必须联络大哥大嫂的时候，才会打来电话。
如果来电不是上述地方那些人，可能来自城市公共服务机构，例如有线电视客服人员来电询问：是否升级高清、超高清、或升级高清后是否增加频道，除此之外，便都是些居心叵测的欺诈电话：有冒充邮政人员，说是收到疑似毒品的邮件，需要收件人前往核实；也有谎称电力部门资费核查人员，说你本人或可能被他人冒名，在另一个城市租赁房屋欠下巨额租金未付；等等。以曲直的智识，不难辨识恶意来电。有了两三次经验后，他不等诓骗者说完三句话，就直接扣下电话。这一招很奏效，此后骚扰电话便很少了。看来谎言止于智者，诈骗知难而退。
电话座机摆放在二楼曲直的书房，来电的嘟嘟声持续响着，曲直急匆匆上楼奔进书房，抓起黑色西门子电话机听筒。听筒里传来蹩脚的普通话，曲直早已通晓妻子家乡的方言，一下子便确定，电话来自上述来电清单的第二项。电话是晓初第三个妹夫打来的，他要求跟曲直共同的岳母通话。曲直从未见过这个人，只对着受话器说了声带有鼻浊音的“等几天”（受话方当地方言“等一下”的意思），就把听筒放在电话机旁，走出书房去叫岳母陈秋月。这是一个身材矮小，刚及一米五高，稍显瘦弱的农村妇女。她正在厨房做午饭，不得不放下手头活计，嘴里嘟囔着来电不合时宜的抱怨话，走上楼梯去听电话。曲直随后拎起一个四脚小矮凳，送去书房让她坐下来讲话。他估计到，尽管她对来电表示不满，但不会因此而缩短通话时间。果然，通话持续了将近半个钟头。这倒不耽搁曲直用餐，因为他不久前从公司辞职后，改变了饮食习惯，不吃午饭。晓初去了学院，在专属的教授办公室读书备课，中午不回家，在学校饭堂吃。秋月继续做完她跟丈夫童寿山两人的简单午餐，吃饭时将电话内容一一道给丈夫听。显然不是平时的家庭琐事，她神态比较沉重。不过丈夫面无表情，也不搭腔。他历来如此，是这个家中无言的人，曲直毫不惊奇。
陈秋月和丈夫住在大女儿家，差不多快十年了。对于将来在何处终老，他们似乎没有明确的打算。叶落归根的想法，大致是有的。两位老人素来健康，身体从未出过大毛病，还感觉不到人生秋叶枯黄、枯枝凋零的紧迫。况且，他们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五个女儿，有两个女儿同在T市，身边不会觉得孤单。晓初是家中长女，姊妹中只有她考取了大学，从此远离家乡。父母在她身上寄托了最大的希望，并过高估计了女儿的能量。三女儿晓兰高考落榜后，投奔姐姐和姐夫，就读S学院英语成教班，毕业后遇到一次难得的“农转非”机会，花了八千元将户口由家乡迁入本市。她后来婚嫁移民，入籍澳大利亚，但在本市开办企业，还购置了一套公寓，跟丈夫经常居留本地。大女婿是不太着调的人，观察下来不像有大出息的样子，好在他尊敬老人，这一点岳父母大人十分满意。他对待老人不是客气恭顺，而是率真随性。这跟人的性格有关，曲直胸无城府，说话直来直去，喜怒溢于言表，好处是不让人猜忌。一家人共同生活，无需猜忌，忌惮就少。忌惮少，人就轻松。这一点，对陈秋月和童寿山来说尤其重要。他们不是那种凭着父母地位，对儿女颐指气使的人。相反，住在女儿家，他们显得过于小心翼翼了。也许他们始终无法克服寄人篱下的心态，无法把女儿家当成自己家，心里面总觉得女婿毕竟不是儿子。他们没有儿子，并不知道有儿子会怎样。曲直如果明白，无论他怎样跟他们亲近，也不能获得岳父母的身份认同，难免会有挫败感。好在他这个人，只顾着自己性子，一切从个人感受出发，不太着意别人的心思。
老一代人勤俭节约惯了，城里人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太过奢侈。晓初时常叮嘱曲直随手关灯，他老是养不成好习惯。父母亲可倒好，根本不用培养这个习惯，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开灯。天黑了上楼，要是其他人没顾得上开楼梯灯，他们就摸着黑走楼梯。在房间里看电视，只打开电视机，整间屋则黑着。晓初担心父母上下楼梯，黑暗中失足跌倒伤了老胳膊老腿，叮嘱他们上楼前一定要先开灯，可怎么说也没有用，所以有时候她很恼火。曲直经常走进老人家卧室，给他们打开灯。可他一离开，灯又关上了，说是亮灯太刺眼。S学院跟曲直家一路之隔，晓初和曲直经常晚饭后去校园散步。回到小区，望到自己家总是黑漆漆的一团，如同荒无人烟。曲直跟秋月说过：“妈，把房间里的灯开着好不好？我们从外面回来，看到窗户透出灯光，知道父母在家里，有人等着我们，感觉很温暖。”晓初听了，觉得真是一个令人动容的好理由，她被打动了，以为可以同样打动父母。对秋月和童寿山来说，节省远比温暖重要，甚至比可能发生的意外伤害也重要，他们只在曲直说过这话之后，让窗口出现了几次温暖的灯光，之后依然如故。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整个房子亮一盏灯也不难。就算父母房间不开灯，大门口走廊的灯总是可以留一盏，或者把厨房的灯开着也行。但童晓初觉得没人的地方点灯，不符合低碳原则，所以还是主张随手关灯。结果，每次归来，迎接他们的始终是一片黑暗。当然，这样的黑暗无关紧要。生活的黑暗岁月，跟开不开灯没有丝毫关系。
女婿打电话找岳母，是因为他的女儿萌萌。萌萌刚满16周岁，初中勉强毕业后就在当地工厂做工了。她比自己母亲已经强了很多，她的母亲、晓初的第三个妹妹童小霞，小学学业也没完成。童小霞在遗传方面仿佛故意与优势基因背道而驰。她跟母亲一样矮小，却不像母亲那样天性聪慧、勤勉好学；她跟父亲一样畏惧读书，却不像父亲那样身材修长、面容俊朗（她至少可以把“俊朗”变为“俊俏”）。她的脸庞尺寸过大，使得一切面目表情，在那样一张铺张的大脸上都很难生动显现，而且五短身材也使得她的肢体粗俗笨拙。幸运的是，她得到了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宠爱与特别照顾。陈秋月一贯认为，弱小的孩子或能力较弱的女儿，应该得到父母较多的关照。而在父亲方面，可能因为在小霞之前、晓兰之后，接连两个女儿出生后不久便相继夭折的缘故。曲直听晓初叙述过，并惊叹她的惊人记忆：父亲用大衣裹着一个叫“婉”的妹妹，寒风凛冽中步行七华里，去公社卫生所为女儿诊治。当时文化革命如火如荼，卫生所见不到一个医生，失望而无助的父亲只能在乱哄哄的公社所在地，给可怜的病婴买一个小糖丸含在嘴里抱回家。等到这个妹妹再也不见了，晓初问母亲：“婉哪儿去了？”母亲说了声“去外婆家了”。现在想来，狼外婆故事骇人是有些道理的。童小霞出生时也身体孱弱，但活了下来，极大地抚慰了父亲的丧女之痛。
童小霞怕读书，在家里活蹦乱跳，只要一进学校就生病。父亲对此感同身受，毫不迟疑地帮女儿解除了读书的痛苦，于是她便拥有全部自由的时光，留在家里面充分享受父亲的宠爱。这种宠爱造成了可怕的后遗症：童小霞直至成人做了母亲，仍无法分辨长幼尊卑，任何事物在头脑中都没有界限。无论身处亲戚邻里还是做工在外，凡事越俎代庖、指手画脚，跟谁说话都趾高气扬、强词夺理。父亲的纵容以及父亲默许的特殊待遇，让她把自己从小分享到的家长权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毫无约束地扩大化了。她的婚姻是父亲一手包办的，这是她倍受宠爱的另一个代价。童寿山显然很怀疑爱女成人后独立生活的能力（事实证明，他过分低估了这种能力），自知不可能为女儿将来的生活提供物质保障，照理他应该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家境殷实的人家。可是他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相反从与世隔绝的山间村落，招来一个无父无母、身无分文的孤儿（当地称为“山头人”）做入赘女婿，以为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女儿不受人欺负。这个男人相貌奇丑、猥琐不堪，以至于美好的心灵根本不屑于与如此丑陋的皮囊为伍。从登堂入赘的那一刻起，他便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童寿山引狼入室的愚蠢之举。童小霞生下女儿后，发现丈夫在外面染了性病回来，坚决拒绝与他同房。而他厚颜无耻地提出：“你必须给我生一个儿子，否则我找别的女人去生。”羞愤的童小霞，恶狠狠地告诉丈夫：“随便！”童寿山老两口在帮忙带大了外孙女后，再也无法忍受与女婿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才离开故土，来到大女儿家常住。他们一生中唯一的物质资产，那座一层半石砌楼板房（其中半层只是瓦檐下一个低矮空间，用来堆放种子、饲料、化肥等农用物料），连同宅基地，全部给童小霞留用，并承诺他们死后由她继承。
女婿电话里说，女儿要跟一个江西打工仔私奔。女儿长得不漂亮，没有像父亲一样丑已经喜出望外。但是多丑的女孩，胜在青春无敌。那个年纪刚满二十岁的江西少年，让她未婚先孕，随即又查出是死胎。萌萌无怨无悔，要跟心爱的少年去江西或到另一个地方一起寻找新工作，这吓坏了她的父亲，想到或许可以把她送到童晓初家，由从小带大的外婆照看。秋月听明白了女婿的诉求，想到自己还能为下一代做得更多，心里甚是欣慰。她已经不能客观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了，以为还像十几年前带孩童一样，能够掌控一个脱兔一般的花痴少女。但她知道，她需要大女儿的协助并获得同意。只是想不到，晓初竟然会一口回绝了她。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家乡告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