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y's Ashes(上)》两字

3、背负刺青

　　从何说起？
　　仿佛已是多年以前。对于以后未知的读者而言，一九九四年确实是很多年以前了。
　　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踏进了大学的那一刻并没有觉得交了什么好运，十六年来，我唯一的任务就是遵从母亲的嘱咐，学习、学习、再学习，然后考上这所重点大学。长久以来，我不清楚母亲何以对这所学校情有独钟，致使它最终对我而言，变得念念不忘、充满怨恨。
　　至此，我的人生轨迹一切正常。

　　我出生在一个庞大的家族，家庭安定富足，公平说来，我成长的环境比起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应该有什么抱怨。一直以来，我受到母亲的苦心栽培，念的都是最好的学校，我在十岁那年就被送进了寄宿小学，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是一所贵族学校，之后又被送进了最好的一所寄宿中学，在那里囚徒般地度过了六年的少年时光。母亲在那些年只有一个信念，让我受最好的教育，期盼我以后有所出息，所以，对于姐姐的辍学，他们可以没有丝毫遗憾。如果这样我还考不上大学，我在别人眼里才真是不济，尤其是在这个庞大的家族里，母亲也难免会崩溃。但这也说明，高考对我而言，只是在完成母亲交办的任务，除此，我对周遭的人，和周遭的事对我，都没有存在的意义。
　　一个尚武的家族，濒临瓦解的王国。
　　在这个以行伍为荣的家族中，父辈和成年的堂兄们大多因为军人这个职业才从农村包围到了城市。这时，一个书生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异数。
　　一个被他母亲宠坏了的异数。
　　她们母子俩都与这个家族格格不入。
　　即便如此，那时的王国还是统一的，为了庆祝家族的武盛文昌，还是在乡下的家祠里举行了盛大的聚会。

　　那一年，爷爷还活着，他活着却和死了差不多，衰老的大脑使他的智力下降到婴孩的水平，除了奶奶，谁都不认识了，自己的子孙济济一堂，他却返老还童，一个也不认识。据说，他年轻时将大伯父的生母逼得上了吊，然后娶了奶奶，这个他后半生的贴身保姆，所以，他只认识她。这些传言在他清醒时是家族的禁忌，不过现在无所谓了。
　　就算他清醒，他也未必高兴，他会叹息不是老二的儿子。父亲三兄弟中，父亲是最不得宠的一个，他的军衔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没有受到任何荫庇。大伯父是长子，接替了爷爷的衣钵，而爷爷偏爱二伯父，爱屋及乌的还有二伯父家的两个堂兄，小一点的那个堂兄长我两岁，他跟随二伯父四处转学、留级之后反倒比我低了一个年级，他在第二年的高考失利后精神失常，医治无果，被送回了乡下，至今仍然疯疯傻傻的。
　　关于他的病，传言来自他母亲的遗传。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相信这种传言的，但现在，我想她们母子俩大概都是假戏真做的缘故，爷爷溺爱二伯父，允许他娶了地主出身的二婶是可能的，但娶回一个精神病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在这个又红又专的革命世家内部，却一直实行着严酷的封建专制，而爷爷就是国王。在这个王国里，诸如三纲五常仍然是宪法准则，重男轻女是必须传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我同辈的堂兄弟共二十三人，都清清楚楚的记录在族谱里，而堂姐妹们甚至连人数都一直模糊着。二婶生了两个儿子，母以子骄，如果最高统帅不迁就她，她就惯用耍泼的手段，闹得鸡飞狗跳，久而久之，就有传言她患有间歇性精神病。这种传言能解释大多数疑案，因此，最终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我是说，这也包括二婶本人。而堂兄最初大约只是落榜后疏于与人交流，有点自闭，结果人云亦云，只要有一个人说他疯了，他就会相信自己真是疯了。
　　对于这个结局，我有时心有怜悯，长辈们那些鸡毛蒜皮的恩怨情仇也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宝贵遗产，除却这些，至少我和堂兄儿时还是很好的朋友。据说，他时常也会向人们打听我的近况，这说明他的思维其实还是很正常的，基于此，对于我在这个家族中的结局，也许他也是心有怜悯的吧。

　　在此之后，整个家族只有爷爷去世时才举行过如此隆重的聚会。那是最后的盛会，家族最后的权威，握着枪杆建立起这个王国的最高统帅，他驾崩了，花圈堆积如山，挽联如海，还有鞭炮，出殡的鞭炮从午后连续燃放到天黑，连绵的硝烟遮蔽了半边天。
　　人们都不愿送礼金，他们情愿将钱币换成鞭炮，让它绽放，绽放出虚荣的盛况，空前绝后。“红与黑”死的时候人们分明都很高兴，至少我没看见亲人们表现出失去至亲的悲痛。
　　母亲也没有悲伤，讽刺的是，国王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都是由这个他最不待见的儿媳妇照料的，收拾他失禁的大小便，给他擦洗身子。国王最后死在我们家，按照祖制，丧事由我们家操持，国王的战友、部僚、亲朋是如此之多，连土改时期的一百零八个乡都派了人来，以至于葬礼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型聚会，操持这场懋典需要的绝不是哀伤，所以，她甚至是带着驾驭者骄傲的笑容。
　　应该高兴才对，国王在这个家族盘踞了整整八十三年，人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人们，我是指家族的这些亲友们，我是说这也包括几位保皇派的长者，国王已经死去和活着的四个弟弟，十几个伯父和叔父们。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们聚集起来，却不是为死者哀悼。
　　他们举起酒杯，庆祝一个王权的结束，仿佛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放下酒杯，他们都迫不及待，从此分道扬镳，家族也随之分崩离析。
　　有些人处心积虑斗争了三十年，没有治愈封建腐朽的千年痼疾，某个人只是把私有化的改革洪流一放，人们就自动土崩瓦解了，速度之快，就好像人们为此已经准备多年。自私的本性一旦被释放，人们争先恐后向贪婪缴械投降，整个家族很快就变得人情寡淡、你死我活起来。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幅浩荡的历史画卷，身处这样的时代，不由自主，仿佛大势就是无可奈何的苦衷。

　　比起爷爷波澜壮阔的一生，我的经历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依从母亲的意愿，只为她而活。我担负着母亲一生的希望，背负“使命”的刺青，即使死去，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那是来自胚胎的烙印。任何时候，只要母亲伸出手，指指这个烙印，或者只须抬抬下巴示意，我就不可抗拒，背负着它前行，无可御载。
　　同时，我相信我也是母亲背负的使命。儿子们总是会令母亲变得盲目，把自己对人生的一切希冀都转寄到儿子身上。母亲们是否也有过懊恼、想要摆脱的时候，对母亲们来说，儿子同样无可卸载，当她们缔造出这个生命之前，这些游戏规则就制定好了，无可抗争。

　　有一天，我和母亲面对面坐在餐桌前，那是一次难得的聚餐，我是说，只有我们母子俩的聚餐。这个固执己见、不屈不饶的女性，她和儿子之间，我是指我们母子俩，我们之间总是寡言少语，因为我继承了她的执拗性格。我仔细端详她，看着她仪态端庄的进餐，当她发现我在看她时，她停止进餐，双手搁在餐桌上，面带微笑，多么优雅的一位母亲。
　　然而，突然之间，我觉得她离我是那么遥远。看着那张脸，那双手，它们近在咫尺，我经年累月感受这张脸和这双手的关怀和热爱，我曾经躺在这个女人温暖的怀抱里，吸允她的乳汁，我曾望着这张脸，听她轻柔的歌声，在她双手的拍打下入眠。现在，我却再也不能依恋她，不能孩子气地依偎在她怀里表示亲昵，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开始有了距离感。随着我的成长，母亲在衰老、远去，她的形象在淡化，变得粗放，逐渐成为一种格式化的牵绊。

　　多年后，在深圳，我和另一个人赤裸相拥，映照在镜子里毫无遮挡，我们肆无忌惮地抚摸着彼此，熟悉彼此的每一寸肌肤，这让我们得以确认完全拥有对方，并且尽情享受这种确认带来的满足感，连血缘都是可以克服的障碍。有时，躺在浴缸里抚摸着自己的身躯，想起母亲，她们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而我们却生分了，到最后，某些东西消失了，服饰和阅历掩盖了那些失去了的东西，只剩下职责上的感情。
　　对于至亲，这是一种可怕的疏离感。任何感情都必须建立在肌体的把握上，那怕像猩猩一样相互理理毛发，都会使这种亲情得到巩固。否则，一旦你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得到了温存，□□的光芒就会像魔鬼一样冲昏每个人的头脑，盖过亲情，甚至六亲不认。
　　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最终可以肯定，对于那些散发着超凡女性和慈爱母性光芒的母亲们，再怎么邪恶的力量，它也只能从表象上扩大距离，在心灵层面，它只能屈服：
　　母亲，是平凡的。
　　母亲，是伟大的。

　　撇开这些不谈，母亲坎坷的身世本身就是令人尊敬的。她在一个举家妇孺的家庭里，历经千辛万苦长大，过早担负起了生活的重担，体会到了生的艰辛，由此，即便她有一些偏执和神经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革命将领，一个戏子，草草结合又草草离异，母亲被这两个混蛋遗弃的时候尚未满周岁，她被外祖接回娘家，改回母姓，外祖鳏居，家里还有一个只长她十岁的姨婆，按照老家的规矩改口，外婆的这个妹妹就成了母亲的“爸爸”，这个女爸爸招赘撑起母姓门户，又不幸早年丧夫，但她生了三个女儿，这就是我的三个姨妈。
　　关于真正的外公外婆，母亲极少提及，母亲长大后，他们回来争着认亲，为人子女，总是摆脱不了背负的刺青，母亲先承母业学了戏剧，又遵父命从戎援疆，最终嫁给了外公战友的儿子，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对这两个老家伙没什么印象，他们就像两只乌鸦，是不值得尊敬的长辈，他们的人生态度是如此草率，却可以活得如此么心安理得，毫无悔疚。他们各自再婚后又给我带来了数量众多、名姓不详的姨妈和舅舅，让母亲纠结了一生，渴望他们的亲情，却不断被他们孤立，我从小耳闻目睹，对亲情，早就失去了信任感。

　　我对家庭的冷漠由来已久，我太年少，新奇事物很容易分散我的注意力，如果我打小就专注一点，可能我就会早一点发现这种隔膜是事出有因的。与母亲强烈的欠亲感相比，亲人对我则是一个讽刺，在这个家庭里，我像母亲当年一样，只是一个代号，一个见证，一个只能私下议论的禁忌。我成长的经历感受更多的是冷漠，我是说，亲人间的冷漠，家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一直以来，他们对我，和我对他们，其实都是陌生相当的。
　　虽然父母双方都拥有庞大的家族体系，但基于长辈们的各种恩怨，加之从小就被送出家门念书，因此，事实上我与这些家庭都鲜有来往，即便放月假或者寒暑假，回家几天，一大家子对我总是很客气，行走招呼让座，吃饭布菜，玩伴也都让着我。在学校固然感受不到亲情，回到家更是生疏，和随便哪个街坊家一样陌生，甚至上楼去爷爷的书房都得有人带路。爷爷儿孙太多，不轻易表达他的感情，父亲在我住校后虽然不再揍我，但他依然严肃、冷漠，出于某些原因，母亲也深藏了她的爱怜。因此，我很小就了然，在这个家里必须沉默，不满或者高兴，渐渐的，对他们来说，我成了一个谜，对我来说，他们也变得陌生起来，就像挂在祠堂墙壁上泛黄的先祖画像，他们同样也是个谜。

　　多年的寄宿生活让我习惯了孤独，其实，只要环境适宜，孤独也是可以把玩的，孤独进而形成一种生活习惯。渐渐淡漠“家”这个概念，仅仅以血缘维系着和他们的关系，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就连这点关系都是荒谬的。家对我而言，总是是是而非，只是旅途中一个习惯性入住的旅店，等不及第二天午后，就得结账离开，即便多住几个晚上，也无可挽回它就是一个旅店。
　　我先是拉着小小的行李箱，在母亲的护送下往返于学校和旅店之间，再大一点，我开始独自坐公交车往返。此后多年，我很好地适应了旅行箱里的生活，记不清到底拖坏了多少个行李箱，在我看来，我的一生仿佛都装在行李箱里，在那里生，在那里长，住在那里，以后还得死在那里，我想是的。
　　我还适应了简洁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固定的家具，在深圳，我甚至都不会购买大件不便携带的东西，便携式电脑，可拼拆的地毯，连墙上的壁画也是拼图式的，我的生活比常人更接近地板，习惯性随时准备结帐离开。
　　每次出差，走南闯北，穿行在各个城市间，我以为自己的一生注定就是这样漂泊的。偶尔，环境使然，在江南水乡或者其他某个城市，清晨或者黄昏，我拖着行李箱，伫立在某个路口，比如杭州银泰，或者西安民生的门口，望着繁华的街市，天际仿佛传来一声悠长的“咦——啊”之声，那空漠的唱腔，顿时令你情绪低落，异常悲壮。
　　如是，我逐渐把自己深藏起来，向往一个旅店来获得安慰，却只能把心藏在角落里，暗自流泪。小时候，我想不出该把秘密藏在哪里，是妈妈的壁橱还是奶奶的床头，藏在旅行箱里无疑是可笑和不可能的，及至后来我明白，秘密应该藏在自己心里，这才是最安全的所在，只要不喝多了酒，就没有泄露出去的可能。
　　如是，从来没人了解全部的我，我也没有什么朋友。不同时期结交的人们，对我的印象都如同盲人摸象，一段一段的不连续，逐渐，对大部分俗世的人来说，我也成了一个谜，像一个背负着来自异星刺青的怪物。
　　城市更迭，环境变迁。
　　漂泊，就是你的人生，你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