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天下》淡淡如菊

373、第117章 西行施救多歧路，高梧鏖战逢故人(2)

　　众所周知，文明的倒退，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所以在东方中华这块版图上，历史上不管什么人，即使是少数民族最终获得了国家权柄，无一例外的都会逐步学习汉家的文字，使用汉家的礼法，然后继续延续一代一代的家国天下统治方式。
　　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统治者需要这种文化治理国家之外，只能说明汉文化更具先进性。这也从另一面证明汉文化本身巨大的包容特性和强大无比的同化性，也就是说这种文化足够先进。
　　所以，每次读《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诗，就有一种莫名的敬佩之情，果然是人的眼光和高度不同，决定了人的成就，这就是格局，这就是胸襟，这就是气度啊。可能有的看官想不大了解一下这首诗的情况，笔者简略说一下。郭老，是谁不用多解释了，就是打出来也犯规。郭老的才气不用多说，是他那个时代的翘楚，就算是先生骂他“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也是先把“才子”放在前头。
　　这首诗是诗作者（不能打出来）写给郭老的。诗作者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呢？是因为郭老写了一篇文章：《十批判书》。这篇文章是郭老很经典的学术著作。文章主要从各个方面对秦及以前的文化思想界的大家（如老庄孔子孟子秦始皇帝等等）,进行议论和批判，共由十篇文章组成，所以称为《十批判书》。《十批判书》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郭老提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史学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所以认为，孔孟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老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荀子则是倾向于以帝王为本位的，墨子、韩非子是以王公大人为本位的，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称作“奴隶制的回光返照”。郭老的态度很明显比较推崇孔子和孟子，对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则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尖锐的贬斥。
　　文章发表在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诗作者肯定早就读过这篇文章，只是在写诗的当儿，应该是有感而发，于是就写了这首诗给郭老。所以首联即言“劝君少骂秦始皇”。郭老批判秦始皇实际上是用道德评价代替了历史评价，将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巨大贡献有意识的“屏蔽”，因为当时郭老骂秦始皇也是为了影射蒋该是的独裁。其实郭老也并非一直骂秦始皇，他是个诗人，拥有诗人的情怀，崇尚个人英雄，为此甚至借古喻今，不惜为商纣王、秦始皇翻案。他认为古代中国的统一，其实是由纣王开启端，秦王收其果。背着千古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何其冤哉！这就是郭老的卓见。
　　诗作者是诗人，但他不是普通的诗人，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政治家。特别是他饱览群书，博古通今，所以他的眼光就比郭老更高也更加独到。看这首诗的题目，【读封建论呈郭老】，窃以为那是要郭老去读一下封建论。《封建论》是唐朝柳宗元（字子厚）的著作，换句话就是：老郭啊，得好好学习啊，你看看千年前的唐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尾联更是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结束，再次提起熟读封建论，不要连千年前的古人的见识都不如啊。可见诗作者对郭老贬斥秦始皇而褒奖孔孟是不认可的，所以才有“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句子，但这也不代表作者就看不起孔子，笔者认为这是将“孔学”和“秦政法”相较后得出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祖龙魂死秦犹在”和“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回答。你看秦始皇早死了，但秦国的政法历经数千年却依然在施行。诗作者曾在1964年接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这是诗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的功绩的一种认可。当然“焚书坑儒要商量”以及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贡献的前文已有涉及，在此就不再赘言。

　　再譬如，北朝拓跋氏统一北方以后，到了拓跋焘，经过了几代人的经营，国势渐强，他重用汉臣，尊孔修文，人为的加快国家的汉化过程。当时由于佛教发展迅猛，很多人出家为僧，不事农耕。为了解决兵力不足问题，拓跋焘甚至诏令50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他第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僧尼问题绝非小事，如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时，一次还俗的僧尼高达300多万，相当于他的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这么多人不事生产，专享‘化缘’，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比现在更可怕）。六年后，即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下诏，“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太武帝的诏令不仅仅针对佛教，也把伪儒学中的“谶记、阴阳、图纬”列为“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等一并扫除，虽未尝可赞，但客观上起到纯化儒学的作用，还是有其先进意义的。
　　一年之后，盖吴起义暴发，拓跋焘御驾亲征，率大军镇压盖吴起义。征战期间，他发现有的寺庙内竟然匿藏武器，这让拓跋焘心生警惕。号称普度众生的出家人，理应与世无争，怎么能私匿武器呢？（有武器防身自卫在帝王眼里是不可以的）拓跋焘认为自己有理由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平定盖吴起义之后的第二年，即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取缔佛教。宣布佛教为□□，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之人无论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在北朝的传播（而这个时候，佛教在南朝的传播正在日益广泛，至梁武帝萧衍（464-549）盛行，一国之尊的萧衍四次出家，大臣们筹钱赎回赎回）。
　　拓跋焘的灭佛运动，除去保护皇权的需要，不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来看，都是有其重大意义的，特别是在那个科技落后靠天吃饭的古代，能不为教门所惑，敢于打破神话，为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应是难能可贵的。拓跋焘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正好表明他本人完全洞察了所谓的成佛、图谶、巫师等的真面目，作为一个帝王，不以此愚民，反而取缔之，在那个时代，确是非同一般。对于现在那些痴迷某教义的人，也是一种相当讽刺和一面审视自我的镜子。我党一贯倡导信仰自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使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更加安定团结，各民族和睦相处，这在建国初期甚至是战争时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信仰什么，都不能破坏和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前提。
　　经此一役，北方佛教势力顿时陷于衰落，僧侣之辈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还俗，有的被杀，有的逃离北方，北方一时绥靖。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佛教才得以复苏并发展。谢瑍所处的公元386年此时中国的佛教，虽然经历自汉开始的300百余年的流传，因为各种原因，佛教始终没有进入朝堂之中。即使是白马寺由汉明帝敕造，也仍为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大汉那时是煌煌国威震慑天下，他国之人都以来汉为傲，舶来品不受歧视已是不易，还想大行其道，难度可想而知。这时的佛教基本在民间传播，应是萌芽期。鸠摩罗什这样的大师还没开始译经，也没有正式在中国传经授业，少林的禅宗祖师达摩还尚未出生，法显西行还未开始，中国佛教大发展时期还未到来。实际上，中国的佛教，第一次得到大发展是南朝时期，也就是东晋灭亡之后的数十年，可以说现在正处在萌发期。一旦有了机缘土壤，即有勃发之势。
　　说南北朝是第一次佛教大发展时期，是因为佛教开始由民间进入世俗皇家，南朝梁武帝四次出家，抛却皇位，由此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他不但失去了国家，最后以皇帝之尊竟然活活饿死，岂不可悲。第二次佛教盛行是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玄奘以深厚的学养，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唐太宗死后，武后（684—704）为了将其夺权行径正当化，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把夺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这些都说明佛教已与俗世皇权结合，并得到当权者扶持。（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就是例证，当然现在有人说玄奘法师西行，乃是个人行为，并未得到当权者的许可，也是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