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鸥问我泊孤舟》飒暮蝉辉

3、浩劫

　　在火车上的两天里我想了很多。
　　我想自己也许有潜在的“m”倾向吧，否则为什么放着美国舒适自由的生活不过，跑到中国来吃这么多的苦，内心却愈发平静快乐？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比起中国来，要民主的多，我现在的生活根本谈不上自由，本身也没有什么政治权利，所处的地方又是如此闭塞落后。
　　可我就是爱她，愿意呆在她广袤的怀抱里。
　　我看着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大地，稀疏的树林、斑驳的田地、远处钢铁厂冒出的灰黑烟气，一切都寻常普通，甚至还有些萧索荒芜的味道。但我的血管里却有热血为之沸腾，合着这无谱的大地之曲浅吟低唱。我想如果是在这片土地上，那么什么苦我都捱得过去。
　　这片土地上，文明是古老的，一些东西流传已久还焕发着新鲜的活力，一些却已经开始腐烂剥落。这个国家古老而年轻，像刚刚破茧的蝶，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方向。一些新生的思想在萌芽生长，带来希望，也有一些东西被抛弃，在时代的车轴下泣血。
　　我能从这质朴的有些荒凉的神州上，看得出新生的活力，蓬勃的生命力，为她蹒跚的第一步而自豪。她不完美，可我愿意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岁月来浇灌她，使她成长，让她终有一日会傲视群雄，屹立于东方。
　　那时我还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幸成长在美国，多少接受了一些先进的教育，也体验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回到祖国，又幸运的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虽然我在这里无权无势，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一些、谨慎一点，作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我相信自己会成就一番事业！

　　我知道自己能上大学，可没料到竟是北大。北大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汇集各学界优秀的学者乃至大师级人物，我在美国收集资料时，就曾听说过她。
　　初入北大，我就遇到了一位名叫陈言的英语系老师，为人豪爽大气，又很照顾我。我在美国呆了十几年，英语当然不成问题，陈老师也没多问我的出身，这让我松了口气。在北京消息灵通，我再不济也知道最近的政治风向似乎紧了些，陈老师对我很好，我不想编瞎话骗他。他知道我没什么生活来源，也常请我助教，回报是几张对我来说雪中送炭的粮票布票。
　　这年头的中国看似平静，实则有股躁动的暗流默默涌动，纵使最好的大学里也鱼龙混杂，真正因为有知识文化而上大学的没有几个。老师没什么教书的激情，学校没什么秩序，可是只要想学，好老师遍地都是。我经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天，在美国的高中里我擅长化学和机械工程，而在这里，我如饥似渴的吸收中国古典文化。有时候身体疲惫，精神很兴奋，不由自主会想起太平洋彼岸的父亲。
　　父亲对我一直很冷淡，不仅对我，对年轻的继母也是。我想父亲脱离了中国的土地，恐怕也是郁郁寡欢的,只是不善于表达，也坚决不再重回故土。父亲眼光很准，不然也不可能白手起家将我们一家人养活。当时我虽已与父亲闹翻，可当我准备登上回中国的飞机时，父亲托人捎来封短信，信中这样写道：
　　“你想回去我不拦你，可你应该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危险，它焦躁不安，它会崩溃，那一天不会远。”
　　说实在话，我怕了。父亲的权威什么都压不过，可惜我不能留下。我怕我会死得很惨。在中国，我可以隐藏地很好，我可以的。
　　我想父亲了，想念他给予我的稀薄的温情。
　　我想香袖了，我不在，她过得是不是不好？不，香袖在认识我之前的那么多日日夜夜都过来了，没理由现在没了我活不下去。她可是连58年后的三年灾害都捱过来了，足以见得这个哑巴女孩儿的坚强。

　　“成文，你怎么啦？一脸欲求不满。”
　　正发着呆，我的室友木向东笑嘻嘻地推门进来，他个子很高，样貌俊秀，戴个精神的红五星帽，一身干净的灰蓝布衣。他父亲是北京本地政府的公职人员，母亲是工人，这名字还是进大学时他父母提议改的，崇拜那位人物到有些盲目的地步，我只是好笑。
　　木向东刚进大学时倒也称得上品学兼优，后来的心思就慢慢从学业转移到政治上了，成日里拉一帮学弟学妹，扛着工兵铲搞校内生产队，研究怎么种出更大个儿的南瓜，也热衷于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倒也得了不少的小红旗和红五星挂在我们寝室里。毕竟整个大氛围都是这样的，我也生不出什么打击他的心思，甚至还觉得他开心得意的模样有些可爱。
　　“我想媳妇了！”我随口调笑。
　　“媳妇儿？”木向东也是个实诚孩子，我一句话他就信了：“你小子还没到年龄吧？”
　　我笑着伸出手指：“嘘，别乱说。童养媳！”
　　木向东神情古怪，我得意地笑了笑：“怎么样？羡慕吧？”
　　木向东回了自己的铺位自顾自地脱鞋上床，闹别扭似的背对我道：“你胡扯些什么呢？”

　　我敛了唇角的笑，钻进被窝里。两种不同的焦躁充满了我的心。我提醒自己才十八岁，面对现实有些不满是正常的。自从和父亲闹翻后，他从不吝惜用最严酷的词汇打击我，我却不甘于庸庸碌碌泯然众人，我想要向父亲证明，即使我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也可以成就属于我的事业。
　　然而实际上，我每往前走一步就发现要达成自己的理想更加困难，年复一年在流水般的日子里逐渐磨去了年少轻狂。后来当我真正承认和理解了父亲的话时，已经晚了，我已经被卷入，身不由己。
　　1965年深秋，我想法子留在了北京教书，教初中。我把香袖接到了北京，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平静幸福的日子。后来发生的事，再一次向我证明了父亲奇准的眼光和敏锐的政治嗅觉，这是一场我永不愿忆起的噩梦。
　　这一场噩梦，史称□□。

　　我正坐在家里等香袖回来，忽然一大群人跑进小屋把我强行带走。我完全懵了，惊慌失措，怒声道：“你们私闯民宅！你们要干什么？”
　　有人冷哼一声：“还问我们干什么，不要脸的汉奸！”“你们说谁是汉奸放开我！我没罪！”我使劲挣脱他们往屋里跑，后面的人立即反应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拉回去把我扔在地上，接着就是一阵疾风骤雨般的拳打脚踢，我蜷起身子护住头，咬牙忍耐着痛苦，忽然喉咙一甜，吐出一口血来。
　　“吐血啦？怎么办？”“拖走拖走！”……那帮人吵吵嚷嚷着薅住我的头发，像拖一只死狗一样拖走了我。
　　十年后当我回首往事，才知道今天所受的伤痛，不及以后的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