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霍似水年华》阮薇子

1、我和周屿川的二三事 201

　　2012年的夏天，全世界最炽热的目光都投向了远在地中海地区的奥运盛典。
　　而我的目光正紧紧追随这坐在面前的老男人的秃头上。
　　光溜溜反射着午后泛滥的阳光。
　　他一言不发的翻阅我的学生手册，薄薄的几页纸翻来覆去的摆动。
　　就缺一把放大镜去仔细研究那份手册的真伪。
　　我偷偷将一只脚架在他身后的办公椅上。他一抬头，立刻收回。恢复成小白杨般的站姿。就差在脸上写着根正苗红几个大字。
　　尽管屋里来了空调，依然闷热，衣服早就黏腻地贴在身上。我偷眼瞄了女王，她依然一脸云淡风轻的笑，仿佛一点也不在乎结果。
　　可我知道她比我还紧张，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
　　如果我的成绩没打动面前这位，那么，不管怎么挣扎，我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听从组织上的安排，规规矩矩的在实验中学蹲三年。
　　整个安山市最出名的学校的有两所。一个是安山一中，1905年建校，至今是百年名校，凡是进了一中，不管有的没的本事，立马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出去和亲戚互相吹捧的资本。安山一中的地位就是未成年版的清华北大，在教育局面前都横着走的存在。
　　另一所学校便是实验中学。它的名头在安山也是响当当的招牌，在教育局面前何止横简直就是顶头上司般的粗暴。
　　听说教育局暗讽实验中学成绩倒数第一还到处惹事生非，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败类中的战斗机。第二天，一帮提刀带棍的人就围着视察领导不怀好意的笑。
　　当然，这是我道听途说来的，真实性有待商磋。但是也从侧面证实了一件事，实验中学是读书人的地狱，□□大哥的天堂。
　　俗话说，实验有三宝，混混，美女和低分。
　　在哪里读书，我不但会学不到任何东西，说不定隔天就被连书包带人一把丢了出来。
　　所以我必须留在八中。
　　哪怕它在市重点中是最差的，每年考去安山一中的人屈指可数，但那一只手就数的过来的人保不齐就有我，而且据传每个市重点学校都有保送名额，就是八中也有五六个。
　　综上，就是我暑假一大清早站在八中校长办公室内的原因。
　　我住在宏光小区，位于老城区。安山市在中国顶多算的上是四线的小城市，在明清时，因为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倒也称得上一句“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一度算的上是省会级别的大都市。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尴尬的地理位置，退居二线，又没有积极发展新兴事业逐渐没落成现在这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模样。
　　穷啥也不能穷教育在安山市倒是成了宗旨。为了合理分配教学资源，教育局大手一挥，中小学实行按地段入学，高中嘛，依然实行地段入学，呵呵，当然这是不可能。
　　初升高考试在我们这又被称为小高考。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凶残程度。
　　安山一中好比万千安山学子的女神，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精简般清华北大。
　　那国际二中就是地方般北京四中和清华附中。虽然我觉得国际二字名存实亡，但也没法抑制对它的向往之情。
　　如果能进国际二中相当于一脚踏入了安山一中；如果能进安山一中相当一脚踏入了清华北大；如果能进清华北大相当于一脚踏入……。就是想想，我都可以从梦中笑醒。当然，能不能进安山一中和清华北大主要还是看另一只脚，这也不妨碍我幻想着走上人生巅峰。
　　这个幻想被现实狠狠的打了一巴掌，然后，它把脸转过来，又被现实甩了一掌，附赠一句：“呸，好不要脸。”
　　现实它明明白白告诉我，我连第一个如果都达不到。
　　一个半月前，我去参加了小学毕业典礼，拿着实验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和顾越准备走人。徐建品走过来，看看我的统治书说：“你在那里一定是第一名。”
　　徐建品，是我和顾越的班主任，人送外号贱人徐。那个送他外号的人正是在下，也由此产生他看我不顺眼，我对他横眉冷对的局面。
　　他主教语文，在我们读六年级被调过来。据传他的父亲是某个中学的校长，他以前也在那个学校教书。是个不太讨人喜欢的人，除了对徐薇芜和周屿川等人如沐春风，对其他人永远一副苦大仇深的死人样。原因无它，徐薇芜的爸爸是本市有名的建筑师，周屿川家境富裕。
　　虽然不爽，但我明面上依然很恭敬。只是背地和顾越叫他贱人徐。
　　如果没有不是我骂他时被他听见，估计日子在贱人徐继续嫌贫爱富，指手画脚，我继续混吃等死，等着国际二中的保送名额下来，然后，换个学校换个位子混吃等死中度过。
　　每周五下午的语文课，徐建品都要祭上一大杀器，抽背。本来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毕竟我在年级也是个成绩上的霸主级别的人物，别的不说，就为了考试多拿一些课文默写的分数也得用心背。
　　坏就坏在徐建品是我的语文老师，而且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他规定的抽背不是一个人背过而是同桌两个人一起背，谁背错了就一起收罚，俗称“连坐”。
　　而我的同桌周屿川至今让我恨的牙痒痒。他连累我放学一起到贱人徐办公室背书的次数数不胜数。
　　甚至，其他班的老师看到我们一起进来，就会笑眯眯的打招呼：“又来了啊。”
　　大文豪鲁迅先生说的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临近期末的时候，我终于爆发了，感觉还不错，只是鲁迅先生没告诉我爆发有可能是另一种灭亡。
　　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为了通过徐建品的抽背，我早到学校半个小时逼着周屿川背书。
　　不厌其烦的听他背错了七八遍时，我刹那间领悟到了面对不孝子“恨铁不成钢”的父母情怀。我随我家女王，耐性和脾气成反比。当机把书一摔，冷笑道：“这都第几回了，周屿川你不长脑子待会儿别连累我！”
　　周屿川赔着笑，奴颜媚骨的说：“我这不是记性没你好么，你再抽我背一次，保证不错一个字……”
　　又是这个态度，每次只要我一不耐烦他就各种赔礼道歉，但根本就不会用心背，一转身就忘的一干二净。
　　“不用了，”我不耐烦的打断他，顺便说出了早就想说的话，“我们还是换座位吧。”
　　平心而论，周屿川是个很不错的人，作为两年的同桌我们几乎没吵过架，还经常称兄道弟。他很大方，漫画和零食想要的话基本告诉一声，就可以共享，作为交换，我考试时会帮他一把。
　　革命的友情就在漫画，零食和成绩中建立起来。
　　而且他很会讨人开心，脾气也好，尽管成绩不好在班里也过得开，加上徐建品对他十分照顾，有时大家会开玩笑叫他“周少。”
　　不过我更喜欢叫他：“周少奶奶”每次他气急败坏却没法动手，谁叫他说他从不动手打女人。周屿川就把课本竖着立起，耳朵气的通红，背过身子一堂课不理会我。我很无所谓，反正一堂课一过，他又会恢复嘻嘻哈哈，过来找我聊天。
　　我掌握着他考试分数的生杀大权，最主要的是，我们坐在靠窗子的位置，他坐在里面，如果他和我冷战，想聊天的话，只有三个选择。一，墙壁谈天说地；二，和前面两个小姑娘畅聊巴拉拉小魔仙的最新剧集和裙子的款式；三，身后的垃圾桶来个密切交流。
　　喜欢同一漫画的我们很快成了闺中密友。而我也从内而外的明白他就是传说中的“绣花枕头一包草。”
　　今我最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
　　在写陈词滥调的描写自我的文章中他写道：“……我的优点很明显，既不是帅，也不是成绩优异，更不是我为人诚实守信，而是我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堪比埋在土里十八年不死的蝉……”
　　我趴在桌子上，笑了一会儿，问他：“你不会是恶心徐建品故意这么写的吧。”
　　周屿川一笑两酒窝：“我是真的这么想的。”顿了顿，特认真的问我：“你难道不觉得埋在土里十八年不死的蝉这句话很凄美吗？”
　　我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了真话：“其实徐建品看到你作文后气的发抖也很凄美。”
　　第二件就是太平间事件。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教学楼的最顶层。每天累死累活的爬七楼再爬回一楼，加上基本每天要送作业到老师办公室，学校设计的极其不合理，将六年级的所有老师分到一楼的大办公室。美名其曰“团结一切力量抗过最后的难关。”
　　升学率和高分段是一个学校的口碑和来年招生的底气。
　　就这样，身为数学课代表和副班长的我基本每天要来回七八次，加起来大约是五十层楼。
　　周屿川自告奋勇，要和我一起送作业，其实他就是想过过那种看着很光荣很厉害的好学生的瘾。
　　帮了我几次，他就不乐意去了，理由编了不少，就是不挪位置。我一个人把作业送过去再回来，已经在上课，教室门紧闭，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太平间”。
　　看见这横不平，竖不直的字迹我就知道是谁了。
　　我敲敲门，数学老师开门后突然皱起眉头，顺着他的目光，太平间赫然在目。
　　很明显他也认出了是谁的字，说道：“周屿川，下课我办公室去。”
　　下课后，周屿川期期艾艾悲悲惨惨走了，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
　　后来他亲口告诉我他被数学老师训得时候，徐建品刚好回办公室，结果他又被训了一次。
　　我笑得合不拢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