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补习》兮何梵落

2、落榜

　　我叫李默涵。
　　2006年6月14日晚，高考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父亲和我面对面坐在人已走空的学生宿舍的木板床上，双双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正的一次沉思。我能看到他凝重的表情里溢出来的喜悦，他是一个稳重、含蓄的人，从不会把内心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这点跟如今依然残存的无数封建家长一致。我也是在他不真实的情感包围下长到20岁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每次打我时都会一边打一边说“打你是为了你好”，我心里难过身上疼，弄不明白到底是为了我哪儿好，他说“以后你会明白的”，现在我真的明白了，这一“明白”也恰如其分的证明了他二十年了一直强调的那些封建传统思想没有错。可我究竟明白了什么呢？
　　天色暗下来后，整个宿舍楼连同校园亦迎来了有史以来难得的清净，这是全校师生奋战多月的成果，其中潜伏着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的狂欢之景。楼上时不时会传来捡垃圾的打劫者弄出的响动，跌宕起伏，响彻整个校园，让人不觉心惊。
　　五天前，最后一门文综考完。当晚十一点，我一口气冲出校门，在大街对面的电话亭里拨通了邻居家的电话，几经辗转才听到母亲的声音。我说：“分估出来了，大概640左右。”母亲那边只听见“呃……嗯”的声音，我想象得出他激动万状的表情。——这已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
　　“要么就顺着学校的意思，报北大；就算考不上也能调剂到重点大学。”父亲说。
　　经过五天时间的折腾，我已然没有任何意见了，脑子里乱七八糟一件事也想不明白。父母和老师都是习惯了用自己的意志主宰别人生活的角色，习惯于说那句“我们都是过来人，听大家的没错。”从小到大，我都是在这两头的夹缝中成长的，我的生活不属于我，我的想法也是幼稚的，是不能产生任何实践意义的；而按着他们的说法：未来是属于我的。
　　“那好吧，北大也是人考的，试试看。”我说。
　　“你估分准确吗？校长说只要能上六百四，百分之百没问题。”
　　“应该不会差太多。——可高考阅卷拿不准的。”
　　“你得好好想想，要么再估几遍。这可不是小事，十几年辛苦就在这一刻，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我不明白整个社会都在拿人开玩笑，教育也在拿人做实验，开自己玩笑又有何不可？那天晚上，我拿着试卷一遍遍看，打着手电筒整到半夜两三点。最后脑袋终于被弄得一团浆糊，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在想什么。
　　我说：“爸，你们看着办吧，我怎么都行。”
　　后来我睡着了，梦是彩色的。
　　第二天清晨，校长办公室里一大帮人围着我和父亲讲述着考上北大之后的种种好处，说到唾沫横飞。一个“北大”对学校来说意义重大、利益攸关，而别的二流学校就不怎么值钱了；这多少有点没道理，却是铁打的、由大众病态的心理制造的事实，不可更易。而考上北大对我自己以及我的家庭甚至扯上祖宗八代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北大……”我不小心说出了这两个字，后面应该还有话，可是再也没机会说了。校长一声“好”！之后好几个校领导拽着我到办公桌前，纸笔早已摆好。大家围着我成密不透风的圈，仿佛我这一笔下去，两千两白银和整个香港半岛就可以归入囊中。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存在原来是天地间如此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仿佛为自己卑微了18年的人生找到了补偿，为接下来的生活找到了归宿。那一刻的我，已经全然顾不了别人是重视我、关心我、爱护我，还是骗我、利用我。
　　那天早晨的太阳终于出来了，尘埃落定。我和父亲行走在城市洒满阳光与烟尘的街道上，各自背着硕大的一只包，行人、车辆一概看不见，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俩。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成绩出炉。这是所有高考过后的高中生最富情绪色彩的一段生活，这一时期人最容易成为迷信一切的有神论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仿佛都与几日后的结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场似是而非的梦，一只意外摔碎的杯子，路上陌生人的表情，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意识的强力作用下成为成败的某种预兆。
　　这世上，确有些东西不能想，不能说，一想就错，一说即破；命运也就是以这种方式捉弄天下人的。因为隐约明白这么个理，那段时间里，我为了能让现实的结果美好些，把几乎每一种坏的可能性都想到了：阅卷出错，分数极低，未录取，调剂。我猜想我的一念也许就会让千里之外的阅卷老师笔底下出错。思想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可我忽略了：就算我克制自己不朝美好的结果想，克制本身已在潜意识深处把美好的那一面强化过无数次了。我没有意识到，我所不愿去想的正是我想的最深彻的。
　　臆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怕到所谓思想的规律亦不可识、不能知；而我——一个自作聪明之人处处遭逢正是因为所虑太多。
　　……
　　2006年7月23晚，这是我所过的20年的人生中最黯淡的一个夜晚。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北大差两分”的声音后，我一下子被速冻在了沙发上，哪怕一根手指都动弹不了。那一刻，仿佛一个人近20年的一切都被从头到脚否定了一遍，最后到无颜正视自己，不能有任何迹象证明自己还活着，任何的活动都只在彰显你活在这世上的可怜、可悲和多余，最后我的呼吸也变得极度艰难。当“活着”已然成了耻辱，我第一次清楚感知到什么是“不如死掉的好”。
　　后来，父母拉着长长的脸没再跟我说一句话，过了十二点后，他们关灯睡下了，黑白电视里节目停播后闪着雪花，我的眼神始终没有移开过这个地方，深夜时分，“雪花”成了明暗交错的图像，而每一个黑白变换的空隙都隐着对生命和世界最幽深的洞察；可我没有悟出任何东西来，只觉得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马上从人间蒸发。
　　就只“两分”，仅仅就因为这两分，我在第二年高考中再度失利，我的人生就得改写成完全不符合想象中的样子，无数曾对我寄予厚望得人都会转身背对着我，有的暗自嘲笑，有的失望，有的惋惜，有的伤心，而这些最终都得我一个人承受，它甚至可能把我积蓄了二十年的所有信念、情感一下子击的四散飘零，让我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那晚我终于第一次想到死。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翻身起床后很干脆的拍着我的肩说：“这么点事别想不开，又不是天塌下来，回头我们再努力看有没有机会调剂到好一点的学校。”我当时不理解一个把半生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最后希望落空的母亲，何以变得豁达起来？后来我懂了，那晚她同样一夜未眠，她意识到如果没法再给生命找到一处支点，自己的儿子毫无疑问会选择对生命最残酷的方式。所以她挺起了身子，支撑着所有局面，并带着我在之后的几日走上了渺茫的求助之路。
　　我们一大早进城，跑遍了教育局、招生办、学校等所有可以抓住丁点希望的地方，每到一处，母亲都哭诉着家里落破不堪的境况以及儿子参加高考两年来的艰难，她说：“我们这个家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再折腾就垮了。”她幻想着自己的真诚可以感动领导们，让他们想办法调剂一个好点的学校。在这个世界，别人可以把一沓钞票垒到桌上，然后再摊上一副笑脸，这是解决问题的常规模式，可母亲做不到，她没有那么多钱，此时此刻也决定笑不出来，她最多只能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结局是注定的，所有接待我们的人都心不在焉的听完母亲的话后用模棱两可的答复搪塞，最后装好人打发我们离开，其实他们满可以挂一个“办公重地，闲杂人等不许进入”的牌子，大棒子撵我们出来的，可他们是父母官，该对百姓和蔼可亲才行。后来我知道不是他们冷漠麻木，只是考场上这种悲剧实在太多、太平常，对我们天大的事对他们而言司空见惯，早就感动不起来了。而母亲不知道她苦口婆心求助的这些人只不过是体制中小小的螺丝钉，管不了事。
　　傍晚，我们找到了当初鼓动我报北大的校长，他的表情颇有点尴尬，眼神在我们母子身上游移不定，但时间不长马上又回归常态——一个校长大人端着架子的姿态，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神态有失身份。他摆出一副慈祥而略带惋惜的脸孔埋怨我为何不多考两分，“就差两分啊，太可惜了。”“我和所有老师这几天都为这个头疼，太可惜了。”是可惜，可我和母亲还没有来得及感受这种可惜，就已经是铺天盖地的沉痛，还没缓过来就不得不挺着身子咬着牙四处奔波求助。这一次，母亲一句话没说就跪下了，水磨石地板连着“通……通”两声，砸地我脑子里一片轰鸣，母亲的眼泪随即就出来了，她已经说了一天的话，已经重复了无数遍如同一个乞丐一样的腔调，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仅就这一天的时间里，她一步步失掉了做人的全部尊严，已经无所谓丢不丢人。那一次，我终于禁不住哭开了，——二十多年来，我欠母亲的太多。尔后，我和母亲一道哭响了整个校长办公室，连同窗外的气氛一时也萧杀起来。
　　后来，校长接通了省招办的电话，那边回话：“正在调剂”。
　　临走，校长许诺“我们尽量想办法”，办公室的秘书给我们抄了几个“上面”的电话号码，说“不容易打通，关键时候用得着”。
　　三天之后依然杳无音信，母亲心里那条绷紧的弦终于断了，说“要去看看”。下午，我送她去火车站，买了去省城的票。她说她必须去，即便不会有任何结果也能安心了，我清楚知道这不是什么“安心”而是“死心”。她是最大限度地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或者说“本能”。只是对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女人，这力量太微薄，此一程亦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我怕出意外要跟着去，她坚持一个人，说可以省点路费。
　　火车走了，笔直的铁轨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我想起海子，却不敢接着往意义层面追溯，因为没有资格，——“思想”在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身上总归是件可羞耻的事。无限的内疚让胸口隐隐作痛，最后趁四下无人毫无节制地爆发了。想到别人的母亲捧着孩子的通知书欢天喜地的时候，我的母亲却不得不远走他乡为孩子争取前程，而这样的努力依然渺茫，我全身如被刀割一般痛。
　　因为还不明白所有这些既所谓“生活”，因为一个生活其中的人的迷和惑，当火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我总会想到车轨的那头……
　　这种可怕的想法让后来的我回忆起时毛骨悚然。所幸的是，因为父母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多年来为父母而活的理念，我没法为死找到合理的借口。我不是由我创造的，也就无权决定我的去留。二十年来，我一直按照父母想要的方式生活，二十年后，我注定继续如此般生活下去，我没有任何理由悖逆父母。即使他们是错的，他们的爱从来没有错，他们单纯的希望我过得好的心愿没有错，当这种爱和期望被社会强制，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抛在我身上时，我没有理由将其理解为恨，这是基本的道德。
　　想到这里，我知道天地并不曾开阔，反而把自己逼入可悲的境地，可我没有别的选择，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铁轨边上流干了近二十年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