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世音

5、辽史研究

　　二、20世纪下半叶的辽史研究

　　本世纪下半叶，辽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无论是专题研究与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与考订，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范围几乎涉及各个领域，至于文物考古的收获更令人瞩目。

　　辽朝断代史著作（含通史著作中以较多篇幅和设专章叙述辽史者）主要有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分3章叙述辽、西夏、金三朝历史。这是通史著作中最早以较多篇幅（约8万字）把辽朝作为一个断代进行完整叙述的。张正明著《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作者在“后记”（1978年）中说，是书完成于15年前。“引言”说，本书试图对契丹社会制度——主要是辽代契丹的社会制度作初步的探讨。“谈谈契丹的勃兴，辽朝的创立、发展、衰败和灭亡，辽与五代、北宋的关系，金、元两代的契丹，以及其他密切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此书还涉及辽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乃至科学文化、民族关系等，可视为第一部简明辽朝断代史。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是两部通行的辽朝断代史。前者较为简明；后者资料翔实，但大段引文过多，阅读起来难免沉闷，□□分比重嫌轻。两书对考古材料利用较少。此外还有《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辽代部分主要执笔者有韩志远、王宏治、刘庆、宋德金等。李桂芝撰有《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有关辽代的其他专门史著作，将于以下各相关部分介绍。

　　（一）社会性质与经济

　　关于辽朝社会经济方面的专著有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该书由5篇文章组成，主要讨论契丹国家的性质、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问题。这是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契丹社会经济的重要成果，是辽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之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作者称本书是把宋辽夏金时期经济运动视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这一宗旨是可取的。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全书分3篇22章，第一编共9章，为“契丹辽国经济史”。这是一部对整个辽夏金时期中国北方经济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作，提出许多新见。

　　关于社会性质。这是五六十年代辽史研究中颇受关注和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有以下几种说法：

　　1.认为契丹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尚钺说，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处在氏族家长制阶段，由于阿保机接受汉族文化，加速了由氏族家长制向封建化飞跃发展的过程（《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张正明也持此说（见《契丹史略》第一、四章）。张广志认为“奴隶制在辽代的任何时期，在辽境的任何地区，都不曾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剥削方式，辽代奴隶社会论殆难成说”（《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第300元，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锡厚指出，契丹人立国前后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阶段，阿保机时代的契丹王朝仍然是一个徒有王朝之名的部落联盟。随着头下、汉城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导致契丹氏族、部落内部出现了剥削阶级，拥有头下、汉城的契丹权贵成了封建主（《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认为阿保机称帝前契丹的部落大酋长民主推选制早已破坏，国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在发展着，到阿保机时代正式建立起半汉化的封建国家制度。华山持此说（《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

　　3.认为契丹是以奴隶占有制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陈述说，就全国范围看，契丹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还没有完成统一的经济基础。南部农区封建经济带动着全国，北境部族的内部一般还处在氏族阶段。在封建经济发生发展的同时，契丹的家庭奴隶制形式仍然存在。国内主要部分向封建制过渡虽接近完成，有的甚至刚刚起步，这一军事政治的联合体便瓦解了（《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28、44页）。

　　4.认为阿保机政权是在部落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奴隶主的国家。赵卫邦说，契丹国家是在部落制度的废墟上形成的。从契丹的整个历史发展看，契丹奴隶占有制没有超出早期阶段。尽管奴隶制的发展曾有超出父权奴隶制的倾向，但在外来影响下，奴隶占有制的贵族转变为形成中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契丹国家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蔡美彪说，辽朝大约在景宗到圣宗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5.认为阿保机建国前契丹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且已经包容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至圣宗时，具体地说是在澶渊之盟以后，是奴隶制衰落、封建制兴盛的关节线，封建制因素超过了奴隶制而居主导地位。漆侠持此说（《辽夏金经济史》第4、180页。）

　　关于阶级结构。陈述说，契丹皇室、诸王、贵戚以及宰相节度使等世官和汉、渤海人中的上层、地主等构成汗国的统治剥削阶级，以大汗（皇帝）为首的契丹贵族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国内的宫户、部曲、农奴、部民和领属人民，属于被统治阶级，奴隶是其中最低的一层（《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45页）。杨树森持类似观点（《辽史简编》第138页）。张正明则认为，辽朝全体臣民的社会身分和法律地位分为三类，即贵族，平民（庶民），贱民（奴婢）。这是等级，它与阶级不完全吻合，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中平民的分化比较驳杂，包容着从地主一直到有上中下三等及自耕、佃耕等区别的农奴民（《契丹史略》第99页）。

　　一些论者对宫户、头下户、蕃汉转户等展开讨论。

　　1.论为宫户、头下户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张正明说，宫户（亦称宫分户）分正户和蕃汉转户，都是皇室的农奴以及地位与农奴无异的牧民、猎民和工匠（《契丹史略》第105页）。费国庆也认为斡鲁朵户与头下户是农奴（《辽代斡鲁朵探索》，《历史学》1979年第3期；《辽代的头下军州》，《曲阜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

　　2.认为宫户和头下户是奴隶制下的奴隶户。陈述说，虽然头下军州和斡鲁朵领地的俘户们仍过自己的家庭生活，单身的也“使各有配偶”，但并没有摆脱奴主关系，他们仍是奴隶（《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19、20页）。

　　3.认为隶属于斡鲁朵（宫卫）的州县并非宫分户。杨若薇说，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并非由私城而来，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户与宫分户是迥然不同的。隶属宫州县的民户与斡鲁朵没有身分上的隶属关系。斡鲁朵拥有扈从皇帝的宫分户、州县民户和介于宫分户与州县民户之间的蕃汉转户。因此，说这些州县和人户是“皇室领地”，是一种误解（《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一编“斡鲁朵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4.认为在斡鲁朵经济实体中，既有奴隶制，又有封建制因素。漆侠说，斡鲁朵（宫分）是由契丹正户和蕃汉转户组成的。契丹正户中一部分“上户”，具有奴隶主的身分；一部分则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斡鲁朵户中，还包括奴隶。至于蕃汉转户是具有封建因素的农奴（漆侠等《辽夏金经济史》第134-139页）。

　　关于各业经济的发展。陈述、张正明、杨树森、舒焚、漆侠等书中都对辽朝各经济门类的发展状况作了叙述。此外，还有一些专题史和散篇论文论述这方面的问题。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五章第六节为“辽代人口”。考察了辽朝各类人口，估计总数不会少于150万户，以每户平均6口计算，约900万人，较《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增加2倍多。李侠、晓峰《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二章为“辽（契丹）货币”，第三章为“西辽，喀喇汗（黑汗回鹘）王朝货币”。还有周锦章《辽代货币制度管见》（《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田广林《辽代货币经济述略》（《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等。

　　（二）政治与制度

　　关于辽朝政治与制度研究的专著有：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书系据《契丹史论证稿》修改增补而成。原第一篇“亚洲之游牧民族”改为“契丹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又增加一篇“辽廷瓦解以后的契丹人”。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分“斡鲁朵制度”、“官制及行政制度”、“军事制度”三篇。邓广铭在序言中称赞作者“勇于去开拓前人不曾垦辟过的领域，也敢于对前此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或者已由富权威性的学者所做出的结论提出怀疑”。李锡厚、白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西夏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辽朝政治制度。“前言”说，这套通史的“学术思想体系和总体结构的设计，旨在突出对历代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及政体运行机制的探索”，力求“贴近政治学的规范”。辽代部分也体现了这一宗旨。本部分不囿陈说，有所创新，表明辽朝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进展。对于本书的某些观点，容或尚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李锡厚还撰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以下就辽朝政治与制度研究中涉及较多的问题略作介绍。

　　1.皇位继承、国体政体。漆侠《契丹辽国建国初期的皇位继承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论述契丹辽国初期皇位从兄终弟及制到父死子继制的演变及其根源。《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论述了辽国的国体与政体。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指出辽朝衰亡非由宗室与外威、帝党与后党之争，而是由于后家两大族的争夺。此外，还有任爱君《阿保机时期契丹国家的历史特点》（《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应当重新认识契丹辽朝的“一国两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等。

　　2.职官。关于辽朝职官制度，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发表系列文章，有《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辽朝监察官考》、《辽朝林牙、翰林考》、《辽朝鞫狱官考》、《辽朝于越考》、《辽朝宰相考》、《辽朝惕隐考》等（见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9册，鼎文书局，1973年）。我国学者对辽朝职官的研究，唐统天用力较勤，发表文章多篇，有《契丹“于越”考——兼与岛田正郎及威特夫先生商榷》（《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1期）、《辽代汉官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关于契丹北、南宰相府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辽代鞫狱官机构研究》（《辽金史论集》第4辑）、《辽代宰相制度的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等。何天明撰《辽代翰林院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辽代中书省若干问题探讨》（《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指出以往有关这两个官署“虚设”之说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或根本不能成立。他还撰有《试探辽代的北面朝官》（《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2年增刊）、《辽代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职官设置及其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3期）。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除据传世很少的辽朝史料外，还以五代、宋、金等官制作参照并进行比较，探讨了这个问题。此外，上述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和李锡厚《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代部分等也都用较多篇幅探讨辽朝官制。

　　3.科举。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朱子方《辽代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杨若薇《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都兴智《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分别就辽代初开贡举年代、考试科目等问题进行论述。

　　4.法制。嵇训杰撰有《辽代刑法概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陈述《辽代（契丹）刑法史论证》（《辽金史论集》第2辑）认为，有辽一代由于农耕与游牧社会的不同，以及社会发展的不一致，致使法律未能摆脱二元。

　　5.军事。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就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战争、武器装备和国防设施、兵学等问题作了论述。还有王曾瑜《试论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系统》（《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等。

　　（三）社会生活与文化

　　1.社会生活与礼制

　　关于辽代社会生活研究，张国庆用力最勤，发表论文多篇，并在此基础上撰成《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全面叙述辽代契丹人习俗并揭示出构成这些习俗的文化渊源，展示了这些习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辽代社会生活研究的论文很多，如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佟柱臣《辽墓画反映的契丹人生活》（《辽金史论集》第5辑）、陈述《围绕寺庙的邑、会、社——我国历史上的一种民间组织》（《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武玉环《试论辽代妇女崇佛》（《辽金史论集》第5辑）、《略论契丹人的衣食住行》（《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宋德金《辽金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金启孮《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1979年）、景爱《契丹遗风述略》（《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

　　礼制也是受到关注的课题。朱子方《辽代的柴册礼》（《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谓柴册礼本是契丹旧俗推选大汗的遗迹，但是随着封建进程的深入，逐渐变成了象征性的仪式。朱氏还撰有《辽代复诞礼管窥》（《辽金史论集》第1辑）、《辽朝契丹统治者的宗庙制度》（《中国民族史研究》第4辑，改革出版社，1992年）等。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宋德金《“烧饭”琐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王承礼《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契丹祭黑山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舒焚《辽帝的柴册仪》（《辽金史论集》第4辑）、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田广林《契丹葬俗研究》（《北方民族文化》，1992年）、《契丹祭祖礼俗研究》（《北方民族文化》增刊，1993年）等。

　　2.文化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设“契丹文化（附奚族文化）”一章，由冯继钦、黄凤岐、孟广耀、杜承武执笔。前三位作者另撰《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他们分别曾就有关专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提高，因而使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有了保证。马赫《辽代文化与“华夷同风”》（《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孟广耀《试论辽代汉族儒士的“华夷之辨”观念》（《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分别论述辽文化特点和历史地位及辽代华夷之辨观念淡化和消失过程。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认为，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充分反映了契丹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任爱君《契丹辽朝文化总体整合说》（《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增刊）分析了契丹文化的发展脉络。

　　以下介绍关于辽代文化研究中涉及较多的问题。

　　宗教。朱子方撰文多篇，有《辽代的萨满教》（《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6期）、《辽代佛教的主要宗派和学僧》（《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辽代佛教著作译考》（《辽金史论集》第2辑）等。游侠《辽代佛教》（《中国佛教》之一节，知识出版社，1980年）、黄震云《辽代的宗教文化》（《民族研究》1996年第2、3期）。

　　文学。向来比较沉寂的近代文学研究取得进展。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学出版社，1986年）分诗、民歌、乐府、散文四目选录30多首（篇），作了注释，并附作者小传。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是对清人周春《增订全辽诗话》二卷本的增补本。本书包括对周春《增订全辽诗话》的校点、笺注及整理者《新补辽诗话》，其篇幅较周书大为增加。此书在补遗、纠缪、考订上做了大量工作，征引书目达436种，不仅为研究辽代文学提供了丰赡的资料，而且对研究辽代社会生活也有裨益。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辽金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张松如在序中高度评价此书，称“论点明晰，逻辑严谨，资料详实，断案公允”。作者着意从辽金两代的文化环境来说明辽金诗歌的特质，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全书37万字。如果减少一些铺陈和枝蔓，会更精当。张松如主编《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论及辽诗。散篇论文有米治国《辽代文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舒焚《古典通俗文学中的辽朝》（《辽金史论集》第2辑）等。

　　史学。有杨树森《辽代史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2辑）、吴怀祺《辽文化中的史学价值再认识》（《辽金西夏史研究》）等。

　　语言文字。关于契丹字研究，本时期取得重大进展。从20年代至50年代，陆续出土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契丹文石刻，为识别契丹大小字提供了条件。一种意见认为庆陵哀册文字为大字，萧孝忠墓志为小字。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主张此说。另一种意见则相反。金光平、曾毅公《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附上引阎万章文之后）断定萧墓志为大字，庆陵哀册为小字。厉鼎煃、王静如、刘凤翥、陈述等支持此说，为目前通行说法。关于契丹字渊源，有源于突厥文、回鹘文及汉字三说。关于契丹小字的解读，近20年来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茀里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他们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状况，确定377个原字标准形，合并异体字后，约为350个，还把他们认为以前国内外学者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原字数从32个增加到130多个，占原字总数三分之一强，把前人释对的不到百条语词，提高到400多条，还分析了几十个语法成分，找出契丹语的元音和谐律，标志我国契丹字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此文后经修订，定名为《契丹小字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除上述作者外，贾敬颜、黄振华、沈汇、巴图等也有契丹字研究文章发表。

　　（四）民族、民族关系、辽宋关系

　　本时期民族史研究活跃，中国民族史与区域民族史专著相当之多，其中述及契丹民族及民族关系、辽宋关系者，有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

　　1.民族

　　赵光远《试论契丹族的青牛白马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分析了青牛白马传说与契丹族历史的关系。王禹浪《契丹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嵇训杰《关于契丹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分别就契丹称号、契丹与其他族同化等问题进行探讨。陈述《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收入《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王树民《略论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文史》第16辑），任爱君《契丹四楼名号考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契丹四楼源流说》（《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文，分别就其释义、本源及对契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等进行考述和探讨。周建奇《辽代契丹半丁零——〈辽史〉中的迪辇为高车丁零异译补证》（《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指出，辽代契丹的一些部族和姓氏名称、人名与南北朝时期一些部族姓氏名称有某种同源关系。赵振绩《契丹捺钵文化的涵义》（《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捺钵文化是动态文化，斡鲁朵文化是静态文化，二者互为因果，不是二元之文化，而是一而二、二而一之文化。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期，1956年）探讨了辽亡后契丹人的去向，指出很多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分别融合于汉人、蒙古人、回鹘（维吾尔）人、女真（满）人、朝鲜人。而直接承袭契丹人的部分，是现在的达呼尔（达斡尔）。近年又传出一个饶有兴趣的消息，在云南契丹发现了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经过数年实地调查，撰成《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根据历史文献、族谱、碑文、传说、语言文字等，综合考察了元朝落籍云南契丹将士后裔的历史和现状。这一成果的问世引起民族史界的极大兴趣，并将推动契丹史的研究。

　　2.民族关系，辽与五代、北宋关系

　　如何评价辽宋、金宋关系，是5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讨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对辽金在当时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问题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国内民族，辽金属于中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外族，辽金不是“中国”而是外国。与此相关联，在辽金与两宋战争的性质问题上存在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外族、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二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国内战争，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只有反动与进步，非正义与正义之分。三是认为辽金与两宋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与国家，经常进行战争，今天看来是兄弟阋于墙，家里打架。女真灭北宋是合乎规律的事情，本身是一件好事。经过讨论，已经很少有支持第一种意见者。

　　关于辽宋澶渊之盟，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在宋朝本可获胜和收复燕云的情况下，却订了一个投降的和约，对北宋来说是屈辱的结局。金石《重评“澶渊之盟”》（《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认为，上述观点不符合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事实，也不能正确反映历史上民族斗争与民族关系的本质。澶渊之盟沟通了宋辽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应予肯定。李一氓《读〈辽史〉——兼评〈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也支持这一观点。漆侠《宋太宗雍熙北伐》一文（《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则认为，不管怎么说，澶渊之盟对宋封建统治者来说也是一个城下之盟。

　　有关民族关系的论文，还有岑家梧《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任崇岳《略论辽朝与五代的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孟古托力《宋辽“南北朝”说考论》（《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3期）等。

　　（五）人物

　　关于人物研究的论著，李锡厚《耶律阿保机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是一本比较详细的阿保机传。罗继祖《辽承天后与韩德让》（《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2年第3期），最早从正面肯定承天后（萧绰）与韩德让的历史功绩。论述萧绰的论文还有尹承琳、许晓秋《萧绰评述》（《辽金史论集》第2辑）、田禾《萧绰与辽朝中兴》（《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等。

　　（六）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

　　关于辽朝历史地理，历来是受学者关注的课题，本世纪初有杨守敬《中国古代舆地图》，其中包括《辽地理图》。此后，刘师培、谭其骧、冯家昇、丁谦、傅乐焕、朱希祖等都有关涉辽朝地理考证之作。

　　本世纪下半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其中第6册为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参与此图编撰的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后来公开发行，改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郭毅生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边疆各图花了大量精力进行编制和审定（见罗尔纲为郭毅生《山海集》所作序言），并撰《辽代通州与安州城址考实》（《山海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等。李健才对东北及辽金地理研究用力甚勤，有《辽代宁江州考》、《续考》、《辽代宾、祥、益、威四州考》等，均收入氏所著《东北历史地理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撰《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章专论辽代东北疆域。

　　本时期辽代文物考古有许多重大发现，可谓美不胜收，已有不少论著介绍。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东北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冯永谦《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辽金史论集》第1辑）等，不再赘述。最近10多年出版的有关辽代考古著作有徐秉琨《辽墓辽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83年）、项春松《辽代壁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史树青等《应县木塔的辽代祕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盖之庸《叩开辽墓地宫之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等。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东北、华北地区的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如李文信、苏赫、苏天钧、项春松、李逸友、郑绍宗、徐秉琨、冯永谦、干志耿、孙秀仁、齐心、陈相伟等，长期从事以本地区为主的文物考古工作和历史地理研究，为拓展辽金史料做出了重要贡献。限于本文篇幅，不能一一备述。

　　（七）文献整理及其他

　　文献整理。有中华书局本《辽史》（1974年），初由冯家昇点校，继由陈述完成，是迄今最好的本子。叶隆礼《契丹国志》，由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3年），初由孟默闻点毕，继由崔文印复核、分段、校勘，并编“辽史人名清元异译对照表”附于书名。陈述在《辽文汇》基础上又经增益，改名《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是一部辽文总集。此书因存在疏漏舛误而受到指摘，但它毕竟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希望能有机会校勘重印。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是一部辽代石刻总集，收录刻文300余篇，其数量超出以往所有文编。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收五代两宋奉使辽金行程录37篇，其中使辽22篇，附有题解和注释。陈高华辑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对研究三朝的帝王和宫眷生活及政治、历史、风俗等提供了资料。补正表志之作，有陈述《辽史避讳表》（《辽金史论集》第4辑）、朱子方《新补〈辽史·艺文志〉稿》（《辽金史论集》第7辑）、阎万章《辽史公主表补正》（《辽金史论集》第1辑）、杨若薇、向南《辽史百官志辨误举例》（《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向南《辽史公主表补正》（《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辽史地理志补正》（《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辽史皇族表补正》（《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2期），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4期），蔡美彪《辽史外戚表新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等。

　　工具书。有《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邓广铭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这是两本比较好的断代史辞书。曾贻芬、崔文印编《辽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

　　论文集。主要有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辽金史学会主持编辑《辽金史论集》1-5辑、7-9辑，宋德金等编《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还有孙进己等编大型资料集《契丹史论著汇编》（1988年）等。

　　译著。主要有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邢复礼译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八）西辽史

　　关于西辽史，从清代至本世纪40年代，我国学者在整理史料、考订史实、译注国外著作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如清钱大昕撰《西辽纪年》（《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丁谦《西辽立国本末考》、《西辽疆域考》、《西辽都城考》，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唐长孺《耶律大石年谱》（《国学论衡》1卷7、8期，1936年），岑仲勉《读西辽史所见》（《金陵学报》4卷2期，1936年）等。梁国东《西辽史》据俄国布莱资须纳德《中世纪研究》中有关西辽部分摘译为中文，并详加注释，于3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于1955年再版，增加了新版前言和附录）。

　　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西辽史研究比较沉寂。仅见陈述《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述及西辽。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一些刊物陆续刊出文章，就西辽史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如赵俪生《西辽史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韩儒林《关于西辽的几个地名》（《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邓锐龄《西辽疆域浅释》（《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走史地杂考》（《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过程及纪年新探》（《辽金史论集》第1辑）、柴平《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钱伯泉《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大食与辽朝的关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辽朝与喀喇汗王朝关系史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等。此外，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杨树森《辽史简编》、舒焚《辽史稿》等均有章节叙述西辽史。

　　对西辽史进行系统研究而且成就最大者是魏良弢，其成果集中反映在《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两书中。前者梳理中外西辽史料、文献及研究情况，考证纪年，叙述政治、经济、疆域、民族、文化等问题，对许多史实有精心考释。后者是在前书基础上写成的，着重阐述西辽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勾勒出西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轮廓。考证缜密，叙事详实，标志西辽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魏良弢还撰有《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一度为西辽属国的喀喇汗王朝作了全面论述。其体例与《西辽史研究》略同。纪宗安发表论文多篇，并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出处：历史研究19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