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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明初小说反映的伦理道德 ...

  •   一、《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明初小说中反映出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矛盾
      产于明初的小说《三国演义》受中国封建儒家思想及当时程朱学说的影响,小说中无时不反映出忠君、孝父、仁政的思想倾向,那时的伦理道德无疑成为人的本质特性。从整篇小说中所反映出的“拥刘反曹”倾向,就可窥视出作者已经在用伦理道德判断来代替了历史的客观判断,作品中反复强调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是“大汉亲系,仁义布于天下”,而曹操则是吴姓之人,“挟天子已令诸侯”这种倾向正是封建统治思想及用伦理道德来刻画人物,而事实上西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此时用一个政权去代替另一个政权,改朝换代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曹操在这一历史变革中无疑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况且曹操的确为一位有才华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反之刘备就才能而言不及曹操,而作者为何把思想感情及同情心寄予刘备,这显然是伦理判断临驾于历史判断之上的原因。
      《三国演义》中反映出的“节义”关羽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人物形象。“义重如山”是他性格内涵的核心。他的义不仅表现为对刘备、张飞的忠肝义胆,而且还表现在斩颜良诛文丑。华容道释曹操,但是正是在作者所刻画的这一人物身上,又体现出一种矛盾,斩颜良、诛朱文丑对曹操表现了义,可正是这个义几乎使刘备丧生于袁绍军营之中;华容道对曹操表现了义,却正是这个义,使关羽几乎认敌为友,为曹操提供了卷土重来的机会,使诸葛亮的立千秋大业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与其说是作者的思想在此处发生了冲突,还不如说是此时已用伦理道德判断取代了政治判断。《三国演义》中的“忠君”思想是作者极力想表现的。关羽千里走单骑,赵云舍身救阿斗,诸葛亮鞠躬尽瘁辅后主,典韦乱抢之中救曹操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但是在刻画张松这一关键人物时,作者又陷入了忠君伦理和政治利益的矛盾之中。张松卖主献图是政治上的成功导致了伦理上的失败。为此作者按照为臣者“各尽其忠”的伦理原则,毫不客气地把这位本属于刘璋的臣僚斥之为卖主求荣,并不无讽刺地嘲笑张松之死“来观玄德兴王业,先向成都血染衣”,作者殊不知在讥讽嘲笑之余是否想过已自相矛盾。“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何况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于四海,休道占据川郡更代正统,而郡帝位亦不分外,这一出自张松之口的言论无疑是作者思想的写照,况张松所献之图对所谓“正统的蜀汉政权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三国演义》中从刘备身上充分体现了“仁”在庞统献策取“四川”一节中作者就刘备不忍图谋刘璋有诗赞曰:累劝收川意已深,谁知玄德尚沉吟,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军尧舜心。从看重“仁”轻视“利”的角度肯定了刘备效法尧舜,推行正道的仁君。而就刘玄德携民渡江这一情节,引他人评价说:“刘玄德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其所以结物情者,其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刘备光是仁义信义布天下,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他占有人和,虽然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是以仁道伦理为代表的蜀汉集团却以悲剧告终。而以霸道为代表的曹操集团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三国演义》悲剧结局和客观描写向人们表明“仁政”不过是体现人们美好憧憬的水月镜花。伦理道德更不是主宰历史,振救社会的救世良方。在封建社会中,理想的力量远远不如现实的力量来得那么强大。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历史的进程中显得苍白无力,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终于战胜了忠孝仁义,礼让诚信的理想观念,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逻辑。
      《水浒传》作为《三国演义》同一时期的创作,他们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却体现了同一特点,用伦理道德的观点来分析评价人生与社会,且《水浒传》中的忠义思想较《三国演义》体现得更为鲜明,“全忠仗义”“替天行道”就是梁山义军的宗旨和纲领。在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头领中象宋江、晁盖、林冲、武松、鲁智深等忠义之士都是作者极力颂扬的对象,而高俅则成了不明道德、全无人意的奸臣,尽管作品的感情色彩是鲜明的,但小说的悲剧性的结局已经折射出全仗忠义的伦理道德,本身就存在矛盾。以宋江这一梁山头号关键人物为例,处于“义”他置身法度于不顾,私放了晁盖,当晁盖们擒何涛俘黄安上梁山后,他又着眼于对朝廷的忠,认为这是“犯了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为了梁山的“义”他在盛怒之下杀了阎婆惜,但杀惜之后,宁可浪迹江湖,吃尽流离之苦,也不可投奔梁山,不愿上逆天理,下为父教,作不忠不孝之人,为了从法场被救之义,为了生存,他走上了梁山,挑起了梁山起义的重担,但又有“借得山东烟水寒,买来凤城春色”、“专图招安”。宋江等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最终“神聚蓼儿洼”的悲惨下场充分的暴露出本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忠和义”这一孪生兄弟在这时有了矛盾,对友的义是对朝廷的不忠,对朝廷的忠却是对友的不义,这种矛盾如其说是伦理道德内部的矛盾,还不如说是伦理道德与政治间的矛盾,终以诚信这类为作者所讴歌的伦理道德在那个“冠屡例施,大贤处下,不孝处上”的悖谬社会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不愁!作者在此无限哀愁,表现梁山英雄悲剧的同时,还表现出对忠义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反思与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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