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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行前的伪装 ...

  •   指数型上涨是近年中国赴美留学生的趋势,稳步回升是可喜可贺的海归潮,这背后可以解读为美国经济疲软就业形势严峻,也可以说是政策红利的支持。而我,从来不相信自己是受大趋势影响的人,我以为自己可以逆流而上,在这个暑期从曼哈顿最高的写字楼上眺望东河。可是一切都被堆满拒信的邮箱打败,某天心灰意冷的我,买了张回国探亲的机票,等待出发日的到来。

      今天早上醒得格外早,正赶上日出过后太阳最灿烂的时候。我迷蒙着眼睛躺在床上侧过脸去,不知道让透过百叶窗的阳光晒一下,低落的心情可会好点?

      才估么着该起床了,闹钟就响了。我穿好衣服站在阳台上,几只海鸥在东河上空盘旋着,河的对岸是光怪陆离的宇宙中心——纽约曼哈顿。

      伸个懒腰继续向南眺望过去,依稀可以看见坐落于第五大道33街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塔尖,这个自带背景音乐的著名景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以纽约为主题的众多歌曲中,最能让居住在大苹果的留学生产生共鸣的就是那首《帝国之心》(Empire State of Mind),尤其是当歌里苍白的女声开始咆哮,“纽约——这钢筋泥土搭建起的丛林,这梦想着陆的丛林”时,所有华人纽约客都会心一笑,抬头看着摩天大楼高耸入云,却不敢为这美景而放慢前行的步履丝毫。

      20世纪有位法国的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他在《我们只活此生》(We Have Only this Life to Live)中曾经写过,“纽约的天空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广厦高楼将她推得很高,不可企及的高度。她纯净而孤独,像个安静的野兽一般守卫并观察着这个城市。” 而那可是六十多年前,当这梦想丛林还没有被推得如今这般直入苍穹时。

      当然了,这位哲学家更著名的还是那本《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想来这么有格调的书当然不会是我自己找来看的。

      我记得,那时我还在北京念大三。有一天我如约去图书馆找大学好友夏然,准备一起去学校的集天小吃改善伙食。当时她还需要十分钟看完《合同法》的某个章节,于是我便随手拿起她桌上的《存在与虚无》,也就看到了我到现在都没法弄清楚的所谓“为他之存在”(Being for others)。那时幼稚如我,总以为自我的存在只依附于自我,却不曾想到总也逃不出在他人“注视”下存在的命运。如果真能参透三分,说不定我也不至像现在这般自怨自艾。

      “是啊,我没找到暑期实习,我是Loser(失败者)。”

      如今,生活在全球最繁华都会纽约市的我已不再是那个混迹于学院路的大学生,可我也深知, “王琛,其实你配不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不是吗?”

      如果说没找到实习这件事的挫败感带给我三成的打击,那么此刻的坏心情则与另外七成更加密切相关,也就是如何在国内的朋友中维持自己光鲜的那一面。

      想到这儿就乌云笼罩。

      不知不觉的,我发现自己因为心情处在低潮期太长的时间,全然一副厌世的心态。不管怎么样,还是得把这副loser(失败者)的内心绪语收一收,用冷水洗把脸,做好准备起个纽约范儿,24小时后就要横跨太平洋回北京了!

      哦不,应该和太平洋没什么关系,纽约飞北京是极地航线,那可免不了该死的辐射了。虽说我知道辐射损伤量一定很低,但内心的焦虑恐怕又是要到飞出了北极圈才能平息。

      这种焦虑与生俱来,从我出国起开始变得严重,比如我今天明明是傍晚的航班,可昨夜起床看了六次时间,更甚的就是起床后拿着行程单上的日期,对着手机日期确认了不算,还是要打开公寓门拿了当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再次找到日期确认,“2012年5月10日,OK,没错。”

      随便翻了翻报纸,看到一篇题为《中国将对境外审计事务所进行本土化转制》的文章,抽出这一页装在包里,准备抽空仔细看看。每天《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实在无法做到篇篇都看完并且吃透,但涉及到中国的文章我总会花时间读完。

      “万一明年毕业海归了呢?”尽管极力想要留在美国,但谁也说不准明年的就业市场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收起那些对北京过往的怀念,我认真地洗了把脸,化了一个淡淡的裸妆,决定在晚上的航班前先利用白天的时间去吃个早午餐,再补齐回国购买清单上的最后几样东西。

      预估今天时间还是很紧的,我快步走到了电梯,正巧碰到了住在我们对门的芭切莱特女士。这位女士可是我住上罗斯福岛上遇到的唯一一个名人,她是智利的第一个女总统,卸任后在联合国妇女权能署工作,也是我非常敬佩的女性领袖。

      之所以知道这些,多亏了我的室友林菀。据她说,有一次她在准备下楼健身的时候碰到芭切莱特女士在用西班牙文打电话,就等她电话挂了也用西班牙文搭讪了两句。

      谁知这位慈祥的老太太非常热情,和她一直聊到了楼下,被我们的门卫看到。送走了老太太,林菀被门卫叫住,“嗨林菀,你要去健身吗?这儿有一个你们公寓的包裹等会儿来拿吧!另外……你认识芭切莱特女士?”

      林菀一头雾水,经过门卫的八卦才知道我们这个叫做“曼哈顿公园”(Manhattan Park)的公寓楼里,可住着不少联合国的要职人物,“还有你们中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门卫一脸的装腔作势。

      话说回来,我曾多次想要试着和芭切莱特女士搭话,告诉她作为一个力争上游的女性,非常崇拜她的经历,也尤其感谢她对全球女性权益作出的贡献。无奈太过羞涩,每次见面都只好意思简要寒暄、聊聊天气。

      “更何况我连暑期实习都没有,还谈什么女性崛起啊。”

      走下公寓楼,漫步至东河河畔,我突然就有些不舍了,不舍我住了大半年的公寓,更不舍这片充满魔力的热土。

      虽然名叫“Manhattan Park”,但我们的公寓楼却是建在罗斯福岛(Roosevelt Island)上的。罗斯福岛坐落于纽约东河,地处曼哈顿东侧,是一个狭长而幽静的小岛,笑看对岸的喧嚣。因为交通便利,一站地铁就可以到曼哈顿东区中城,是很多在对岸工作的人的居住首选,包括第一大道48街的联合国总部。这个岛最为人所熟知的地方,是连接小岛和曼哈顿的缆车,它曾经出现在《蜘蛛侠》第一部最后高潮的决战场景中,而这个缆车也一直辛勤工作到了今天。

      “那么今天就坐缆车出行吧!”

      坐在晃晃悠悠的缆车上,我无暇顾及东河两岸的风景,只在心里盘算着早午餐前先去上东区的Ladurée(音译:拉杜丽)买几盒马卡龙带回国给爸妈吃,不过因为这东西求一个新鲜,所以安排在了出发前的最后时刻。

      下了缆车走到麦迪逊大道,沿着街向东走去,快要走到70街时,看到一个拎着Ladurée抹茶色纸袋的金发女孩,她脚上的那双Nicholas Kirkwood 2012 春夏新款真是让我看得心里痒痒的,真心喜欢这种小众的时尚品牌,有腔调又不会烂大街。有时候我挺佩服自己,才来到这个时尚之都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对各大品牌如数家珍,只可惜真正舍得买的,也就那么区区几个轻奢和小众。

      眼馋着这位姑娘的靴子,在和她擦肩而过时,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只听到她对着电话里焦急的说到:“是的主编,我还有十分钟就能到了……对,没错,20个马卡龙全是覆盆子口味。”

      原来是时尚杂志工作的姑娘,突然有种《穿普拉达的女王》的即视感。

      接着在Ladurée店里等候店员包装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第一次吃马卡龙的经历。去年秋天刚来纽约念书的时候,恰巧赶上纽约第一家Ladurée开门,我排了两个小时队才买到。当时那么执着,是因为出国前在家刷微博,看到我另一个大学好友程盼盼在那个暑假去了巴黎,并且在微博上发了一张香榭丽舍大街上买Ladurée的照片。

      “不知道程盼盼在伊萨卡(Ithaca)怎么样,她可是我们几个中唯一一个常春藤。”我突然想到这个运气一直很好的胖姑娘。

      买好了东西往回走,我又钻进了53街的Le Pain Quotidien,一家气氛很慵懒的餐厅,点了一个烟熏三文鱼,边吃边反省自己。每次想到自己周围的人有多优秀,我心里就仿佛有个被惶恐笼罩的小人,不知道该羡慕还是该嫉妒。再加上春季学期过后我并没有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到实习,索性买了机票回家探亲,也就导致了从买了机票到现在临行前,我一直在纠结如何向北京的朋友们解释突然回国的决定,自己也处在一片低气压中。

      “早知道就不要在北京停留,直接机场转机回深圳就好了。”心里这样想着,我气鼓鼓地把那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狠狠揉成团又摊开再揉成团,以此发泄心中的不安。邻座的老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我猛地回看过去,他尴尬地对我笑笑,假装没事的样子看向窗外。

      其实像我一样没有找到暑期实习的留学生不少,一部分早就定了机票回国,一部分索性选了修夏季学期。虽然我目前所就读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简称NYU)史丹赫学院(Steinhardt School)名声和排名都很不错,但学传媒的我在当地就业市场因为语言文化的关系,并不占什么优势,所以很羡慕那些学金融、会计和计算机的华人校友们。当然,另外一部分原因是我太看重实习公司的名声,总想找个时代华纳(Time Warner)之类的大公司实习,可却没那个竞争力,也就造成了现在的高不成低不就。

      回到家中继续打包,下午时分,纽约华人租车服务商——金马租车如约而至,不出一个小时,我就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办理乘机手续了。

      因为前一晚没睡好,一上飞机我就开始昏睡。等到醒来,这段长途飞行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空姐开始推销免税商品,我也就随意翻看着产品名录,同时想着回去要见的朋友里还有谁被我落了没准备礼物。想来想去,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没准备的也没打算见,就只有一个人还在待定名单上——裴蓓。

      裴蓓是夏然去年刚回国找工作期间的室友,因为夏然只用了一个月就很快落实了在Wood & Schmidt(伍德施密特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也就自己搬去了单身公寓,但她们一直不咸不淡的继续联络着,我打电话给夏然时也总能听到有关裴蓓的八卦,比如,最近她出版了一部小说。

      这可是我周围第一个出书的姑娘,要不回了北京就让夏然把她叫出来聚聚,看看这个新晋女作家有什么能耐。

      于是我抽出了钱包里的信用卡,买了一瓶淡香水,L'Eau de Chloe,香水瓶颈上的浅绿色丝带十分可爱。

      “你的钱包真漂亮!”这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美国空姐微笑着一边帮我刷卡一边对我说,“哦,谢谢。”我漫不经心地回应着,把玩着这个黄色的Ted Baker钱包,其实没人知道钱包闭口处蝴蝶结上的小装饰早就被我摔坏了,是拿万能胶粘上去的,一直舍不得换,反正也看不出来。

      把信用卡收起来时,我的目光聚焦在了钱包里的一张合照上。照片里,三个穿着学士服的女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门口笑得格外灿烂。那是2010年,夏然、程盼盼和我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后一起在校门旁边照的。

      那一年毕业后,夏然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读LLM(美国一年制的法学进阶课程),程盼盼放弃了法律专业去了康奈尔大学读商科,而我,也一样放弃了法律专业。那时我一心想着换专业读传媒,却没有收到心仪学校的录取,被家里安排到央视工作一年,同时继续申请来年的硕士项目,与远在美国的她俩隔海相望。

      2011年八月底,夏然经过一年的美国法律教育学成归来时,我已经收到了纽约大学Steinhardt学院传媒硕士项目的录取,成为了她的校友。我出国前在北京短暂停留的那两天,我们匆匆在大望路新光天地的鼎泰丰见了一面。当时距离我们毕业最后一次见面仅隔了一年的时间,但她却出乎我意料的消瘦和疲惫。要知道念大学的时候,她可是一直健身并且饮食健康,脸也总是红扑扑的。

      “天呐祖宗,你现在怎么这么瘦啊?怎么减的呀?”我惊讶地问道。

      她不紧不慢地把一个Kate Spade黑色手提包放在身后,眨巴着她的大眼睛笑着说:“回国前一直在忙着考Bar(美国州级律师资格),太累了就瘦了呗。”

      “哎呀你可得注意身体。话说你这个小黑包还挺好看的,这牌子国贸商城前几个月才开幕,定位轻奢却基本都好几千。”去年的我对于奢侈品的态度还处于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态度。

      “我在纽约附近的Woodbury奥特莱斯买的,可便宜了,合人民币才一千出头。咳!等你去了你就知道了,都是白菜。”夏然从大学起就对所谓时尚一点也不感冒,她解释说要不是为了回国面试需要个黑色的包,她才懒得把钱花在这种消耗品上,“毕竟读了一年LLM可是花了不少家里的钱,现在找工作看到月薪一万以下的根本不敢考虑。”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就是新闻上说的当代海归的困境吗?我并不以为然,因为夏然一直是我们三个好友中最勤奋的,而我当时还相信天道酬勤。

      接着又聊到她为了考试报名了一个叫Babri的培训,然后在高压下一直没有来月经。“真的崩溃了好吗琛琛?七月份考完的,现在都快九月了,还没有来呢。每周都去医院报到。”她轻松地自嘲着。

      我记得那次我带着满满的告别仪式感吃了好几笼包子,听着夏然讲授有关纽约大学的种种,还有她在纽约生活的心得,看着她语调轻松地诉说着在纽约学习生活的不易,我暗自下定决心,“王琛,你一定要比夏然还拼。”

      后来我们再次联络已经是2011年11月的时候,趁着感恩节假期在奥兰多环球影城疯玩的我收到了她发来的邮件,说她通过了那个纽约律师考试,只要来年回纽约宣誓,就将正式获得纽约的律师资格,也因为此,她成为了她们律所最年轻的Associate(法律顾问),那可是全球排名前十的Wood & Schmidt。

      想到这里,我更加自觉没有脸回去见她,尤其在北京的两晚还是在她家暂住,可就在这个时候,飞机广播通知,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落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

      好吧,被迫收起失败者的不得志,装出一副纽约客的傲娇面孔:

      “北京,我回来了!”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临行前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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