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二章 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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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小童从他身后窜出，踏着大理石台阶，小皮鞋“笃笃笃”地往上跳了一段路，又“登登登”地折返，落在他前方七八步远处，臂弯高举，手拢在嘴边：“穗哥，穗哥，快来啊！”①
大片大片的木棉花飘零而下，花汁子被雨水沁透，三月羊城，遍地彤染。他与小童，隔着漉漉台阶绒绒密雨，他往前一步，小童就远一步，望不穿这不算漫长也不算久远的时空，广州看不清他的面容。
“穗哥，穗哥，我等着你，你快来啊！”
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阿鹏，我已在路上了，慢些，别摔着！”
这是谁的声音？是我吗？我的官话，何时讲得这么好了？阿鹏……又是谁？广东城主里，并无名中有“鹏”的……
木棉花连瓣带蕊被风雨翻卷成残屑，碎乱旋成赤朱丘岗，殷红涸作绛黑，肥沃洒出嫩芽，碎碎青青，满满高高。尾梢点点落黄，干木缕缕褐焦，枯叶被风一捋便轻易迸脆于土，又有一茬一茬新芽顶出来，一茬一茬的新草……
那小丘就等在台阶尽头的山岗上，广州依稀记起，他不常来这，这样的地方，他只会每年的清明来一次。
可是，这到底是哪里？
我的羊城，我的花都，我的广州，何曾有过这样的地方……我又何曾每年清明节来到此处……②
羊城无严冬，年年岁岁木棉红，又是一年的早春，薅下，烧炙，浇筑，挽成绵绵红毯，终于有路了。步伐迈动，沿着长长的台阶往上攀升，台阶是那么高，那么长，那么那么红，一直一直铺到天上……
小童跑进了青色小丘背面，方方的石墙隆起，将小丘簇拥在了中间。
一方青白巨石被人锤入小丘前，凿在石上的字却被散散的柔光遮了。他睁大眼睛，想要看真切那些字。那些字，每一个都如拳头般大，可是，他看不清……那些字到底是什么？他伸出手，如同盲人般梳理着那些文字，横竖竖横，竖横竖横竖横，一撇一点，黄……
“阿鹏！”刚刚摸完一个字，他听见自己叫道：“别玩了，快回来！”
“穗哥，穗哥！我在这呢！”小童的声音从远方来了，响亮得惊起停驻在松柏上的一弧雀仔，在广州耳中，却远得就像空着层水波那般：“我数了下，一共有二十四樽小狮子！为什么是二十四，不是七十二呢？应该是七十二才对啊！”
广州的声音解释道：“二十四是虚指，不是指二十四位。也不应该是七十二，要纪念的，远远不只七十二位。”③
他把捧在手上的一束□□奉在了祭坛前。双手合掌，肩胛骨向前蜷起，手举高，升到眉心，祈祷。而后垂下手，朝着埋葬着忠骨的青山，弯腰，起身，弯腰，再起，最后一次弯腰，静默地立在碑前。
他深深的，鞠躬三次。
青山有幸埋忠骨，忠骨，忠诚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而非某个家族，某个人。
“多谢。”他喃喃念着，“幸好有你们，已经……”
汽笛打鸣了，高亢而嘹亮，他猛得睁开眼，眼睑因为紧绷而颤动，瞳孔渐渐收拢，1911年12月黄浦江边一艘汽轮卧铺的天花板跃入焦点。
“穗先生，上海到了。”
香港穿着背带裤，戴上一顶灰线格子的鸭舌帽。抬头仰望着上铺的广州，从他的眼神中，广州读出了几许踌躇，香港的神色似曾相识，然而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捕捉不到其它，是错觉么，他想。广州从欧洲匆匆赶回时，汽船过境香港，听闻广州在船上，镇守香港的城主便上来了。虽然在港华人和华侨一直在资助革命，可港英当局一直小心翼翼，担心被革命党反噬，也不希望得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不愿让香港成为革命的庇护所，自然也不乐意多见香港和革命党的话事人扯上关系——但是香港还是执意跟来了，挂名在了某家报馆，端着照相机来的。
“我仰慕孙先生的会党。南北议和这样的大事，不可错过。”一百多年前的香港把右手按在左胸上，说道：“毕竟，我也流着中国人的血。”
……“也”。
广州说，好。
那时的香港不如上海成熟，却比上海沉稳得多。多少年来，他一直痛惜与怜惜这个孩子。在琦善和义律私下签订条约后，香港岛便被割让，后来新界与九龙又被英国收入囊中。隔着深圳河与罗湖桥，他看着香港一点点发展。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和福建人越过罗湖桥到达新界和九龙，又坐船前往港岛。这些未来的香港人，走过由英国将领命名的道路和公园，又在以英国女王命名的港湾里泊船，往返于港府和省府之间，学会了讲粤语和用粤语注音的英文。路旁竖起怪异的汉译，“不准企立！”“步行企止！”
他所乘坐的帆船——后来是汽船经过大鹏湾到香港时，每隔几年，就有一头孤独的鲸，跃出海面，问道，“现在是什么年月了？”他回答道，“咸丰十年！”“光绪廿二年！”“光绪卅二年！”
鲸以喷泉垂垂落下的彩虹作为报偿，又长长地吟啸，哀婉的鲸歌却如同叹息。“早着呢！我等着他来！”鲸落回海里，在溅起的白浪中，恹恹地游向深蓝。
每次见面，他总想问香港，你过得好不好？却没有勇气开口。
广州对南粤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比其它首府对省内城市的责任感强得多，他不是南粤地区最年长的城市，却是最成熟，最见多识广的城市。早在毒品贩子战争爆发前的几百年，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下了南洋，往西航行去过印度，甚至翻过阿拉伯海和地中海，到达了意大利和法兰西。他在檀木箱子里装满瓷器，又用茶叶和香料填充缝隙，把“赛里斯人从树叶中剥下的精美羊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卖到罗马，又从那里带回西洋镜、羽毛笔和留声机。亚罗战争爆发前，广州十三行就有大量的传教士和洋商，他不仅会讲英语，还有法语和西语、葡语……
番鬼水兵们来到新豆栏街，就着肠粉和杨枝甘露，要了一份“广州火药”——英国皇家海军的三大传统朗姆酒、鞭刑和那个什么，朗姆酒在广州和本土香烟结合成的饮料可以缓解鞭刑的疼痛，大醉之后疯狂的水手们又互相延续第三种龌龊的传统。
他自信，既然自己在这种鱼龙混杂的环境里能够好好过，那么力所能及之处，照顾香港也是可以。
“穗先生，我能照顾好自己。”某一天，香港对他说。“我还可以帮你们。”
对他说这句话的，不仅是香港，还有澳门。
一个疑惑从广州的内心升腾而起，他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支持中国革命？”
问出这句话是要承担风险的，倘若他们内心不够坚定，便会被动摇。但是广州想知道他们的想法，一个被英国人统治，一个被葡萄牙人统治，另一个国度发生的事，与他们无关。
一百年前的香港答道：“有孙中山先生，有黄兴，有这么多的人担忧着中国的未来，为了国家的命运前途四处奔走，中国的孱弱，只会是暂时的。终有一日，中国将赶走鬼佬，那时治理香港的，将是香港人自己。支持孙先生的革命，便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广州凝视着香港的眼眸，深蓝的波涛是维多利亚港，以英人的女王命名。
他分明知道答案，但是想再度确认香港的心意：“倘若没有鬼佬，就没有现在的香港。”
香港答道：“用别人的资源建设起来的城市，可以少走弯路。但是，香港人在英人治下，永远都只会是二等公民。除非我能够长出黄头发和白皮肤，否则，我不会真正得到他们的尊重，永远，都有一层玻璃天花板悬在我的头顶。我感激为了建设香港来到他乡的英国人，可是我想要有一天，当英人来到我的土地时，是作为其它国家的公民，而非是占领者。”
广州说，好。
戊戌变法流产以后，广州作为当年的发起者，被悬赏通缉了，那一次香港划着小船，将广州接到了自己的城市，然后送他去日本避难。广州起义之后，他再度被通缉，这一次港督制止了香港，拒绝广州入境。
“我不想为了这件事开罪清廷。”港督傲慢地说道。“收留了他们这样的人，就等同于和一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为敌。我们还需要清廷维持中国的稳定。otherwise，不好做生意。”
那一次广州取道澳门，然后隐姓埋名去了英国伦敦。不久后，武昌起义的消息，就传到了他的身边。④
他没有立即回国，多年来历次起事，总是希望与失望交织，将死未死的清廷依旧掌握着国家机器，立宪派的垂死挣扎总是能够给这个国家续上一两口气。革命者的热血撒在了地上，然后被雨水冲刷得了无痕迹。
“开明的立宪派比那种顽固派更难缠。”他对来拜访他的上海说：“他们至少还晓得培养青年和编练新军，用西方的坚船利炮去维护这个垂垂朽矣的帝国。”
年轻的上海乐观地笑道：“他们用新式教育培养的青年越多，就有越多的人看清这个帝国的真面目。每一个他们送出国门的留学生，回来都对这个帝国倍感失望。即使没有参加革命，青年们依然在救亡图存，等到他们发现那些老顽固在扯他们的后腿时，只待一个契机，就会转投我们的阵营。”
广州想起了北京。他分明是一副青年的外貌，内心却是一座三千多年沧桑的古城。
很久很久以后——其实也没有很久，只是民国建立了十几年后的事。某个夜晚南京与广州把盏言欢时，他对广州说：“燕然只是太执着了，自尊心又太过高傲。其实许多时候，他内心所想与我们相差并不大。每位城主或多或少都会被当地的最高长官召见，他们会参考我们这些老居民的意愿。而身为帝都的守护神，他与我们不同的是，历代帝王也会想听听他的想法，甚至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参与决策。而在这个国家的权力中枢身边久了，那种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实比我们要强许多。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考虑的，其实比我们要更全面。可是，被逼着革命和主动‘革命’是两回事，他已经尝过了主宰一切的，权力的滋味，倘若日后他都要过着一种被我们这样的同类领导的日子，那么他宁可一条路走到黑，拼个鱼死网破。此时，需要给他一个台阶下。”
他想，南京永远都能摸透北京的想法，这种联系真的很奇妙。
当武昌点燃的火苗在十月的秋风中蔓延到了全国，南方十七省纷纷附和，北京被逼到谈判桌上时，广州并不明白北京的想法。他的内心被一种狂热占据，他是革命家，然而却一直被称为口头革命家，因为他许许多多救亡图存的梦想还没有哪怕实现一个，如今最大的那个梦想就要实现了。
他下了汽船，曾经在维新运动中与他并肩作战的友人长沙为他披上了绒黑的大氅，皮毛油亮，他的神采更加飞扬。
围在码头等候多时的记者纷纷问他，“陈嘉穗先生，您是否会推举孙先生做皇帝？”“陈嘉穗先生，您能否解释为何中国的叛乱会有外国资助？是否这场叛乱是外国的阴谋？”“陈嘉穗先生，据说孙先生在日本包养了一个女子，是否是真的？”
他笑着挥手，推开这些人，坐上了开往上海市英租界市政厅的黑色小轿车。当他在走廊里匆匆前行时，北京在南北议和会议上的讲话，正到高潮。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第二章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