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情事（原：汉代女子奇情录）》林十二

2、 一、陌上谁家少年郎

　　大约公元前178年，在巴郡安汉县（即今天的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的一户姓司马的小富之家，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孩子将来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什么用大约呢？因为在有记录的史料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人出生的确切年份，都是后人根据他成年后的活动轨迹大致推算出来的。
　　他的降临让父母欣喜不已。看得越重，反倒越不敢说，于是，父亲小心翼翼地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犬子”，相当于狗剩、二蛋之类的，也开启了后人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的先河。这位犬子长大后，取字长卿，又因为仰慕战国时的蔺相如，而给自己改名为相如，全名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有口吃，据说是六岁时开始有的，并且，这个缺陷伴随了他一生。口吃都是后天形成的，根据司马相如产生口吃的年岁，可以判断出他的家中人并没有口吃，否则他会更早有。而六岁正是开始启蒙的年纪，所以，极有可能是跟同窗学的口吃。见微知著，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司马相如从小聪慧，学习能力特别强，还是个聪明的熊孩子。
　　这个聪明的孩子，开蒙后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念书的进展比其他孩子快得多。不过，熊孩子总不会让人太省心，进学一年多后，他向家中提出了练琴和习剑的要求。这样的表现让他的父母半是欢喜半是忧。欢喜的是司马家后继有人，有望重振祖上辉煌；忧的是在蓬安县这样偏远又未开化的小地方，很难寻得到名师教导。
　　司马家祖先是有来历的。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便在天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这些土豪们大都是原来的领主和富商大贾，在当地兼并土地，通过放高利贷强迫贫民为奴隶，为霸一方，是秦统一大业中的不和谐音。秦始皇将这些土豪拆开打散后，迁了十二万户到咸阳放在眼皮底下盯着，另外分流了一部分到巴蜀等地。司马家的身影也在被迫迁徙的大军中。
　　司马相如的祖父辈从燕赵之地经关中走到古蜀道，沿着嘉陵江南下来到了安汉县，见这儿山清水秀、土地肥美，就此停下了脚步。当初的停留是因为累了，所以想尽快安家。可现在涉及到了下一代的教育，未免觉得当时的决定有点仓促。
　　司马的父亲幼时经受过上千年中原文化风的熏陶，在他的眼中，不止安汉县，连整个巴郡吹的都是蛮夷风。
　　怎么办呢？一切为了孩子，还是尽量往相对繁华的地方去吧。经过全面思量后，父亲将目光投向了蜀郡成都。
　　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在司马相如十来岁的时候，终于举家搬迁到了成都，户籍也落到了成都。《史记》和《汉书》中说司马相如是“成都蜀郡人”，主要取材于司马相如的《自叙》。这个《自叙》类似今天人们上大学或找工作前的自我介绍。
　　曾有人质疑司马相如出生地的真实性，理由是他为什么不提自己的籍贯呢？对于前者，在北周时所修的《周地图志》和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地理志》中，都有相如县的相关记载，而且，相如县这个名称自南朝梁开始一直到明朝初年结束，共存在了900年左右。至于后者，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在西汉乃至东晋之前，人们对籍属的概念和现在不同，故乡意识和出生地的意识相对淡泊，户籍的概念更加强烈：其二，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从小就从欠发达的A地搬到相对知名繁华的B地，那当他成年后外出求学或工作时，向别人自我介绍时肯定会称“我是B地人”，除非别人追问，否则不会多此一举地加一句“我出生于A地”；其三，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安汉县的生活没有给司马相如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以致于他并不想提起，例如之前提到的口吃。
　　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和魄力让司马相如日后受益匪浅。在成都，有了更好的老师指点他习读经义诗书，家中也为他寻到了合适的人教授剑术和琴艺。更为难得的是，他在这儿结识了一批同窗，其中叫王吉的一位成了他的铁杆粉丝直至终生。
　　当司马相如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所有学业的他达到了傅籍的年龄。所谓“傅”，是指成年男子达到服役年龄，必须著于名册。停止服役称作“免老”，汉景帝时的免老年龄是五十六岁。按照当时的规定，在漫长的三十多年间，成年男子都必须先服两年兵役，再每年服一个月的劳役。一旦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还必须做好随时随地被征兵的准备。
　　有没有人可以不用服役呢？当然有，还有两种，分别可以“复其家”和“复其身”，前一种达到要求后能免除全家的兵役和劳役，后一种满足条件能免除自身的兵役和劳役。不过，因为条件比较严苛，外来户司马家俱不在此列。
　　好在，还有第三条通道：可以出钱雇人代为服役。在有钱人看来，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大事，可对于此时的司马家而言，这就算摊上事儿了。当年，司马相如的祖父辈迁居到安汉县时，得到了政府授发的一百亩田和九亩宅基地的标配。与祖上豪富相比，这样的物资只能勉强算得上脱贫，再加上沉重的徭役，日子过得很不宽裕。幸亏司马氏世代经商，祖父和父亲凭借家传的手段，利用不多的剩余物倒腾些小生意。两代人积累了数十年，堪堪达到了小富水准。但是，近十年来，司马家用来打点搬迁和安家的费用，以及司马相如求学所用的束脩和购买学习用具的开支，如此种种相加，已将家底掏空了近半。
　　况且，除开增加一个人的徭役不谈，成年后的司马相如做些什么才是个更大的难题。如果让他跟着父亲学做生意，司马相如本人肯定不乐意，就连父母也不舍得从小溺爱的儿子对着人迎来送往。可长此以往，不事生产的犬子将以何为生？更何况他还保持着弹琴和击剑两项高贵的爱好。
　　一日，司马相如回家说，他要参加选官出仕。父亲听了后，愁容更深了，叹道：“犬子啊，不是为父不愿看到你出息，实在是咱们家做不到哇。”
　　司马的父亲为什么会叹气犯愁呢，这得先看一看当时的官吏选任制度。
　　从汉高祖刘邦起，就下令要求王候公卿等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都必须向政府推荐人才。这项制度逐渐形成了两汉主要的选任方式，被称作察举制度。若不能发现人才、推荐人才，要追究官员责任，是为“失察”。
　　察举的科目很多，而且每次下诏的科目要求不同，比较常见的有孝廉、明经、明法、秀才、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等等。其中，几乎年年察举的只有孝廉（指正直廉洁、能尽孝悌的人）
　　和秀才（指优秀、出众的人才）两科，被称作“常科”，其它的科目要等皇帝的特别诏令才能举行，算是“特科”。
　　另外，中央政府还对察举的人数做了限制和规定。一般说来，有20万以上人口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足20万人口的郡国两年举一人，不足10万人的地区三年举一人。因此，即便是常科，各郡县每年也就一两个人都挤过那座独木桥。而且，倘若被举荐人出事，举荐人也要连坐。这些制度，使得当地官员和乡老只会推荐已在本地经营几代且知根知底的家庭出身之人。
　　所以说，在这个拼爹、拼人品的年代，司马相如还没能参加游戏就输给了潜规则。
　　这时，司马相如兴奋地告诉父亲，他听教明经的先生说，朝廷还可以赀选入官，听说街东头有户人家的儿郎，去岁通过了赀选上京，如今已经在朝为官。司马的父亲听了也颇为心动，亲自去仔细打听了，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
　　得到确切的消息后，司马相如的父母就倾全家之力，开始为儿子做选官的准备。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犬子心存大志，现在有了机会，做父母的就希望能尽量满足他。痴心父母古来多。
　　所谓赀选，和一般的纳捐选官不同，是指总资产符合“赀算十可得为郎”条件的良家子，就能报名参加“郎”官考选。当然，在县、郡报名初审和计算资产的过程中，肯定需要打点。这样，才能将家中的田地、宅屋等不动产以及大婢小奴、器皿衣物和家禽耕牛等动产按最高标准折算成钱，家产十万钱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经过层层复核后，司马相如终于如愿被蜀郡推举，接下来，就要去朝廷参加终选。一般说来，走到这一步，除非发生意外，比如突然得了恶疾或是莫名其妙就被中央负责选官的人厌恶，否则，出仕是基本肯定的了，有区别的只是担任什么职务。
　　不久之后，司马相如跟随蜀郡护送待选官员的队伍出发了。
　　历经数月的旅途跋涉，终于在某一日，他看到了京都的城墙。望着巍峨的城门，他的心中快意无比。
　　长安，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