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破晓-隋末群雄》风雪夜行

4、杨玄感起兵（二） 李密到了

　　李密到了黎阳，杨玄感如虎添翼，两人开始商讨军略，李密提出了著名的平隋三策：

　　上策，利用炀帝远在辽东之机，出其不意，长驱入蓟，利用卢龙（今河北秦皇岛附近）关隘之险，扼住隋军唯一的归国之路，与高丽两面夹攻，隋军虽有百万之众，等到粮草用尽，士气低迷，可一击而溃，再传檄南下，天下定矣，这是行险速胜之计。

　　中策，关中富饶，沃野千里，而且被山带河，有四塞以为固，长安留守卫玄才能平庸。以轻兵从简，直取长安，以关中为根本，然后据函、肴之险，观关东局势，伺机而动，这是万全不败之计。

　　下策，选取精锐，昼夜倍道，袭取洛阳，再以洛阳为中心号令四方。不过唐祎叛逃，消息已经走漏，洛阳必然有所准备，若引兵攻坚城而百日不下，等到天下勤王之兵四至，则主客易位，形势必然危急。

　　李密对当时的大势判断非常清楚。如果说上策风险太大而可行性太低，那么以中策取关中确实是当时最为稳妥、也是可选的最佳的方案。

　　关中南面有秦岭连绵，隔绝南北；东面有崤山纵列及潼关雄关，作为防御东面的屏障；北面有北山，西面有汧山、陇山相接，足以抵挡了少数民族的侵扰。

　　如果杨玄感能按李密所言奇袭长安，再以重兵扼守潼关，至少可以确保先立于不败之地。以关中为根据地，争取到关陇士族的支持，再向东徐图进取，即使不能成就大业，也可以割据一方，不至于速败。

　　当时杨玄感急取长安未必不可能，最起码有以下两个有利因素：

　　其一：长安兵力空虚，守备卫文升才智平庸，不堪大任，他统帅的关中军队在随后的几场战争中表现简直不堪入目。

　　其二：炀帝即位后对关中采取了极端轻视的态度，对长安毫无好感，对关陇集团不仅不信任，而且还采取了强烈弹压的态度，诛杀李浑、贺若弼，深忌杨素。关陇精英和炀帝所重用的关东豪杰和江南士族势力，在当时已经有非常激烈的对抗。杨玄感出生华阴杨氏，本身就为关陇集团一员，要拉拢他们极其容易。

　　杨玄感此时展现了他最为短板的一面--军事能力浅薄、缺乏远见，他选择了最凶险、最难以成功的下策。他的理由是百官臣僚家属都在东都，一旦攻取洛阳，则可以将他们争取过来，而且如果义师经洛阳而不攻，不足以向天下展示兵威。

　　杨玄感主意已定，决意攻打东都。

　　以杨玄挺为先锋，率骁勇千人先攻河内（今河南沁阳）。此时河内的守卫，正是叛逃回去的唐祎。一如李密所料，此人颇有谋略，他一面据城坚守，让杨玄挺在坚城下毫无办法，一面又派使者奔赴东都，将杨玄感起兵之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东都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此外，他还在修武、临清关等地加强防御，将河内郡守卫得如铁桶一般。

　　镇压杨玄感的首功，应当归功于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唐祎。后来炀帝对他论功行赏，封他做了渤海太守，最后死于涿郡枭雄罗艺之手。

　　杨玄感不得已，放弃攻取河内的计划，改为在汲郡（今河南新乡附近）南渡黄河，这一路尽管无所攻获，却收获得了大量民心。

　　渡过黄河后，杨玄感兵分两路进军洛阳：以杨积善为西军，领兵三千自偃师沿洛河西进；以杨玄挺为先锋，领兵从白司马坂翻过邙山自北向南，杨玄感自帅三千余人为后军，跟随杨玄挺南进。

　　此时杨侗派河南令（河南县令）达奚善意率五千人击杨积善，将作监（主管宫殿修筑的副官）、河南赞治（相当于洛阳通守的助理和副手）裴宏策率八千人击杨玄挺。

　　谁也没想到这两支隋军正规军一触即溃，竟成为了义军的运输补给大队。原本义军只是一群水师和纤夫组成的乌合之众，以帆布做铠甲倒也罢了，连弓箭都缺—史载“其兵皆执单刀柳楯，无弓矢甲胄”，这下获得了大量铠甲器械，一时间军容鼎盛、面貌焕然一新。

　　特别是高官裴弘策表现极为差劲，与杨玄挺一日五战，结果五战五败，最后带着十余骑逃回洛阳。剩下的人呢？全部投诚义军。

　　与其说义军多英勇善战，倒不如说隋军根本无心抵抗，据《资质通鉴考异》记载：“每战刃缳接，官军皆坐地弃甲，以白布裹头，听贼所掠”。这样的军心士气，义军想不赢都难。
　　杨玄感趁胜进军，屯兵洛阳东北门—上春门。此时义军士气高昂，河洛百姓，箪食壶浆，扶老携幼，争献酒于义军。可见炀帝之暴政，有多不得人心。

　　东都洛阳，这座极其宏伟壮丽的大城，呈现在了杨玄感和李密的面前。

　　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洛阳比偏居一隅的长安（大兴）更适合作为他宏大帝国的都城。

　　所以炀帝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营造东都洛阳，他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如果说文帝修的大兴城（长安）时务求俭朴，以冷峻严肃为特点；炀帝修洛阳城则追求穷其壮丽，以富丽堂皇为特点。

　　此时的洛阳，人口繁盛，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城内户数超过二十万，人口超过百万，这是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城市。公元6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正处于全盛时期，人口也才五十万。

　　在洛阳城下，杨玄感才算遇到了真正的强敌--东都留守樊子盖。

　　樊子盖，庐江人士，也算的上是隋末的一朵奇葩了。他极具才干、清廉、口碑极佳，最后一点，拍马功夫同样极其了得。

　　炀帝即位后，派樊子盖担任凉州刺史，临行前他狠狠的表了一番忠心：“臣一居岭表，十载于兹，犬马之情，不胜恋恋。愿趋走阙庭，万死无恨。”在武威当地方官干得也不错，有善政。大业三年，炀帝特下诏表彰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抚道有方，宽猛得所。”

　　炀帝征吐谷浑之时，樊子盖为车驾送上青香木以御瘴气。有这样体贴上级、又有能力的好干部，炀帝自然龙颜大悦，又表彰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樊子盖再次上陈以“不得陪属车，奉丹陛”为恨，“望陛下察之”。炀帝再次宽慰他“公侍朕则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则万人之敌，宜识此心。”

　　樊子盖有次到了江都，炀帝特意说：“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不仅安排樊子盖回家，特意恩旨让庐江郡安排了一个三千人宴会，让樊子盖在家乡父老面前好好的风光了一把。
　　炀帝生性刻薄，难得与樊子盖如此君臣和睦，琴瑟和谐，当真是极端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