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院》橙味果奶

3、杀青 这段时间基

　　这段时间基本没怎么码字，原因很简单，我的“电影狂躁综合症”再次发作。
　　一直以来我都不是一个太有耐心的人，所以少则十几多则恐怖到几百集的电视剧对我而言是一种绝对的煎熬，但好在上帝将电影赐予了人类，于是我便从金河系飞跃到了银河系的地球上。
　　可惜地球的电影艺术正接受着严重的考验，伟大的伯格曼死了，与中国颇有渊源的安东尼奥尼也死了，曾经拍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的杨德昌也死了，甚至残忍到在一天之内连续带走了伯格曼和安东尼奥；莫非是上帝都对地球人的电影失望了，于是招回了他的电影天使，只希望这不是上帝为我们敲下的电影丧钟。
　　上帝在短短一个月内带走了三位伟大的电影人，或者朴素地说是真正在拍电影的人。
　　有人说，电影是一个造梦的过程，但在伯格曼眼中，电影是现实的片段。
　　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必须以接受现实世界为前提，那么伯格曼显然是“发育”晚成的；伯格曼自述，直到58岁他才真正走出青春期。
　　他说，“我的电影从来无意写实，它们是镜子，是现实的片段，几乎跟梦一样。”
　　正像有人形容电影艺术家们，“它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梦境里只是偶尔光临现实世界”。
　　在“梦境”中的他们却有足够细腻的心，细腻到能倾听到这个世界的一举一动，这个世界的哭泣和欢笑。
　　“我要的不是事象的结构，而是重现那些事象所隐藏的张力，一如花开展示了树的张力。”
　　但一个心灵太过细腻的人，一个能感受到太多的人并且试图感受更多的人是注定不会太快乐的。
　　伯格曼的痛苦、焦虑，于是从小便将电影作为一种舒缓心情的工具，成年后电影便成为了他自我救赎的良药。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则多是对现实世界的恐惧。
　　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事件》则是由他少年时同学杀人事件改编而来，残酷的青春。当小明说，“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小四毫无征兆地将刀刺向了小明，嘴里还不停念着，“你没有出息啊你，你不要脸，你没有出息。”我想青春的残酷是缘自于我们还不知道现实有多残酷。但这就是现实，如同这个世界，它的残酷永远不会为任何人而改变，所以他们开始观望它然后记录它。而到了《一一》时，杨德昌的电影画笔显然清淡了许多，或许他也走出了属于他的青春期，他接受了所有的现实，然后用更通透的心来理解融合那些残酷。
　　一个人的成长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念书工作结婚生子然后老去，我们永远在成长，我们的心就像河里的鹅卵石，慢慢被抚平；而电影人们则依靠自己的电影帮助自己成长，他们救赎自己他们也在改变自己。
　　他们偶尔光临现实的世界，通过一个人或一件事就能洞悉整个世界，然后化做自己的电影语言，这样的语言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最接近人类的心灵私语，而那种私语就像打造巴比伦塔时的人类语言，它们是共同的。

　　一些闲言碎语：
　　《第七封印》至今都存在我的硬盘里，权当一个纪念，但在当时仅一张电影海报就震撼到了我。死神与农夫的约定，农夫说，我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偶像崇拜，“却不知道那个偶像不是上帝而是死神”原话有些遗忘了，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1972年安东尼奥尼应中国政府之邀拍摄了记录片《中国》，所以在中国安东尼奥尼的去世比起伯格曼的去世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这是八卦：一直知道蔡琴有位离婚的古怪导演前夫，却因为我的坏记性忘了他是谁，从侯孝贤到蔡明亮，最后才知道原来是杨德昌，他与蔡琴在杨指导的《青梅竹马》时结识，蔡琴是女主角，然后它们结婚，却持续了10年的无性婚姻，问题好像出在杨身上，为了一个古怪的理由，所以蔡琴在杨死后说，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了一个锐利的记录者。
　　我一直觉得电影工作者作为艺术家的一类，他们的人格多少有是有些缺陷的，但也正是这样的缺陷让他们比别人多了一份对现实的敏锐触觉。但无论人生这部电影有多残酷多坎坷至少他们都让这部由他们自己主演的电影圆满的杀青了。

　　―――――本篇只代表橙味果奶个人的观点，若有不同意见欢迎交流

作者有话说

　　电影或电视剧拍摄结束被称为杀青，所以我决定用杀青而不是去世来作为这一章的标题，因为他们一生为之热爱的工作都是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