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二十二浮流

4、棉花传入中国前，古人穿什么御寒？

　　夏、商、周三代以来，约四千年中，中国古人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是以丝、麻为主，之后的一千年，逐渐转变为以棉花为主。

　　那么，古代皇室及贵族阶层，不是可以穿裘么？

　　羔羊皮、狐白裘等高档动物毛皮，王室贵族当然服用，而且庶人也可以用劣质的羊皮或者狗皮。
　　另外，《周礼》对天子、诸侯之服有很多讲究，裘属于亵衣，穿法为：内衣--裘--裼--袭。外面一定要罩上衣服。外面的裼衣、袭衣的材质，也随地位财富的高低多少，而有优劣之分。

　　中国自夏商周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了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

　　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种景象，今日之中国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更是可以制作成麻绳之类，而丝絮，则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

　　《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

　　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就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

　　要知道，中国古时所谓的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

　　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反映了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

　　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 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 都反映了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

　　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

　　中国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 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绝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

　　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

　　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

　　宋朝沿用后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

　　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6匹紬绢约折合78米。

　　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

　　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要考虑到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

　　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中国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

　　至元明时，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

　　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

　　此文对中国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

　　北宋末年亡辽后，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

　　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

　　宋高宗时，叶梦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系福建路出产，虔布系江西路出产”。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绵之类，复载至汴京”。

　　明《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

　　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

　　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南宋后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
　　南宋后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

　　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

　　《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 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后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

　　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 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

　　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 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

　　苏籀《闽中秩满》诗说：“径从南浦携书笈，吉贝裳衣皂帽帷。”
　　苏轼《金山梦中作》说：“江东贾客木绵裘。”
　　苏辙《益昌除夕感怀》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
　　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干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绵。”
　　朱熹在信中说，“借请余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
　　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

　　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

　　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

　　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
　　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
　　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

　　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
　　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
　　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是棉花取代丝麻的过渡期。

　　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的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木棉布”。

　　由于古书经后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

　　元明时，仍旧行用“木绵”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木绵”，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芦花纫被暖如绵”之句。

　　此后，“棉”字逐渐取代了古词“木绵”。

　　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

　　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浚称植棉之利“视丝枲盖百倍”，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在中国，丝麻与棉花的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后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

　　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后，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是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国内外，享誉全球。（原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