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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崭新的林嘉菲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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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崭新”的林嘉菲
我五岁了,妈妈感冒后打针被传染上了肝炎,因为那时打针只换针头,不换针管,于是我的幼儿园生涯从此结束,在家跟妈妈过了一年好日子。说一点儿也不留恋幼儿园,倒也不是,因为时不时会想念我的胖阿姨和那群猪。每每遇到胖胖的中年妇女,心里就升起想要亲近的冲动。而对猪的喜爱就发泄在临近幼儿园的猪圈里。喜欢夏天,因为日子格外长,可以只穿着小裤头,象男孩子一样玩沙子,挖隧道。整个世界都是活的,孩子们成帮结派玩“捉迷藏”,“过家家”,“踢盒子”, “跳房子”...抓蝴蝶,逮蜻蜓,研究各种各样的昆虫,玩得懵懂却生动。
这一年上小学后,“二多”那个名儿不知怎地就GONE WITH THE WIND了。
我的新名字很是顺耳,妈给起的,“林嘉菲”,呵,响亮!听上去就让人联想到我们是“祖国的未来,茁壮成长的花朵”。比起“王伟”,“宋卫红”,“陈向东”来,也不那么流于俗套,甚至还些微有点小资情调。佩服妈妈!因为喜欢这名儿而觉得更爱妈妈了。
尽管名字变体面了,可“小丑子”的名声仍伴着我升入小学,心底对自己外貌的认识再也没走出那个层次。日子久了,理所当然地认为漂亮东西与我是不可能沾边的。
然而,常言道“女大十八变”,渐渐地,有人开始叫我“小黑茉莉”,“黑里俏”之类的别称,每每听到,总觉得别扭,对于所有有关外貌的称呼产生不可抗拒的反感,不喜欢那种被评头论足的感觉,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甚至是夹有些许赞许意味的评论。因为不论是褒是贬,都让人觉得无辜而泄气,似乎不管你做什么,做得多好,肤色黑和圆鼻子总会成为人们注意的第一件事和判定你的首要准则。一种挫败感就这样无形却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对人类本性产生了质疑和警惕,因而时时会挣扎于揣度与人交往尺度的泥浇中。
早期的校园生活有愉快的时候,但无忧无虑似乎不曾存在于嘉菲的字典里。
由于年纪小而未被列入正式花名册,邻居郝老师(也是姐姐一年纪时的班主任)恰好带一年级,提醒妈妈把我送学,于是我就被加三儿进了她带的教工子女班,成了名“正正式式”的旁听生。这旁听生的资格来之不易,听说郝老师为了我与校长定了君子协议,内容大概是“如果林嘉菲同学其中考试不能拿到双百分,学校将中止她的入学资格”云云。所以一上学,林嘉菲同学就背上了十字架,从此似乎再没摘下来过。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教工子女班的师资配备总是全年级最好的,但同时我们这群小猴们也已经被弥弥糊糊地归了位。像校长的孙女,年纪主任的外甥,爸妈都任重点科目教师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被列为“一等公民”,教师们对这些孩子们的态度都和蔼,象妈妈,就算犯了错也不会被厉声指责,常常只是场外个别指导了事;各单位领导的,普通教师的和教师亲戚的孩子们居二,基本上会受优待;而什么都不是的孩子们就最好听话、好学,而且要爱干净。由于是国营大厂,地点总会选在城市近郊下风口的城乡结合地,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们也会到厂办学校来就学。村里的孩子一眼就能被认出,他(她)们往往不讲究穿着打扮,不是不想,而是没法儿,有时个人卫生也成问题,脸没洗,头没梳就来上学的大有人在,有的身上还长虱子,头皮里结着象马蜂窝一样的东西,看着都替她害怕。遇上有洁癖的老师,这些孩子们就往往成为攻击目标,日子不好过,脸上自然没笑容,不懂得讨好的结果就是进一步被打入冷宫。
作为“旁听生”的滋味不好受。
入学比别的孩子们晚了一周,被带进班里时所有眼睛都盯着我一人,顿时就傻了,郝老师给我放在最后一排的空座上,觉得是自己犯了错才被发配边疆,自卑。从此不喜欢后排的座位,但个子窜得总比别人快半拍,每次调座位,都未能逃离命运的安排。由于多少跟班主任沾边,又是特例的旁听生,任课老师们对我都另眼看待,并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关怀,而是一种更加严格的监视。同学们也多少对我区别对待,尤其是一等公民们,会变着方儿地随时提醒你谁是“老大”,偏偏遇到我这天生的倔脾气,摩擦不可少,日子也就没有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了,结果对于“朋友”这个词也总是概念模糊而持怀疑态度。
求得上学之门,本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因这些许的不常规却改变了嘉菲对人生的整个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