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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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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年腊月二十六回家过春节时,舒望也在同一天上午从宁波赶回来。他下了车后给我打电话,彼时我还有一小时二十分钟到站,如果准点的话。他发来信息:我在火车站西侧的韵迪咖啡等你。
我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提着手袋挎着包,站在咖啡店的玻璃窗外,静静注视着那个从记事起就形影不离的身影。分别快两年了,我有些恍惚,不敢靠近。直到他抬起头来看到我,我才回过神,咧嘴一笑,举起一只手,很夸张地晃了晃,一副兴高采烈的样。
他跑出来,手里就一只小小的手提包。到离我两步的地方,却突然停住,不再向前,一手插在咖啡色修身短大衣的袋里,微偏着头对我笑:“满溢,你真漂亮。”
我鼻头一酸。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了某种难以言明的隔阂。我扯扯嘴角:“切,你从来没夸过我漂亮。”
“那是从前,”他走上来接过我的包,“你爸妈知道你这个点到吗?”
我摇摇头,“我只说今天到家。反正他们整天都在家。”
“那先陪我回家看看好吗?从前的店。”他的脸上染了层落寞。
我默默点头:“嗯,我也想先看看福叔。”
出租车司机是个典型的肥西人,一口流利的合肥土话让我意识到真的回到了故乡。舒望一直看着窗外,皱着眉头。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很苦难,可又特别招人疼。我很想同小时候那样,大方地拍拍他的脸,凑到他眼前问:“嗨,装什么深沉呢?”但终究忍住没这么做,只好也别过头去。车窗外,陌生的街道,陌生的市容,真的都变样了呢。
车在一个巷口停下。师傅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啊,前头在拆建,过不去,只能到这里了。”
舒望付了车费,没要找零。司机愉快地冲他眨眨眼。我们下车,站在熟悉的巷口。这是个阳光和煦的正午,一圈圈光晕里盘旋着细细的灰尘。因为拆建,附近的住户搬得差不多了,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在简易的灶台前做饭。偶尔有人出来泼水,“哗”一声,赭黄色的路面上又添道难看的疤。附在地上的土豆皮大蒜皮,像是伤口上结的痂。
舒望把两个手提包一左一右甩到肩上,领着我跨过层层障碍,向里深入。终于,我们来到店门口。“红豆”的招牌还在,只是“红”字缺了一边的“工”。舒望掏出钥匙打开门,阳光迫不及待地进来,我俩的影子在地上扑出去老远。我抬起头,福叔的照片挂在吧台上,冲着我笑。恍若当年,我每次推门进来,叫一声“福叔”,他都以这样的笑脸招呼:“来啦。”
我向前几步,仰头望着照片,道:“福叔……”身后的舒望说:“爸,我回来了。”
他把包放在门口右侧的位置,唤我:“你从前的专坐呢。”
我没有回头,抚摸着柜台:“还有多久就拆到这啦?”
“估计得节后。”
“你会等这里全部拆完再走吗?”
“不一定。可能处理过这里的房子就走。”
我心里不痛快。打量着这间三十平米的小店,指着墙上的画说:“帮我把这些取下来,送我行吗?”
舒望二话不说纵身跳上桌子。
我仰着头:“记得吗?当初刚开店时,我们争论着起什么店名好。我说叫‘红豆坊’或‘红豆屋’,你要叫什么‘一品红豆轩’,最后你爸说,就‘红豆’好了。将来看你们有没有能耐,把它变成坊啊屋啊轩啊,最好是发展成红豆一号店二号店三号店,开到国外去。”
他笑:“现在想想,真叫气短。”将取下的一幅画伸手递给我。
我接住,吹落框上的灰:“记得吗?这些画是我们花了两个礼拜才做好的呢。”我抚摸着,框中是两只交叠的手,我和舒望的手。福叔让我们在泥巴上按出手印,再挑选出大小一样的红豆,一颗颗拼出轮廓。类似的还有脚印,唇印,眼睛,侧脸,都用红豆拼成,外镶玻璃,挂到墙上当装饰,简洁明快,比出售的风景画、人物肖像好多了。
“十多年了,看,红豆的颜色都淡了。说不定,里面早有虫子安家落户了。”他取下最后一幅画,拍拍衣服上的灰,偏腿跳下来。
“今晚去我家吃饭吧,”我把手上的几幅画抱在怀里,抹了一胸的灰。
“不了。回家收拾下,好好睡一觉。过不了几天就是春节了,得去老家贴春联。明早我接你,一起去。”
他指指我的衣服前襟,解下领带扎好画,送我上车。
“明早七点,我到你家。”他扶着车门又叮嘱一句。
我把他探进车内的脑袋往外推,他拉开我的手,顺手把门关上。车开动了。我禁不住回头,看到他站在巷口,手提包甩在肩上,长身玉立。
我坐转身,脑袋里空空的。傻傻地问开车师傅:“大叔,您家孩子回来过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