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你到天涯海角》陌上无湮

33、证词与救赎

　　会场响起讨论声。这个方案平衡了主权、安全、隐私和效率。

　　但就在这时，坐在主席台右侧的一位白发老者——IMO秘书长特别顾问、德高望重的英国海事法权威安东尼·克拉克爵士——缓缓举起了手。

　　“何女士的提案很有创意，”他的声音温和但有力，“但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船东自行加密存储数据，如何确保他们在事故调查中不会篡改或删除数据？航海安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悲剧的发生，正是因为关键数据‘丢失’了。”

　　这个问题直指要害。会场安静下来。

　　何无夕深吸一口气：“克拉克爵士，您说得对。所以我们的方案中，A级安全数据会实时同步到‘分布式航海黑匣子’——这是由多个中立国家海事局共同维护的区块链网络，数据一旦写入无法篡改，但读取需要多方授权。”

　　她看向严矿。严矿点头，起身走向发言台旁的侧门。

　　门打开，两位技术人员推进来一个半人高的金属设备，表面有多个接口和指示灯。

　　“这是‘星图号’上即将安装的分布式黑匣子原型机。”何无夕介绍，“它同时连接北斗、GPS、伽利略、格洛纳斯四大卫星系统，每30秒将核心数据加密打包，分别发送到中国、挪威、新加坡、巴西的海事数据中心。只有这四个中心中的至少三个共同授权，才能解密数据。”

　　克拉克爵士起身，走到设备前仔细观察：“也就是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获取数据？”

　　“是的。这既防止了数据垄断，也防止了数据被恶意销毁。”何无夕调出授权流程图，“在事故调查时，调查方需向四国海事部门同时申请，获得三份授权后数据才会解密。整个过程透明可追溯。”

　　会场哗然。这个设计打破了传统的数据控制模式。

　　克拉克爵士沉默良久，然后微笑：“何女士，你让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你的祖父何老先生。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时，他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当时关于‘船舶无害通过权’的条款争论激烈，他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思路：平衡主权与自由。”

　　他走回座位，对秘书长说：“我认为这个提案值得深入讨论。我建议成立工作组，细化技术标准和法律框架。”

　　提案被接纳。何无夕回到座位时，手心全是汗。

　　严矿在桌下握住她的手，低声说：“你祖父会骄傲的。”

　　“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也许知道。”严矿看向窗外，“老海员们常说，真正的好船长，死后会变成指引航路的星星。”

　　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一周后

　　沈墨站在被告席上，穿着囚服，剃了光头，但背挺得很直。法庭里座无虚席，旁听席上有沈家亲属、航运同行、媒体记者，还有何无夕和严矿。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洗钱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十二项罪名，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轮到沈墨最后陈述时，他没有拿讲稿。

　　“法官，各位，我认罪。”他的声音平静，“但我请求法庭允许我说几句话，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为了这个行业还能有未来。”

　　法官允许。

　　沈墨转向旁听席，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我出生在航运世家，从小在船上长大。我父亲沈从舟常对我说：‘墨儿，航运业是文明的血管，我们的责任是让血液干净地流动。’”

　　“但我后来发现，血管里有了血栓。有些人想控制血流的方向、速度，甚至想往血液里掺东西。我父亲想清理，但被血栓吞没了。我接过他的位置，想从内部改革，但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血栓的力量。”

　　他停顿，像是积蓄勇气：“今天站在这里，我很庆幸。庆幸终于不用再演戏，不用再权衡，不用再计算哪些罪可以犯、哪些底线必须守。犯罪就是犯罪，没有灰色地带。”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但在此之前，我要完成一件事——”他看向检察官，“我请求当庭提供‘海神议会’欧洲核心成员的完整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流水、在巴拿马的离岸公司结构、在IMO内部的影响力网络，以及——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法庭哗然。辩护律师试图阻止，但沈墨坚持：“我的律师很尽责，他想让我争取减刑。但对我来说，减刑不如赎罪。这些证据我已经整理成册，原件存放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箱，密码只有我知道。我请求通过外交渠道取回。”

　　法官与合议庭短暂商议后，同意了。

　　沈墨开始陈述。他像在做一个技术报告，冷静、精确、不带感情：

　　“‘海神议会’的欧洲核心成员有三人。第一位，前英国海军上将，退役后担任多家航运公司顾问，利用军中人脉为特殊货物开辟‘绿色通道’。第二位，欧盟某机构高官，负责航运环保基金审批，将数亿欧元补贴导向关联企业。第三位——”

　　他停顿，看向旁听席上的几位外国记者：“是IMO某专业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现任一家‘航运区块链公司’的特别顾问。这家公司正在游说各国采用他们的系统作为‘全球船舶碳交易唯一平台’。如果成功，他们每年将收取交易额2%的手续费，预计超过十亿美元。”

　　“而这个系统，”沈墨调出投影——法官允许使用证据展示设备，“有一个后门设计。通过调整碳数据，可以让某些船舶‘看起来’更环保，从而获得碳配额奖励；也可以让竞争对手‘看起来’排放超标，面临高额碳税。”

　　旁听席炸开了锅。记者们疯狂记录。

　　“如何证明？”检察官问。

　　“我是亚洲区协调人，所有重大决策需要三方共同授权。”沈墨展示一份加密邮件截图，“这是去年11月的会议纪要，讨论如何‘引导’IMO制定有利于我方系统的标准。邮件里明确提到，要在公约草案中埋入‘技术依赖性条款’——即要求船舶使用‘经认证的系统’，而认证权掌握在少数机构手中。”

　　他看向何无夕：“何小姐在IMO会议上质疑的，正是这个条款。但当时她不知道，起草这个条款的人，就坐在主席台上。”

　　所有人都看向旁听席——克拉克爵士的助理今天也在场，脸色煞白。

　　“最后，”沈墨的声音第一次颤抖，“关于我父亲的死。他确实中风，但中风后本可抢救。是欧洲那边的人，通过医院内部关系，延缓了关键药物的使用。他们担心我父亲清醒后会说出一切。这件事的直接执行者，是‘会计’安排的，但我当时知情却没有阻止。这是我最不可饶恕的罪。”

　　法庭死一般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