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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迷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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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ik:
周一晚上,亚古丁来我家。
我们还没吃完晚饭,我就问yags要不要一起来点,他象征性的吃了一点歉意的说实在没什么胃口。
我们在书房里刚坐下的时候,Katia端着咖啡进来说:“我给yags煮了杯俄罗斯咖啡。”我起身吻了她一下说:“谢谢你,亲爱的。”
亚古丁是为普鲁申科的事来,不过这么说也不是特别准确。他请我帮忙弄一套假身份和一张回俄罗斯的机票。“我出钱。”他说。
我笑笑说:“你那么想把他弄走?”
他瓮声瓮气的说:“他继续呆在这儿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他惹什么麻烦了?”
Yags没回答。我也就不再问。
Yags很擅长跟人打交道,不过在美国这么多年他也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我是指可以托付心事的那种。这也很正常,隐瞒着那样隐秘的过去,再坦诚的态度也显得虚伪。也许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知道他底细的人,又或许对有许多事情,我也一无所知。
总体来说,yags难得的非常信任我,甚至愿意把后背朝向我。刚到美国那一阵,一有消息说圣彼得堡的人要找上门来,他就匆匆告诉我“别告诉mishin的人我的事。”然后便不知跑到哪去躲风头了。
不过我其实搞不清楚他们那一伙人之间别别扭扭的关系,几年前普鲁申科来找过他一次。这个年轻人的到来非常突然,他跟我说:“Ilia,我想找亚古丁谈谈。”于是我就按照一贯的说辞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事,真的。”
后来他请我借他看看纽约的交通图,我回书房拿地图的功夫,客厅里已经没人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墙上的希什金。
我跟亚古丁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情绪莫名其妙的很激动,他冲我嚷:“你怎么没问问我?”我恼火于他的态度:“那请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呢?在他面前给你打个电话问,亚古丁先生,这有位普鲁申科先生找你,我可不可以对他说你不在?再说,告诉我跟mishin的人什么也别说的人是你自己。”
他就蔫了。
两天以后,他过来问我想要什么画来替代墙上那个空位置,他说很抱歉让我受了损失。我逗他说干嘛不去找普鲁申科把话拿回来,他沮丧的说他在机场拎走了普鲁申科的箱子,结果里头只有两套换洗衣服:“当然了,我该料到他只会在箱子里放最不重要的东西,这样才能像《盗火线》说的,发生紧急情况时在30秒里冲出去。”
“那东西最多也就值26美元零16个美分……”我放声笑够了才告诉他,普鲁申科偷走的是赝品,“当然我也理解,他偷这个不是为了卖钱。” 据我说知,那幅画的来历还是有点故事的。
屋里弥漫着浓烈的咖啡味和酒精味;Katia做花式咖啡是把好手,不过我不太喜欢她调的俄罗斯咖啡,我总觉得她每次都没把生鸡蛋冲的很开,所以有股淡淡的腥味。
我看着亚古丁只管一口接一口的喝咖啡,心事重重的样子便说:“我尽量帮你办。”
普鲁申科:
亚古丁中午替我叫了份外卖就出门去了,等晚上回来的时候脸色通红,像是喝了酒。
“kulik老婆调的俄罗斯咖啡很不错,你下回可以试试干活之前来一杯,”他比划了一下肱二头肌,“能让你觉得很兴奋,充满力量。”
“你觉得还可以有‘下回’?”
他于是坐过来,以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对我说:“我只能说对不起zhenya,但我觉得凭着多年交情你能理解。再说,我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安全回去。”
我忽然觉得很悲哀:“我们永远不能开诚布公的诚实相对,是吗?”
他微微皱了下眉头说:“我们的面对现实,你得承认我们跟正常人是有区别的。”
我说:“我不是指那个。”
他说:“那么我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他站起来要走,但我比他更快一步;在他坐起身的那个动作时,我拿枪顶住了他的额头。
“你坐下,”我命令说,“有些事最好当面说清楚。比如,今天下午你见了谁?”
他站着没动,神情严峻,语气却依旧调侃:“你也喜欢用左轮?”
我冷笑着说:“是从你一个抽屉里找到的,谢谢了。”
他咬牙切齿的笑着,毫无惧色的向前走:“原来是这样。”
我退了一步,调整了一下呼吸;他是想把我逼到墙边。我“啪”的按下了击锤,亚古丁停顿了一下,继续向前走。
“我记得我只装了3发子弹。”
“没关系,只要再扣一下扳机,空的那发就可以转走。”
“你有自信来得及?”
“我一向比你速度快。”
我的脊背已经顶上墙壁,我伸直了胳膊:“你可以回答问题了吗?”
亚古丁含义复杂的叹了口气低下头,再抬头时已经是满脸笑容。他抬起攥拳的手,缓缓张开手指。三颗澄黄的金属物体从我眼前掠过:“那如果现在枪里一发子弹也没有了呢?”
我在他扑身上来的前一秒钟抬肘顶在了他的脖子前面。即使这样,亚古丁还是离我很近,两手支在我脖子两边的墙上,他年轻时削凿般的棱角仿佛穿过时间从刚才那张嬉笑的圆脸里挣脱出来伸到我面前。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你别逼人太甚。”
他突然笑起来,却像是北极熊露出锋锐凶残的利齿,他炽热的气息喷在我脸上,腥甜气息的像是酒精混杂着热腾腾的血液。他说:“你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说完,他放开我,一摇一晃的回屋去了。
亚古丁:
星期二上班的时候美术馆里似乎一派风平浪静;我一直强忍着哈欠,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大概因为酒精的作用浑身滚烫,觉得累得厉害,却依然睡不着,最后不得不爬起来吃了一片安眠药。
但竟然也没效果……
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也得尽快把zhenya弄走,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
去打咖啡的时候碰到了部门主任,大概我一脸倦容,困得哈欠连天一把鼻涕把一把眼泪的样子十分可疑,他诡异的看着我问:“yags,你犯毒瘾了?”
我敷衍的说我病了,他于是很关切的问需不需要休息。原来这世界上总还有几个好人,我假装推辞了一下就忙不迭的答应了。
走出美术馆,午后的空气温热干燥;虽然非常想躺在床上补觉,但想到普鲁申科表情狰狞的脸,我还是退缩了:那实在是太尴尬的一个场面。不,我并不是觉得我们有什么重大的隔阂——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么久没见了竟然还能互相看出对方的破绽,我们不得不共处一室的状况才显得异常窘迫。
Mishin手下的人大都是独来独往。普鲁申科还是根豆芽菜的时候我带着他出去干过几票,那时候我也是新手。我曾经觉得两个人搭档好像也不错,但最后我们还是拆了档。作为搭档,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而信任对于我们恰恰是个奢侈的词汇。
我站在路口,看着红绿灯闪来闪去。
我们在谎言中生长,从小就以戒备的眼光看着身旁的环境,像防贼一样提防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虽然我们自己才是贼。那时候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身份,如果我是个可以在阳光底下毫无心事的人,这些问题就都将不是问题。
我站在十字路口看着红绿灯闪来闪去的变了好几次,最后来是决定回家去。上地铁之前,我用公共电话打给sasha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告诉我,abt先生打申请提前休年假去了。
我认识sasha的时候大概是我到美国的第四年或者第五年,我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不很稳定的一个时期:我刚辞了杂技团里做空中技巧的工作,在图书管理新找了份清洁工的活。
Kulik对我那次换工作的是很不能理解,“空中杂技演员,”他说,“那不是很对你胃口的吗——那么的,刺激。”但这恰恰是我开始对这工作产生厌恶的原因:那种躁动的因子从来没有真正从我身体里消失,像是药物上瘾,我厌恶过去的生活,却又对它那么怀念和渴望。
普鲁申科在那个时候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对我的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重大刺激。
我不知道他突然跑来找我干嘛,并且因为没见到我本人而示威一样的偷了kulik的画。我当然知道他的意图,但我还是选择没有露面。
我在候机大厅里看着他乘的那架飞机开走的第二天下午,靠在休息室的窗边听楼下一群留学生排练合唱。他们竟然在唱《黑眼睛》。我打赌那一刻的情绪除非亲身经历而绝难体会,榆树细小的圆圆的树叶哗啦啦的响,阳光白花花的晒得人微微有点昏。
我认识sasha是因为在员工洗手间里他站在我旁边位置上哼《黑眼睛》,而我虽然知道这会被看做是很不正常的行为,但还是歪头看了他好几眼。稍有点出乎意料,洗手的时候,sasha主动用俄语和我打招呼:“你好,你是Alexei Yagudin吗?”
于是纽约的俄罗斯侨民Alexei Yagudin与Alexander Abt成了朋友。
可以这么说,Sasha的出现,对我的生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跟他聊天,我总会知道很多神奇的事情;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很得体的,不会过分的亲近;周一下午休息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在去喝咖啡消磨,其他时间各干各的。
他偶尔也会爽约,那时候我就在咖啡馆自己呆着。这种定期的交流很重要,其他时间我们并不过多干涉对方的生活。不过最近一个时期,sasha有点怪异;我这两周一的下午都没见着他。而且,他上次发给我的图书编码不完整。
昨天下午我在连报纸的中缝广告都看了一遍之后,已经不指望sasha能来。
可这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人——Johnny weir,如果我没记错他名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