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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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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庆幸我的故事并不难讲,它是一些年轻时候情情爱爱的事情。
没有牵扯到任何大众娱乐愿意看到的政治家,喜闻乐见的货币战。更没有随着时间而日益淡化的,那个时代或更久以前敏感的道义和正邪。而故事的主角,如同至今深陷其中的两个民族,一个无法忘记也无法释怀,一个懒得释怀因为懒得记起。但同样不再噤若寒蝉的面对那段历史。因为历史,总是要半推半拒的被替换和淘汰。就像这个故事,于我于你,是发生在昨天精彩绝伦的电视剧。但对于另一个主角,是早已读懂的一本书,走过的一段路,断绝的一个人。失去了往昔的光泽,最后变成纸上掉色的笔迹,收藏的唯一价值是自身无法不收藏的属性而已。
所以我写这个故事,无需经过任何人同意。
更让人欣慰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一直被人们认识乃至熟知。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在各自的领域出类拔萃,为翘楚为精英。而他们的一些事迹,以正面的方式一遍遍的被人们争相传诵,用以歌怀,激励着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我爱的男人——尽管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现在仍清晰的记住爱他的每个细节,仍能感受念及他名的悸动。我记得他拥抱一般的微笑,漂亮的脸和从来不加以利用的天才大脑。我记得他玩弄着整个学校女生的爱慕和尖叫,高乎常人却总是不务正业的情商手段。
我记得我为了在他面前更美,带着隐形眼镜睡觉,险些角膜脱落。我记得我为了他翘课一学期被学业警告。我记得第一次亲吻他的心不在焉和敷衍,我记得他夸我的腿笔直修长。我记得被少年们感动的滋味。我记得那些全盘托付、小心翼翼,和似水流年。
最后,当他对我说“所以归根结底,我还是没那么爱你”的时候,我的伤心、绝望和解脱。也是一样都不能忘。
我开始回忆当初的每一件事,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刚开始回到中国的那一年,这过程让我痛不欲生,几度自残。尽管听起来荒谬可笑,但是身上的刀疤,抑郁症的病例,和天价的小药丸。都历历在目的提醒着我那些发生过的曾经。
我打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的丈夫在东京出差,孩子安然熟睡。生活于我,是家庭幸福,社会安康。虽然至今家里生意上的往来依旧和日本这个国家息息相关,但那些西装革履的人做的决策,大概又不得人情过去矫情计较,也轮不到近百年前的道义罪定是非。这和当初我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我离开时,硝烟场上幸存的人在飞速发展的国家中飞速老去,快到他们来不及适应和习惯,就被全世界拥有相同价值观而且数量极大的一批人,狠狠地淘汰并成为负担。
他们风声鹤唳,浮躁而多疑。在看似多彩的牢笼里高呼着自由和光明,不让过任何一个可以上升到扬刀阔斧捍卫疆土的间隙。连带那些垂垂暮年的老人、懵懂无知的孩子都在家国天下,诅咒着世界,盲目又自大。
深夜,号称不眠的城市只有灯火霓虹仍清醒。没入睡的人在醉酒中浑浑噩噩,没酒的人在情怀里依偎徜徉,抵过万两千斤的酒精使思绪兀自醉熏。
这让我想起来我最后一天在日本,也是不夜城通宵跳动的霓虹,繁华和热闹让眼泪格格不入。那时候我哭着接起来我母亲的电话,我告诉她我明天回国。
她跟我说欢迎。
你知道我说的“回去”是“回”而不是“去”吧?我问。
我听见了电话那边的哭,隔着千里迢迢的陆地和海洋,像一把刀凌迟了我对这个国家最后的牵挂。
其实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年代里,一个予人机会的社会,也生在这个年代的一些优胜者构建的家庭中。我成长的日子,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水平提高,肯努力的人一夜拥有一切。而“一切”,如人们钦羡的那样,不但指生活富裕,更是品德高尚,把持着一些朴素艰苦的古老精神。既慷慨又善良。
我父亲在家里排行第二,爷爷膝下三子,各个出类拔萃。父亲在某资源型国企分公司当了半生的财务结算主任,一直以来洁身自好,两袖清风。凭借工资就让我和母亲生活的很好。我叔叔有先天性的残疾,双腿瘫痪,自抱不动起就离不开轮椅。但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动动手指就有落笔惊云。而大伯,是国有四大银行之一的市级董事长,在我们这个满华夏找不到更有权的城市。位高权重,不怒自威,自然是一家之主。
之所以迫不及待先介绍这个家庭,是因为他们始终是我生命里最具引力的指路灯。他们教会我太多,这些不会让我把所经历的一切化作恩怨,即使对错之分鲜明可见,也不会去言辞尖刻地口诛笔伐。
然而,当我在他们所有人面前,把耶鲁大学的offer撕得粉碎,并阐明我要去日本的决心时,带给她们的震惊和失望,绝对不是我不争气的姐姐妹妹们能比的。
那时候大伯一巴掌拍在茶几上,灭顶的愤怒让他无法骂出声来,而单凭这一掌已是吓得全家人噤声不言。
从小到大,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最宠我,对我寄予了最厚重的希望,也将毕生教育的功夫都用在我身上。自夸地讲,如果我具备父辈的谨慎谦虚,那一定是从他身上学来,如果我又有着年轻人的拼搏进取,那一定是听他的话学来。加上他留给我的平台,这让孩童时期,我通往未来光明的道路就已然前途似锦。以“要么听我的,要么断绝关系”这样决绝的方式叛逆,绝对不像我能做出来的事。
他生我的气,只有当我做出的事情太过分,已经远远超过他可以容忍的底线。
上一次发生,是我六岁时偷了邻居小孩的一瓶可乐。
所以无人敢劝。
全家人,就那样沉默的,看着我矛盾着从容和忐忑,如数家珍的讲述着我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和安排,以及过去六个月,我瞒天过海做的那些出国准备,还有磐石不可移的决心。
那时候,我以为。这个家庭和很多普普通通没有走出战争阴影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嫉恶如仇的恨着日本和这个民族的一切,或者比起恨本身,他们太需要一个与之反目的立场。不仅在历史书的描述中,更在一切可以触及的范围内。
朋友说,我的青春期来的太晚,别人十二岁离家出走,我十六岁才走。别人十六岁早恋,我二十才开窍。而且一下就搞得这辈子都万劫不复一样。
我给自己起的日文名叫Yuki。这个又俗又好听的名字其实来源非常可笑。我中文名字叫许秋,在我刚学日语的时候,初级教材的某一页左面配着卡通图案是“晴雨雪阴”四个单词,右边配着卡通图案是“春夏秋冬”四个图案。而我就搞混了Yuki和Aki,等到后来发现,这个名字已经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而Yuki似乎也比Aki要好听,于是就这样用了下来。
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天,我连哭带闹的首先取得了叔叔一家的原谅。这种远赴他乡的感情牌打的虽然另有所图,但绝不虚情假意。至少我不想从此和家里人反目成仇,并且保证了我日后做我大伯原谅工作的根据地。
我带着一身的向往、期待和信心,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
那个时候,年轻是可以挥霍一切的资本。走一路都仿佛有歌舞相迎鼓声震天,享受着世界的注目和眷恋。
我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面临什么,危不危险,可不可怕。
然而这些未知,这些潜在的可能,才正是我向往的最大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