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筝》烦得很嘞

68、【番外·欧阳行】旅途

　　然而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却是不可接受的，我感到震惊、愤怒、不甘、沮丧，就好像你费尽千辛万苦跋涉过千山万水去找寻宝藏，等你到了才发现寻宝图拿倒了，从一开始你就在往相反的方向走。

　　我以为父亲是个恶棍，我以为他和母亲之间是闹得多么不可开交才会那么决绝地离家出走，可结果他是个榜样人物，是个悲情英雄，知书达理，温和善良。我想不到一个恶毒的词语来形容他，他顶多算得上软弱，但那不是他的本性。他和我母亲一样，都是社会潮流中一粒毫不起眼的沙子，有太多无法反抗的理由。

　　我戏剧性地站到了父亲一边的战线，甚至把曾经对父亲的愤怒转嫁到了母亲身上。我问她：“他爱你吗？他爱我们吗？”母亲点点头。我冲她大吼：“那他为什么要娶别的女人？你为什么什么都没做？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什么就那么让他走掉？！”母亲道：“他没有真正地离开，他一直在……”

　　可我一点都听不进她的话，以为她又拿小时候骗我的那套说辞来安慰我，只顾声嘶力竭地大喊：“他从不跟我们联络！我做错了什么？他儿子长这么大了他连一眼都不想见吗？我从小到大的努力是为了什么？！”

　　我越说越伤心，越说越委屈，最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那是我唯一一次哭得那么狼狈。母亲说：“你的努力，他都看得到的。”我愤怒地问：“他长了第三只眼吗？！他看到了也弥补不了这些年的父爱！”母亲说：“他这些年一直陪着你的，从你生下来到十八岁，一直都是他在养你。”

　　她的话让我惊呆了，仔细一想，竟有种吃了苍蝇一般的恶心。我开始痛恨起母亲，她竟然拿我做手段，竟然心安理得地用着一个已经和她没有什么关系的男人的钱，真是厚颜无耻！我同时一样憎恶我的父亲，既然他已经选择抛弃我们，为什么还默默无闻地支持着我们？装得一副好丈夫好父亲的样子，却从来没有履行一个男人真正的责任！但我最厌恶的还是自己，我厌恶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些窝囊故事，恨不得自己没有出生过，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回头路了。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有够奇怪的。别的男孩子都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到达叛逆的巅峰，我却在二十一二岁时和自己的母亲打冷战，一冷战就是好几年。当时的我非常迷茫，就好像被火烤着的无头苍蝇，空有满腔灼热的愤懑，却不知道发泄到何处。我只能通过远离那些给我带来痛苦的人，来缓解和忽视我的痛苦。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萌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按理来说，母亲身体染恙，我应该好好读书，毕业找个离家近的工作，安安分分生活，好好照顾她。但我那时满脑子都是逃走的念头，我不想看见病怏怏的女人，一看到她我就会想起那张照片，想起父亲毫无感情黑洞一样的双眼，还有我本来应得的父爱，本来可以过的尊严的生活。

　　是的，尊严的生活，我想那是一个二十来岁小伙子心里最崇高的信仰，谁都不能侵犯，包括无法选择的过去。母亲并未反对我要出国的事，但她执意要为我付学费，我当然不可能再拿她的钱，更有可能是我父亲的钱。我开始疯狂工作，坚信财富能给人带来自由和尊严，而且我干得也不错。暑假结束后，我教课的那家私人学校把我留了下来，成为正式的老师，到大四寒假时，我已经存了一万块钱了。

　　然而一万块钱对于昂贵的国外开销无异于杯水车薪，不过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崔英杰，对，就是你现在的老板――我以前都叫他英杰，但他很反感别人这么叫他，因为太俗气，所以一直都介绍自己的英文名――没想到吧？我们的缘分算是奇缘了。

　　英杰是我在英语学校的一对一VIP学生，他父亲是教育厅的官儿，从小就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包括出国留学。实际上他只比我小一岁，我们都喜欢菲茨杰拉德和西蒙尼蒂，因此共同语言很多，平时都以兄弟相称。我告诉他我打算出国留学，但可能要工作一阵才能凑够钱，英杰说：“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冒险？”

　　英杰是个天生的生意人，加上他父亲的资源，这个“主意”被他玩得风生水起。我们一人出了一万块钱去注册了一家公司――实际上就是高中部那家奶茶店的前身，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那时大学生创业的政策非常优惠。公司拿到了三年免税免租的资格，每个月还有一千块钱的补贴，最关键的是我有了自己的不动产。英杰帮我用公司作抵押在银行办了贷款，顺利凑够了我第一年留学的生活费。

　　就这样，加上第一年的奖学金，我终于攒够了本钱，在大四毕业之后只身去了纽黑文。九十年代末去美国留学比现在难度大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钻牛角尖选了USA作为目的地，可能潜意识里还是对父亲的事不甘心吧，总想知道更多，总想再离得近一点，看看他现在怎么样。

　　所以在安定下来后没多久，我就去了旧金山一趟，妄想能在那个城市里找到一点父亲的线索，却一无所获。机械厂早已更名，谷歌上也搜不到什么有用的老资料，我没有门路，束手无策，受了不小打击，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一时冲动来了美国。但我想到英杰一年后也要来美国，自己总不能给他起个坏头吧？总算勉强撑下来了。

　　在美国的第五年，我的导师启动了一项研究语义变迁的新课题，给我的任务就是带着研究生收集整理不同地区的旧报纸。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份1984年的《旧金山日报》，商业版有一张黑白照片，画面里玻璃门上的LOGO像极了机械厂的老标志。我一下紧张起来，跟着图片说明找到了相关报道，文章里写道“这是中国第一家进军海外市场的军工企业，负责人Mr. Ou既是一名中国军官的后代，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生……”

　　我看着那张老照片，浑身的血都在往头顶涌。但那时的我已经成熟了许多，没有再像刚到美国那样没头没脑就往旧金山跑。我按捺住慌乱的心情，先找到那篇报道的作者和版面责任编辑，然后谷歌到了日报社现在的电话，给他们打了过去。我问接线员，是否还有个叫Tim McCartney的记者在报社就职，她回答说没有。我问，那有叫Mason Stanley的编辑吗？谢天谢地，她说有，帮我转接过去。

　　进展到这一步，那些慌张忐忑好像一瞬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的心异常平静，如同一片无风的湖水。电话里传来Mason Stanley的声音，沙哑而缓慢，问我是谁，有何贵干。我告诉他我在寻找Tim McCartney那篇报道中的主人翁，老先生说：“抱歉，我大概帮不了你，但我可以告诉你Tim的电话，也许他能帮你找到欧先生。”

　　我又打给了Tim McCartney，这一次出乎意料地顺利。我问他是否记得二十多年前一个叫欧容真的人，他说：“已经有很久没有人问起我这位老朋友了。”我问：“您是他的朋友？”他说：“是的，我们几十年前就认识了。”

　　我想问他是否知道父亲现在在哪里，但下意识地止住了，改口问道：“您能不能和我见个面？我想打听一些欧先生的事。”我觉得那是我的某种固执，是真相揭开之前的特殊仪式。他说：“我十多年前就已经搬离旧金山了，如今在底特律当一个潦倒的老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当然可以见面。”我说：“那么明天下午怎么样？”他道：“可以，但我得先告诉你，关于欧，我没什么太多的故事。”然而对于我来说，有故事就足够了。

　　我定了第二天最早的航班，在一家咖啡厅里和Tim见了面。他是个亚裔混血，淡棕色眼睛，深黄的皮肤，看上去显得非常老，皱纹爬满了整张脸，像是一幅地图。他脾气似乎不太好，面相凶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欧年轻的时候可真像。”

　　我没有告诉他欧容真是我的父亲，只问他和欧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那次采访，欧作为公司的领导，向我介绍了企业的情况。他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谈吐得当，举止优雅，算得上我见过最有风度和才华的人。所以，本来报道这家企业只是华人商会要求我们的，但那篇稿件我倒写得很用心。”

　　“你们从那时就成为朋友了吗？”我问他。

　　“没有。欧虽然表现得很和蔼可亲，但我感觉得出来，他那样都是装出来的。我们真正成为朋友是在骑马俱乐部里，他每周都要去两三次，是个骑马好手。那天我偶然碰见了他，便一起闲聊了起来。他是中国人，我母亲是广东人，我们也算有一点共同话题。我说：‘你骑马的时候和在公司的时候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他说：‘我总得应付工作上的各种人吧。’我说：‘对啊，就像我也得应付各种约稿的奸商。’他大笑，问我：‘包括我们吗？’我说：‘当然包括你们。’”

　　“后来呢？”

　　“后来我们成了不错的朋友，但也仅限于骑马俱乐部里的闲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他不打算再来骑马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和Jane打算要一个小孩，医生说最好避免与动物接触，以防感染疾病，所以只能这样。”

　　我听到这句就懵了：“要小孩？！”

　　他摆摆手，继续说道：“对，那次采访之后不久他就和Jane结婚了。她是个几乎完美的女人，有钱有势，聪明漂亮，还是华人商会的秘书长，就是她介绍我们第一次见面。欧能娶到她很幸运。”

　　我几乎绝望地问他：“那他们的小孩呢？现在应该成年了吧？”

　　Tim摇头，又点了一根烟，接着道：“没有，他们没有小孩，这也可能是欧一生的遗憾吧。Jane比他年长十岁，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已经过了四十，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两年之后，我又在骑马俱乐部见到了欧，他看起来没有当初那么意气风发了，但仍然算得上迷人。”

　　“他们现在过着无儿无女的生活？”我有点不厚道地痛快了点，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几个月后我就搬离了旧金山，自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那您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吗？”

　　他长叹一声道：“我听说他几年前去世了，死于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