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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荒城残雪(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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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学生运动结束后的第四天,我在校长室被秘密约谈了。
审问我的是个面容和身形都很清瘦的年轻军官,深眼窝,高颧骨,肤色很白。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举手投足间显示出不俗的涵养。他的汉语讲得很好,但我知道他是日本人。
我抿紧了唇直视着他,尽量让自己不表现出任何的软弱和畏葸。狗日的日本人,中国人决不会低头。也不会被引诱。
但我知道我心里是恐惧的、不安的,张诚纲一直都没有回来,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令我窒息。我虽然在沙发上坐下了,却并没有坐实,我的上身紧绷,小腿僵直,双足紧踏着地面,抵消了身体部分重量,以至于松软的沙发只是被坐出了一些浅浅的波纹。
“听说张以倩先生与张诚纲先生是同事又是近邻,所以我们要请您辨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张诚纲先生?”
我嚯的起身,一把接过白手套递过来的一沓照片,我的双手带动着全身都在颤抖。因为我在照片上一眼就找到了他的脸。
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这些照片,身体纹丝不动,只是出神。
我知道这拍的是张诚纲呼吁学生返校的场景。可这一帧帧连起来,却是一组极具煽动力的动作,反而更像在号召学生起义。
照片不会说话,可以被解读成千万种意思,包括与初衷截然相反的那一种。
白手套坐在对面紧盯着我,幽幽地问:“是他吗?”声音带着不容争辩的自信和不动声色的蛊惑。
“不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但我知道我的任何反应都在白手套的观察和掌握之中,包括刚才看照片时,面上勉力忍住的时刻都可能崩落的风起云涌的表情。
“呵呵,”白手套冷笑道:“贵校就只有张以倩先生认不出张诚纲先生,这到底是寡情还是痴情呢?”
“你们居然在全校指认他?”我一怔,复又冷冷道:“既然已经得出结论,那还要我指认什么呢?”
白手套继续得意地笑道:“张诚纲先生无疑是这场事件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煽动利用无知学生,照成学生的流血伤亡,破坏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居心何其险恶!这是学校应该提倡的吗?”
滚你他妈的大东亚共荣圈!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张诚纲是什么样的人?过往的一幕幕与他有关的情节还无比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个如此天性开朗、正直善良、勇于担当、热爱生活、关心学生的人!
我已经忘了我是如何与白手套争辩的了。
我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正义的,但是为了洗雪张诚纲的“罪名”,我只记得我反复说着一句话:“他不是要她们去游行!不是要她们往前走!而是在阻止她们!要求她们回到学校里去!相信我!我说的都是事实!”
只记得最后白手套说:“我劝张以倩先生还是接受事实吧。张诚纲先生早已供认不讳,毫无异议地在认罪书上签字了。”
我在如遭雷击的同时,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运动前夕的一个夜晚,我回教员室取一本书。快到门口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激烈的对话。
“先生给我们讲明史,不是盛赞过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生不是推崇杨涟、孙承宗、卢象升?先生给我们讲时事,不是也赞叹过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先生为什么就独不许我们牺牲?”
“我是敬佩谭嗣同先生,但对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先生也没有微词。在乱世中保全生命,也是有力量的。你们务必记住,在能够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活着。要知道,只有活着,才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回去吧。你们都是值得尊敬的爱国者。但你们是女孩儿,还都那样年轻,我只希望你们能把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尽可能地燃烧至最重要的时刻。但我既然阻止不了你们,”他安静地说:“那么一旦有人问起,你们就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要你们去闹的,因为先生的话不能不听。”
“这怎么行?!”我和那女学生异口同声。
张诚纲只是笑。或许这是他所能想到的保护学生的唯一方式。
陡然的一阵风。书页像流水一般被风哗哗吹动,终于掀过了书底,啪的一声砸落在地上。张诚纲就默默坐在书案前,双眼平视着前方,任桌上的一切被风雪席卷,既不抬手收拾也不起身关闭门窗。他是那么淡然,仿佛任天风海雨肆意激荡也丝毫憾动不了他;他是那么静穆,庄严的就像一座神像。我从未在他的脸上,看到那么绝望又决绝的神情。我同时感受到了他强烈的疲惫感和无力感。巨大的悲怆像潮水一般向我涌来,将我淹没殆尽。
暗夜无边。
女学生也动容了。她呆立了好一阵子,终于回过了神,从地上捡起书本,庄重地放在他的案头,拾起镇纸压住。又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开。
我依然站在门口,看到他惨白着脸,对我招了招手,顿了一下,又迅速用力摆手,大概是本来想叫我进来,却又怕拖累我般立即反应过来要赶我离开。他站在远处,勉强扯了个微笑,故作轻松地对我说:“张先生快回去吧,千万小心些。我清点了一夜财物,理想估计都不够带你逃的。”
看到他这样故作旷达,我突然暴怒了,汪着满眼泪水疾步上前,揪紧了他的衣领,抬眼直视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只要保守估计够你自己逃就行了!”
不想这一个“逃”字,居然一语成谶。
我从回忆中醒过神来,突然间心头过电一般地洞明了。他一定是将错就错,故意认罪的。为什么?为了那些学生能顺利释放吗?
想通这一节,我顿时双腿一软,失了主心骨般地狠狠一跌,瘫坐进了沙发里。这一次,松软的沙发深深地向下凹陷,我像陷入了泥淖一般,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把自己从中抽拔出来。
张诚纲绝望又决绝的神情在我眼前闪了又闪。
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落下来。
我想起了那篇《五人墓碑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而对张诚纲来说,这到底是阴错阳差的偶然巧合,还是命中注定的必然抉择?
八
这之后,被捕的学生被陆续遣送回校了。此次事件史称“一一九”惨案,学生重伤8人,轻伤140人,住院43人。铁路最后还是修成了,不过进程被迫推迟,学生的血没有白流。所幸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只是轻伤。可唯独不见他,也打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学校里已经出现了各种传言,由于张诚纲本就身世隐晦、身份神秘,有人说他其实是南方革命党人,因着特殊任务才暂时潜伏在我们学校里,这次大概是借着被捕的契机,调整或更换了任务秘密离开了。也有人说,张诚纲可能有其他重任在身,所以在此次事件中本想韬光养晦、冷静观察,却不得已做出了牺牲,恐怕任务已然告失。说起来,张诚纲这个名字还不一定是真名呢。还有人说他也没什么来路,就是身家清白,怕是被当局杀鸡儆猴,即便没做替死鬼也凶多吉少了……
两个月后,学校传达室让我去接电话。
拾起电话,我麻木无力地“喂”了一声,却意外地听到了魂牵梦萦的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张先生,我是张诚纲。”
“诚纲!你在哪里?!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他们说……”
“张先生,我还有20秒的通话时间。”对方迅速打断了我的话,声音冷静而沉稳:“你不要问我在哪里,也不要问我要去哪里。你只要知道,我还活着,便好了。再见,保重。”
“你……”不等我下一句话出口,电话那头已经传出了忙音。
这以后,远在关外的哈尔滨越发地不得安宁。我也改名换姓,辗转多方,起起落落。
1928年1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后,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次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东北军兵败,被迫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1931年9月8日,“九一八”事变。次年2月,哈尔滨沦陷。3月,日本在东三省扶持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我逃离沦陷区,更名吴曼倩,投奔上海的母亲和继父一家。两年后,因家庭原因,转而投奔定居北京的伯父,同年我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我对北京大学的向往,或许源自它与张诚纲有所关联的私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事变发生前,我作为关外沦陷区逃亡而来的东北学生,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当局的议和态度尤为激愤,第一次作为主力参加了学生运动。事变后,我随校南迁长沙。
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大。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1945年10月,哈尔滨解放。我研究明史,略有小成。
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迁回北京复校。同年7月,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哈尔滨。因工作紧迫,又不忍目睹故土的满目苍夷,不久便返回北京。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我回哈尔滨执教,恢复本名张以倩。
1958年1月,我由于身体原因,被送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治疗。
1962年6月,中国与苏联关系决裂,我滞留苏联,侥幸逃脱了其后的十年浩劫。因百无聊赖,反复研读一直随我辗转东西的《自由书》、《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张诚纲赠予我的,梁启超先生的书),开始对近代史和学术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1966年6月,“XX大革命”爆发。其后,听闻东北祖宅被接管,祖辈、父辈均遭迫害,生死不明。虽没有亲历,但这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每当旧疾复发、痛不欲生的时候,每当思念亲人、孤苦难耐的时候,我总要反复告诉自己,要努力活下去。
1976年10月,粉粹“X人帮”。我于次年7月,重回哈尔滨。家业零落,故交星散。我孤身一人,反成了故乡孑遗。我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近代史。其后,个人著述陆续刊行。
……
几十年过去了,连国家和个人的编年史都变得如此卷帙浩繁,我在每一个不胜唏嘘的雪夜里,总会想起张诚纲。
可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连电话都没有再接到过。
再也没有。
即便我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追寻的可能,并不懈地创造着这种可能。
人世的沧桑变幻里,再也照不见他的眼眸。
张诚纲,永远定格在了1928年的冬日里。
却在每一个冬日里,凝视我野草一般的生命。
九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清晰地记得关于张诚纲的那么多细节。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已经渐渐忘却了很多东西。甚至忘记了,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数学家,反而成了一名卓有声望的史学家;我为什么无论去到哪里,都会想方设法回到寒冷的哈尔滨,眼见着就要在这里度过我的一生。
今夜雪落无声。我做了一个梦。
我衣衫褴褛,人却是年轻时的形容,赤着足在一座战后的荒城里狂奔。四下里是残雪覆盖不住的焦土,间或有黑黄的草杆从灰烬里拔节而出,在野风中摇曳不止。这种狂野恣肆、在天地里兀自生灭的生命力,愈发地衬托出了这满城的荒凉与破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地焦躁紧张,带着难以形容的恐慌,在这里疯狂地、永不停歇地拔足狂奔。我只知道我似乎是在找一个人。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城里找一个人。
不知跑了有多久,我终于从城郊跑到了城墙根。这里尸骸累叠,残体支柱,半腐烂的颅骨里盛着雪絮,荒草里浸满膏血,黑色的焦土中透出诡异的深红。
我发了疯一样地用冻得通红的手拨开野草、扒开土和雪、撕开布幔,仔细地辨认一张张死人脸。除去那些被烈火焚烧得面目全非、被锐器切削得血肉模糊或残缺不全的头脸以外,他们面上的表情或扭曲狰狞、或惊怒交加,或悲伤绝望、或恬静安详……
不是,不是,不是,也不是……
每看过一张陌生的死人脸,我都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没有……
每跨过一具躯体,我都因为没能发现生的气息而感到绝望。
塞上燕脂凝夜紫。
当如血的残阳在城楼高挂,天际一片绮丽而诡异的霞光时,我坐在城门口嚎哭。不知道是为不能找到活着的他而痛苦绝望,还是为没有找到死去的他而感谢上苍。
后来,有个路人告诉我,这一场攻城战,也不是没有人生还。据说,有一支小队,从城后突围,并没有再回来。
我在巨大的悲伤中醒来。梦醒时汗水浸湿了衣背,连触手的被褥都是一阵冰凉。
天还没亮,我却再无睡意,拧亮了台灯,兀自拥被而坐。
我仔细回想这个没来由的梦。分析我要寻找的那个人的命运。
不敢想更好,不愿想更坏,不能想更深。
我不敢想他已经去了他要去的地方,做着他要做的事,终有一日能与我重逢,因为我害怕我把现实想得过于美好,会在幻想破灭的瞬间因极度失望而痛不欲生。我更不愿做最坏的打算,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他早已葬身火海,尸骨无存。
像是一种预言,抑或是一个征兆,我在潜意识里给他安排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也最合理的结局。那就是,他在活着突围的那一群人里,业已远走高飞。他或许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再回来,甚至必须与一切有关联的人隔绝音信,但他至少没有战死在那一场攻城战里。
张诚纲一定还活着吧。
他说过,在能够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活着。
他在的地方还能看到雪吗?他还记得那些下雪的夜晚吗?
无论怎么说,活着总是好的。
看不看得到雪,又有什么关系呢?
记不记得,那就更不重要了。
反正,我已经替他都记着了。
1979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