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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一部分导论第3 节星占学的历史线索 ...

  •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在西方世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
      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
      ~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
      有星占预言。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 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
      称为《征兆结集》(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ūma Anu Enlil)的大型星占文献。生
      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 年)已
      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 ~前540 年),
      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 astrology )之名盛称于世,以至于在西
      方语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

      接着,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
      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 年)之前,军国星占
      学就传入了埃及。随后,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
      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
      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现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
      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
      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
      公元前280 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
      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而历史更悠久但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
      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始终只有
      军国星占学一个类型,而且承继性极强,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
      再变化。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二)。而庞大完
      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中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军
      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参见江晓原:
      《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2)。

      然而,尽管一种军国星占学体系在古代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意味
      着其间从未出现过西方生辰星占学的踪迹——后者向东方传播,也曾几次到达中
      华大地。在第一次东传浪潮中,佛教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
      发源地印度,本来就有自己的星占学,大体也属生辰星占学类型;而从大约公元
      前400 年开始,印度天学处于巴比伦的影响之下,至亚历山大远征,希腊的影响
      又进入印度天学,先与巴比伦影响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约公元400 ~1600
      年,是印度天学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前,佛教已开始向印度境外输出。宗
      教家向异地传教时,通常都要吸纳星占、医药之类的学术,以便打动人心,达到
      “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些夹杂着巴比伦、希腊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
      辰星占学,先从北路经过中亚诸国而传入中土;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的兴盛,到
      隋唐之际,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往以南路为主频繁展开。因而在六朝隋唐时
      期,伴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学(有时杂以印度、中亚等处地方色彩)在中
      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几至家传户晓。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第二次到达中国是蒙古人的疯狂征服及其横跨欧、亚之大
      帝国建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朝御用天学机构中接纳了一些□□星占学内容
      ——这种星占学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腊—巴比伦。不过这次东传的规模很小,影
      响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星占学第三次进入中国是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
      的副产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阁(J.N.Smogolenski )的《天步真原》一书,
      这是一种介绍生辰星占学以及排算算命天宫图的实用性手册。但是星占学本不是
      罗马教会大力讲求的学问,而且此时已是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开始、现代意义上
      的天文学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即使在醉心于耶稣会士传来的各种西方
      学术的那部分中国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星占学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视。这次传入
      的影响甚至比第二次还要小。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既未产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学,西方传来的
      也只是匆匆过客而没有长久的市场,那么难道中国人竟对于预卜自己个人的穷通
      祸福从来就不感兴趣?当然不是如此。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
      辰星占学来完成,在中国则由八字算命来完成。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共同之处——
      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只是中国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
      自然不可能被归入星占学的范畴。至于中国八字算命法在其创立过程中是否曾受
      到西方生辰星占学的影响或启发,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天学真原》,
      第355 、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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